书城文学瞿秋白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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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假设使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须更进一步,先明了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的青年妇女,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Nyokching

Tsur博士之《宁波人的企业》,德国蒂宾根一九O九年版,第五十—页。)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里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有“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

(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

,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有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王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铐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

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