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瞿秋白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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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青年》之新宣言

《〈新青年〉之新宣言》初刊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出版,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那时我才说:唉,“一瞬”,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我所留的痕迹,必定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歌德之《浮士德》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

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对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进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之残酷,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贿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象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知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绎,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细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颟顸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初刊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署名屈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