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灯，那是一盏充满希望的明灯，散发着让我们免却顾虑和惊惧的爱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行程。它让不懂的人为之困惑，而懂的人则为之感动一生。
期待父亲的笑
林清玄
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踬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的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竹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也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推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来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在六十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渺小。
我后来从事报导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善良、进取的人生观。
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战，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健，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孽，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孽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孽吧！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
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背影
朱自清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站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站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站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8个红包
唐生德
平静的日子，父亲将祝福装成红包；贫穷落魄的岁月，父亲将温暖装进红包；生命最后的时光，父亲将希望装进红包。我数了数，18个红包装着5252元钱，读起来正是“吾爱吾儿”！
高三那年，父亲被查出晚期直肠癌，住进医院。接到病危通知书后，我不知道父亲还有没有机会回家。
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伸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手，将一把钥匙放到我手心说：“儿呀，有样东西我本想亲手交给你，可现在只能让你自己回家拿了。”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已经一贫如洗，父亲还能给我什么？
后来，父亲已无法进食，也说不出话，手上的血管再也打不进液体。那天，他“嗯呀”地从喉咙里挤出一丝声音，我凑近细听，听出是“钥匙”两个字。父亲的脸憋得通红，我这才想起他给我的那把小钥匙。父亲睁大空洞的双眼盯着我，张了张嘴，嘴角抽了抽，头一歪，便没了气。
白床单覆盖了父亲的脸，我双腿发软，跪倒在他面前，心脏像被剐成了一片片。父亲走了，我仿佛成了一截无根之木，轻飘飘的，全身虚空。办完丧事，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父亲的抽屉。抽屉里有个发黄的小木盒，里面放着18个红包。
最旧的那个红包已变成猪肝色，封皮上有两行模糊的蝇头小字，我认出是父亲的笔迹：儿子，从现在开始，爸爸每年会将从单位领到的新年红包，连同吉祥如意留给你！落款是“1990年正月初八”。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天。抚摸着发黄的字迹，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父亲嘴角含笑，正虔诚地为新生的我写下期许和祝福。
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是做饭。每次他炒的菜被我一扫而光时，他便会摸着我的头“嘿嘿”憨笑。虽然父母都是普通职工，收入不高，但日子过得平静幸福。
20世纪90年代末，父亲的单位开始走下坡路。拖了两年，后来连工资也开不了，父亲只好去拉保险。他穿着极不合身的旧西装，提着又大又沉的业务包，脸上堆满刻板的笑。他结结巴巴跟客户解释保险，紧张得打颤，不停地用手抹脑门上的汗珠。
我抚摸着两个薄薄的、封皮印着保险广告的红包，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再不会躲在角落里嘲笑父亲蹩脚的推销。我要大方地走过去，为他拎拎包捶捶背。
父亲早出晚归，还是拉不到多少业务。春节后，父亲耷拉着脑袋到处找工作。小小县城里活难找，父亲只好去学开车，后来总算在公交公司当了司机。
最后一个红包，是2008年的，装着125元钱。那时，父亲刚动完手术，生命朝不保夕，时时需要救命钱。他不仅没动用这些红包，还从医药费中抠出了珍贵的125元！
平静的日子，父亲将祝福装成红包；贫穷落魄的岁月，父亲将温暖装进红包；生命最后的时光，父亲将希望装进红包。我数了数，18个红包装着5252元钱，读起来正是“吾爱吾儿”！
最后的背影
张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