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个意外
我在职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发生在我刚刚走出校门，进入大机关做公务员的第一年。事实上这一次挫折并不大，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接近儿戏，但我多年来却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连导致我遭受挫折的人名姓都想不起来了，却始终无法忘记挫折的全部过程。
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算是我的“初痛”吧。
第一次总有点不同寻常，而且这一次挫折彻底改变了我，把这件事记述下来，或许也是值得的。
这一次“挫折”实际上是由三个小事件所组成，事件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唯一贯穿于其中的，是我的性格变化。
细说这一次事件，要从我是如何进入机关成为一名公务员的时候说起。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值高等教育的产品跌落到有史以来最低点的时候，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宠儿，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应届毕业生的缺点与不足，报道的重点侧重于男大学生心理变异，女大学生卖淫与同居，好象天底下的脏事全让不懂事的学生们干了。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只要将国内的学生们宰个精光，这世界就太平了。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诫说：要夹起尾巴做人！
不曾想，这条尾巴一夹，我们就把自己弄成了“落水狗“，落到了个人人喊打的局面。
我夹着尾巴去单位报到，才知道我还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将我放在二级单位的事业编制。上班半年后有同事悄悄的告诉我，单位之所以把我招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单位需要一名懂得国际汇率的人做具体的工作，另外呢，单位是想利用我这个名额，安排一名子弟兵。
也就是说，单位扩编打的是我的旗号，而最终成为公务员的，却有可能是某领导的亲属。
幸好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挫折“，这些挫折逼得我把夹起的尾巴跷起来，不再谨小慎微的做人，而是理直气壮的主张自己的权力，这才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不仅没有成为职场政治与阴谋的牺牲品，反而让这次事件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成功。
但成功来自于前面的人生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说失败。
我们这个单位很怪——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官僚部门都很怪——有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考核处级部门与每个人的“资讯发表篇数“。这就要求单位的每一名职工都要皱着眉头握起笔，把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写成新闻报导向报社投稿，如果报社发表了一篇，部门就会获得一分，撰写报告的职工除了稿费之外，还可以从单位领到五十元的奖金。
这个考核标准真的对了我的脾胃。
早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是几家杂志和报纸编辑的“统战对象”，即使在我工作之后，我的稿费也经常性的高于我的主营业务收入。以我的能力，搞几篇“资讯报道”，岂不是手到擒来吗？
我把事情想得非常简单，并立即动笔开写，写完后请处长审阅，处长签字后报局长，然后投稿发出，然后一如泥牛入海，从此没有动静。
我连续投了十几篇稿，却始终未有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我又拿着刚刚写好的资讯去找处长审阅，可处长却不肯签字，他推开我递过去的资讯，说：“不要光知道写啊，你是咱们处里的骨干，光写不行，你得发几篇啊，要不咱们处里的分都被你给扣光了。”
当时我的脸涨得痛红。才知道局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对处室的考评除了发表的资讯篇数之外，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如果写得多而媒体发的少，分数反而会降下来。我再瞅瞅处里的其它同事，才发现同事们压根不急着动笔，而是先去报社找关系，找熟人，都谈妥当了之后，这才动手撰写，一炮而中，远不是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嫩孩子能比得了的。
可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以我的能力，发出那么多的资讯，难道竟没有一篇能够被采用的吗？几十万字的小说我都出版了，难道还搞不掂这么简单的一篇报道？莫非真的是我的专业能力有问题？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琢磨，处里一位年长的女同事满脸神秘的招手叫我过去，让我顿时心跳加快。因为这名女同事年龄虽然比我大上几岁，却是单位里有名的美女，平时她在处里不苟言笑，极是端庄，这时候却突然招呼我，我的心脏顿时就有点失控。
等我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就见她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对我说：“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吧？”
我探头一看，顿时大喜过望，那篇报道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处里那台大家玩游戏的电脑敲出来的，为了这个事同事们已经对我有了好大的意见，如今终于有了个结果，可想我是多么的兴奋了。
可是同事却又说了一句话，顿时让我目瞪口呆。
她说：“可这上面的署名不是你呀。”
我再仔细一瞧，果不其然，报道虽然每个字都是我从脑袋里挤出来的，可是署名却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名。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把报纸拿过来，茫然了。这时候另一名男同事走了过来，只看了一眼，就说道：“这小子是报社的记者，我还认识他呢。”
我明白了，我被人偷了，被剽窃了。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被那位不认识的先生只是改了一下署名，就成了他的作品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事们全都凑了过来，伸头看了个究竟之后，就安慰我几句，然后又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委曲，有着一种强烈的想要大哭一场的欲望，真希望能有一个人在这时候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可是没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象这种事，他们见得多了。
我有一种冲动，想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找到那个剽窃我的报道的人，当面质问他，但我的手一碰到话筒，就颤抖起来，我心里害怕。
我害怕什么？实际上我只是害怕与人争吵，害怕与人打交道。但我的心里不肯承认这一点，虽然我还没有能力与勇气处理好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意外事件，但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很健全，我很快就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回避现实的理由。
我安慰自己说：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对方毕竟是报社的记者，如果我还想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东西的话，就不要把关系弄僵。
这件事并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挫折，我的处理方法才是。
我不敢向报社反映这件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我为了自己的懦弱而寻找的借口，却终于导致了我第二次难堪事件的发生。
（2）又一起难堪事件
第一次剽窃事件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接到当地一家杂志社的电话。
需要解释一下，象我们单位所写的那种“资讯报道”，其新闻价值并不高，外地的报刊是绝无可能刊登这一类东西的，只有当地的报纸杂志才有可能发表，这也是我们所撰写的文章都集中于当地的原因。
给我打电话的这家杂志，虽然发行量极小，却是权威部门主办，极有来头的。接到这个电话时，心里就有些兴奋。
电话里是一个粗喉咙的男人，他大声吼道：我们这里收到一篇投稿，是什么什么内容，是不是你写的？
我急忙回答：是我，是我写的。
然后对方隆重宣布道：“这篇文章，我要了，我有用。”
天地良心，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一个字也不会错的，虽然事隔多年，却仍然言犹在耳。当时我呆了一下，难道我的文章他“有用”，我就没用吗？没用我费这么大的劲写这东西干什么？还没等我想清楚这个“我要了”是什么意思，对方又粗着喉咙吼叫了一声：“没问题吧？”
一瞬间我明白了过来，这又是一位“抢劫者”，不过与报社那位不同的是，这一位是同你打个招呼，变暗偷为明抢，那我应该答应他吗？
虽然事隔多年，我却至今仍然非常佩服我自己的反应能力，我几乎是立即回答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与生存空间这方面，我这一次的表现与行为堪称所有失败者的典范了。
听了我的回答，对方随即命令道：那好，你马上过来一趟，这有几个地方还要改动一下。
我立即蹬上自行车，心情激动的赶了过去，一路上想入非非，自以为如果我出卖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我就与对方成为了“朋友”。做为“朋友”，这位兄弟怎么也应该投桃报李，以后多给我发表几篇文章吧？
当时的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更对职场上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完全是凭了自己的臆想来解读这个世界，遭到了日后的羞辱，也是必然的事情。
帮助别人做坏事，甚至不惜以损害自己利益为代价的，是最典型的小人行为。小人之行，必有小人之辱，这个道理，直到很久之后我花费时间慢慢咀嚼孔子的《论语》，才终于把这个道理想明白。
我骑自行车赶到了杂志社，却惊讶的发现我见到的那位兄弟与电话里表现的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电话里的声音喉咙粗大，说话极有气势，见面时却发现此人声音极是文弱，甚至有几分有气无力。连看我的眼神都是躲躲闪闪，不敢与我正视。
做贼者必心虚。
有一定博弈经验的人就能够依据这点反常马上研判出对方的虚张声势与恐惧心理，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反败为胜。但我在当时明显缺乏这种能力，我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与防范的意识都没有，而是兴冲冲的帮着这个家伙蹂躏我自己，按照他的意思把那篇报道重新写过。
我觉得自己终于交上了一个“朋友”，并因此而在内心里沾沾自喜。
又隔了不久，我又有一篇报道发表了，在另外一家报纸，署名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是我被剽窃的第三篇文章。
我的处长看了这篇报道之后，眉花眼笑，对我说道：你怎么老是出这种事啊。
我委曲的回答：这怎么能怪得了我？
处长笑得更是开心，说：不怪你怪谁？
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原因正是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反省能力，我却将这几件事情归结为“社会真是太黑暗了”。
实际上这个社会非常公平，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之所以认为社会“黑暗”，是因为我自己有如一头戴着眼罩的驴，看不到那伏隐于职场惨烈博弈之中的游戏规则，所以我的眼前只看到一片黑暗。
我严重怀疑佛门中的一句话：你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以我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孩子，心里哪来的什么黑暗？但我当时却感受到了那种几乎压得人窒息的黑暗。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我心理上的缺陷与弱点。
这一次事情发生之后，我仍然缺乏行动的勇气。事实上，从最初开始，我的懦弱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在得到我不断的暗示与强化的前提下，已经进化成为了我的思维本能。
虽然如此，但我心里仍然残存着抗争的欲望。但这种抗争的意愿，同样被我的心理防御机制所扭曲，体现为另一种形态。
当时我的考虑是，要抓紧时间发表几篇，要让我自己有名，要让别人不再敢随意的剽窃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位杂志社的“朋友”，他是剽友中的“君子”，是唯一获得了我的“剽窃授权”的人，他拿走了我的思想，应该有所回报。也只有从他开始，才能实现我的“多多的发表”的目标。
那边接电话的却是一个不耐烦的女人声音，听到我要找的人的姓名，就回答了一句：怎么电话打这儿来了？他早就调走了！
调走了？不会吧？
我当时吃惊得嘴吧都合不拢，明明两周前他还在那间办公室里要求我修改“他的文章”的啊。我再继续问，回答更让我目瞪口呆。
就在两周前，那个家伙让我写好稿子之后，并不是象我想象的那样直接发表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他才不会干这种无意义的蠢事呢。
他把那篇稿子递交到了党委政研室，以此证明了他不仅对当地的政策与经济有着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着极为可行的价值性建议。他因此而被直接调入了党委政研室，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仅仅两个星期，这家伙就干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件事情，其效率之高，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凭心而论，这个家伙在利用别人的智慧方面堪称天才，的确有资格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惊愕之余，我对这个家伙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我想，如果在我的职战生涯中有着老师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一位。
只是，事隔多年，这却把这个家伙的姓名忘得干干净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一件事让我重新认识社会
事后回想起初涉职场的当年，时常让我手心冰冷，捏一把汗。我同几乎绝大多数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从来也不缺乏有经验的长者的教诲，只是我们的偏激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我们对这个社会信息的有选择性接收。
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一样，实际上一个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由于对职场的隔膜及游戏规则的一无所知，始终处于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恐惧状态之中。这一状态导致了年轻人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其表现形式为：用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臆造出职场与社会的游戏法则，并遵循这个并不存在的法则而行事，同时也这样要求于别人。
所以，往往越是年轻人，思维就越是顽固，拒绝变通，也越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愤青”！
因为年轻人的自我尽管虚幻，却是他们人格形成的唯一凭借。如果把职场比喻为大海，那么这个用解剖刀找不到的自我人格，就象是大海里的一艘小舢板，别管这条舢板是多么的禁不起风浪，怎样的跑冒滴漏，但如果离开了这条小舢板的话，远行者就会溺毙于潜意识的海洋之中。
让一个年轻人接受“现实中博弈而形成的”职场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让他们先行放弃他们在海洋中飘泊时赖以保命的破烂舢板。除非他们已经及时的打造出新规则的战舰，否则，他们是无法离开这条渗水破裂的小船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的迹象。
幸好当时发生了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这一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我的职场范畴之内，却让我因此而重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并彻底的扭转了我偏激的思维。
在发生这件极尽戏剧化的事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前景的不妙，我知道肯定有什么问题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必须要行动起来拯救我自己。于是经过多日的犹豫与绝决，我终于强迫自己，趁办公室的同事们都不在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第三家剽窃我文章的报社，要找剽窃者理论。
之所以这个电话要选择在办公室无人的时候打，是因为我心里的恐惧感，我当然知道打了这个电话也不会有人吃了我。但我不懂规则，对陌生的事情缺乏把握，心里的迷茫与失措也就是正常的了。
报社方面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还没等我结结巴巴的把话说清楚，对方就不耐烦说道：那个署名不是我们报社的人，是读者的投稿，你自己找作者说去吧，这事跟我们无关！
然后她就要挂断电话。我急忙嗑嗑吧吧的问“作者”的联系方式，对方冷冷的扔过来三个字：“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了。
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在推搪，报社既然用的是“作者投稿”，岂有不知道投稿者的联系方式的道理？我甚至怀疑这个接电话的女人正是剽窃了我的文章的人，否则她何以如此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