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于义愤，组织国家社会党
早在五四时期，张东荪便一再声明脱离政治，不再谈论政治。1920年7月，他在给张君劢的通信中说：“弟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以译书著书报答于族众。即杂志与日报之言论事务亦颇思摆脱。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者，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或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兄等对于旧势力为炮兵骑兵以事攻击，弟则愿守辎重，或作农夫，为诸公制造粮食也。”在社会主义论战的高潮中，张东荪再次表示了自己脱离政治、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意向：以后“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也”；又说：“至于我个人，此后拟研究哲学。只希望将来由上面所谓我们者造成新社会后，做一个分子，尽相当的义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较长时间内，张东荪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哲学”和“译书著书”和教书上，没有对政治抱有太大的兴趣，对于时局基本上抱一种“静待”的态度，只想从文化教育方面培植中国政治的根基。然而，“好为政论”的他也常常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地接触政治，即坚持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立场，对现实社会和政治不断进行评议。1922年1月在《东方杂志》19卷21号“宪法研究号”上作《宪法上的议会问题》；9月，他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表示，既赞同中共提出的“打倒军阀”“抵抗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又坚持反对建立中共，认为“中国不需要代表一种特定主张的政党”。1924年1月10日在《东方杂志》21卷1号上发表《中国政制问题》，站在局外人立场上评议中国宪政问题；1922年6月23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思想问题》；1923年6月25日在《东方杂志》20卷12号上发表《谁能救中国》公开声称救中国者唯有“士”——中国知识阶级。对于共产主义，他持貌似公正客观的态度，主张政府划一块“试验区”，让共产党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使共产党尝试失败而自行取消“共产主义”。
但总体上说，张东荪对政治基本上抱一种“静观世变”的态度。
1927年4月，北伐军进占上海。由于研究系一贯的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在上海的研究系分子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张东荪也被目为“学阀”，在通缉之列，他被迫逃到外国租界中躲避。对此，他后来说：“国民党北伐至长江，任之先生与余皆被目为学阀，加以通缉者，不止一次。彼时所谓学阀，即指反对一党专政之民主思想者而言。”他所主持的中国公学也被国民党接收；《时事新报》也通过改组，脱离了研究系的控制；张君劢在吴淞创办的国立政治大学也被解散。这样，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在上海多年苦心经营的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随后，国民党开始其反动的独裁统治，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张东荪有鉴于言论不得自由，报纸不能再说自己的话了，便彻底脱离了报界。“我之所以脱离报界就因为民国16年以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1927年后，张东荪一度任东南大学教授，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长兼哲学教授，继续从事教书和著书工作。
对于中国的政局，张东荪时时关注。1928年10月，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实行“训政”，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一党执政。不仅如此，国民党还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一系列法令，剥夺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更不允许国民党以外建立新的政党，即所谓“党外无党”。一贯坚持民主主义的张东荪对此十分反感，坚决予以抵制。对于政治，张东荪素来“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们的基本权利，是创造新文化的必要前提，“我以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文化。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即抵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对内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对外实行所谓“攘内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于当时抗日、民主两大历史潮流。这引起了张东荪的极大愤慨。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无法安心于书斋中的哲学思索和研究。
1931年10月，很长时间内不谈政治的张东荪，与张君劢一起，发起建立了“再生社”；次年5月，创办机关刊物《再生》杂志，193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重新关注起现实的政治，积极主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关于组织国家社会党、重新关注和评议政治的动机，张东荪在后来回忆说：“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当时张君劢先生曾与我明白相约，说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
实际上，组织国家社会党，是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人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后才成立的。
国家社会党，是由晚清立宪派、民国初年的进步党和研究系发展而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人自称：“本党的先进，在清末早已从事于宪政运动，至于海外部分，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悠久的民族革命思想。所以假使欲进溯本党的历史渊源，恐怕比同盟会还要早些，也可以说是中国讲宪政最早的一个政党。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连，但未尝不可说是一脉相承。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
民国初期，梁启超组织领导的进步党，后来演变为研究系，积极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在中国实行立宪共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体。当1918年国会大选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深深体会了当时政治的弊端，便相约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政治，致力于文化运动。但他们从事文化运动的目的，是看到政治革命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政党政治缺乏必要的社会根基，只有从事文化运动，培植社会根基，才能在中国真正实行政党政治。所以，梁启超、张东荪在五四时期致力于文化事业，主要是为新的政治奠定坚实而必要的社会基础的，一旦这样的社会基础奠定了，他们还是要参与政治的。
这种倾向，在当时傅治与张东荪的通讯中表示的较为明显。1920年10月15日，傅治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政治运动须有基础，先生所谓非候青年团成立，不向一般国民说话，只即求基础之义，治始终笃信而主张之。”“故治欲问先生者，即先生所谓之青年团，将由何道以成立耶？前者所采之联络主义，可谓组织青年团之预备，不可谓组织青年团之办法也。至事业方面，则先生所提学校问题，最为切实，望任公摆脱政治之泛运动，全力从事于此事，社科不必多，惟教授须最高手，藏书楼须极完备，须有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采，此为吾辈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间接关系）之重要基本，应早筹备。”可见，张东荪在与傅治讨论团体事业之前途与办法时，他的意思是先从事文化事业，培植社会基础，然后再组织团体；先组织团体，培植政治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组织政党。所以，即使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脱离了政治，当并没有完全放弃将来要组织有力的政党的努力。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共学社、讲学社等学术团体，创办《解放与改造》、接办中国公学等等，虽然是研究系从事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为了集合同志，以便形成未来资产阶级政党的核心。
在1923年时，张东荪与张君劢等人便讨论过组织政党问题，认为首先创办理想杂志，集合同志，进而组党。对此，张君劢在日记中说：“与东荪筑山庭锐振铎等十余人，商量办一理想杂志，以唯心史观为中心概念，再提起组党问题。以东荪为主干，六几为编辑。欲为吾国思想界，成一新分野。”
正因如此，梁启超和张东荪尽管表示脱离了政治，但对于当时的政局却是比较留意的。当第二次直奉战后，张东荪还一度鼓励梁启超关注时局变化，只是由于很快看到研究系不可能有所作为，才又作罢。这在1922年6月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中可以看出。他说：“公政治兴会如何？荪鼓动公政治兴会诚该打，近得消息知前途黑暗不下于曩日，吾辈速掩旗息鼓为要。黄坡复位必见事实，其来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预存钳制直系之心，将来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间旧国会议员早已置制宪于脑后，而专心于阁员之分配。五、六年之旧戏，行将重演，吾辈宜避而远之。”梁启超在回张东荪的信上说：“时局如奕（羿）棋，吾伎旁观者惟有叹息。东荪来书前热后冷，此间人正复尔尔。但使国宪能成，新选举能现，吾伎正非无活动余地，但恐今尚非时耳。”他又对张东荪说：“两三月后时局或有意外之大变化，迥非一般人拟议所能及者，今暂取沈静态度可耳。”
这些材料均表明，张东荪与梁启超等人实际上在不断地为组织新的政治团体而作努力。然而，正当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积聚力量、组织团体，酝酿组织新的政党时，国民革命迅速高涨，特别是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到江浙地区，国民党控制了上海、南京等地，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和蒋百里等原研究系所苦心经营的文化事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时事新报》脱离了研究系，中国公学被国民党人接办，张君劢主持的政治大学停办，张东荪等研究系骨干受到蒋介石的通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组党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所以，直到1929年梁启超逝世，他们组建新的政治政党的目标也没有能够实现。
梁启超逝世后，组党的任务便由张东荪和张君劢来肩负。国民党实行“训政”，坚持独裁专制，引起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后来张东荪追述说：“到国民党北伐，我们都曾寄以莫大希望，希望能够从此由本质上来一个全盘的改革，不久这个希望就变成失望。首先看见了第一步是清共，第二步就是一党训政，从民主的眼光来看，一党训政是违反民主的。”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张东荪等人便积极起来抵制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这样，建立资产阶级的政党，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1930年左右，当张东荪还在上海时，便与尚在海外的张君劢联系，决定在国内酝酿筹备组党事宜。此年秋，张东荪北上、到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后，便与在国内的原研究的骨干胡石青、王敬芳、汤住心等人酝酿发起中国宪政党，并起草党纲。1931年9月19日，张君劢从海外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哲学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张东荪与张君劢“承继了研究系的余绪，在北方保持了一部分势力，主要的基础是大学教授，学者，‘下野名流’”，以此为基础，于1931年10月，首先组织了“再生社”。据张君劢的夫人王世英女士回忆，“先是张东荪、胡石青、汤住心、王抟沙、徐君勉、陈博生等先生，先后在北平汤胡两寓，洽谈组织宪政党，并将政纲党章拟定初稿，以待先生返国再作决定。先生返国平与诸先生晤会后，谓宪政党字样太旧，不如改称国家社会党，众皆赞同，于是由先生及东荪、住心、石青先生四人，正式发起，筹组中国国家社会党。”
1932年初，经过张东荪与张君劢、胡石青等人反复商量，最后由张东荪执笔，草拟了《我们所要说的话》和国家社会党的“九十八条政纲”。他们决定在国家社会党正式成立前，先创办一个刊物，作为国家社会党的喉舌。1932年上半年，由张东荪和张君劢发起，罗文干、诸青来、陆叙百、罗隆基、黄任之父子、胡子笏、万武等人相率加入，组织再生社，创办《再生》月刊，由张君劢负责主编。
张东荪为《再生》杂志起草了《简则》。张东荪说：“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绝地，维在此断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所以，将新创办的刊物定名为《再生》（The ational enaissance）。该刊物的宗旨是：“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唯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此方案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于一全盘计画之中。使经济政治教育思想各为此一大系统之一方面。不仅政治制度与经济情形合而为一，抑且教育方针亦与之如两齿轮之相衔接。最后更有一根本思想为其基础。”《再生》杂志的体裁，主要分为：论说、思潮、文艺、通讯、书评、杂载等栏目。其主要撰稿人除了张东荪、张君劢外，还有罗隆基、胡石青、诸青来、潘光旦、王造时、全增嘏、吴文藻、李正刚、金井羊、余颂华、胡子笏、梁实秋、陆鼎揆、陈博生、黄方刚、瞿世英等人。
1932年4月16日，中国国家社会党于北平成立。1933年4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政纲和党章。国社党组织分中央、支部、分部三级；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机构；选举总务委员，下设常务委员，主持党的对内外大计；常务委员不开会时，由总秘书负责。会议选举张东荪、张君劢、汤住心、胡石青、罗隆基、徐君勉、梁秋水、黄任之、诸青来、陆叙百、胡子笏等11人为中央总务委员，张君劢兼总秘书，汤住心先生兼组织部长，罗隆基先生兼财务部长。至此，中国国家社会党正式秘密地成立了。1936年，国家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抗日。张东荪仍任中央总务委员，张君劢继续担任中央总秘书，负责处理党务。
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
1932年5月20日，经过紧张筹备，张东荪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在发刊词中，张东荪起草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在该宣言中，张东荪全面阐述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
张东荪在民国初年便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套政体并没有在中国实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先进的分子把目光集中到俄国人身上，对西方民主政体发生了动摇，倾向于苏俄政体。同时，西方民主政体的确存在着效率较低的弊端，加之西方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很多中国人失去了对西方民主主义的信仰。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法西斯主义思潮，它无疑是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有力冲击，由于它高举民族复兴和民族主义的旗帜，有着比较高的行政效率，与此时暮气沉沉的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在中国，民主主义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抛弃，中国政治向何处去？西方旧的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