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消灭“纯粹哲学”，“哲学于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以外有其独具的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哲学之本有的范围。所以辩证法唯物论只是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而不是哲学；换言之，即决不能取哲学而代之。一切无聊的争论都由于不明这个分别而起。一班辩证法唯物论的信徒总想打倒正式的哲学，其实只是纠扰不清罢了。他们始终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上所讲的问题与哲学上所讲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可怜亦复可笑。”实际上，张东荪挑起论战之初又何尝认识到两者的分别？
30年代张东荪挑起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张东荪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从学理上正视它、研究它，加深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并部分地接受了唯物史观。在论战之前，张东荪将政治与哲学视为互不干涉的两个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视哲学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并受社会存在影响的观点。他曾说：“我以为马克思派所谓哲学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哲学，乃是两个东西。他们的哲学在我们看来可以说并不是哲学。所以他们的哲学可与政治合而为一。我们的哲学却无法办到如此。一班习哲学的朋友千万不可因为马克思派的缘故亦认为哲学与政治能拼成一件事。”
但是通过这场论战，张东荪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在30年代后期所著的《知识与文化》中，他说：“故我始终主张哲学只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假扮出现。中国学者以为谈哲学而可以不涉及政治，在我看来，只是由于无意中想把哲学来作象牙塔。”再后来又说：“所有社会思想、政治思想、道德原理上的最高概念，无不是有其根底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他认为政治与哲学实际上就是一回事。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影响所致。实际上，经过这场论战后，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承认其中有许多“真理”的成分，并开始接受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后来他提出的所谓“唯器史观”、“技术史观”等便是接受唯物史观的证明。可以肯定地说，张东荪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改变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批评和非难态度有关；而他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改变，无疑肇始于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
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在论战过程中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理解上的误解，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有时也颇多偏见的情绪发泄，但其用心是要把论战限在哲学领域，只限于对后来赤色哲学的批评，“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这场论战之功过是非容后评说，但确实对张东荪思想影响很大。此后，他开始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政治理论的了解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其后期思想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或许是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张东荪在挑起“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批评和攻击。他对唯物史观的批评，集中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和原理，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核心问题的非难和批评上。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谈得上对马克思真正的批评，不致落入“圈套”。他解释说：“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斯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是落在马克斯的窠臼中。我以为马克斯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所以我主张我们不妨承认马克斯的主张确有许多地方是对的；但对于他的硬性的范畴，固定的格式，普遍的程序，总之，这些无聊的圈套，却非彻底打破不可。换言之，即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必须择其藩蓠，破其壁垒。”他认为，“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五种“社会形态”等等，便是马克思的“硬性的范畴”、“固定的格式”和“普遍的程序”。正是基于此，张东荪反对马克思主义，重点集中在对这些范畴、格式和程序进行驳难。
1932年6月，张东荪在《再生》1卷2期上发表《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便对唯物史观进行批评，认为唯物史观与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断定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批评唯物史观，决不能放过阶级斗争学说。8月20日，张东荪在《再生》上发表的《阶级问题》，张东荪集中阐述了自己批评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观点。他说：“本篇所要讨论的是在于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情形上。在这个自然亦须要稍稍讨论到新创造派的小资产政治的主张与时代公论派的民族资本家政治的主张。并且还想藉此表明共产派阶级斗争说的矛盾。”
第一，张东荪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所谓的“阶级”一词，“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即照马克斯派来说阶级，在事实上却没有那么一回事。”
他认为，社会学所诠释的阶级，不是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我们平常是为马克思派所蒙蔽。”从社会学讲，阶级只是“社会的分化”（Social ifferentiation），社会的分化不限于经济方面，阶级的发生是由“社会的机能”（Social unction）有分化的必要而成。所以，阶级的定义在社会学上是很宽泛的。“社会学上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斯派的阶级是狭义的。”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有不同，乃有不同的阶级，换言之：即乃有阶级的分野成立起来，而社会学上的阶级可以有各种各类的。社会学上的阶级是多种的，而马克斯派的阶级是“对分的”（dichotomous）。
从社会学的立场讨论阶级之后，张东荪对马克思的“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观点加以批评。他认为，如果照社会学的定义，则这句话并没有甚么深厚的意思在内。“因为等于说历史是人类相斫书，说一部历史就是打仗的纪录而已。”他认为，战争是出于人之天性；并不是有永久对敌的两个东西。他诘难说：“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马克斯派的惯技只在玩弄名辞：务使一个名辞在这里涵义如此。到那里涵义如彼。一班不学无知之徒遂为其蒙混。”他坚持认为这是马克思“用偷关偷税之法来作搭题文章”的结果：“他对于一名辞始终不肯有严格的界说。我们倘使不许其搭题，则我们便可知一部人类史又何尝尽是阶级斗争史呢！”张东荪认为，阶级的分野是随着社会进化而来，有阶级的时候却未必尽是斗争。所以“马克斯的议论是经不起细分析细研究的”。
第二，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张东荪认为它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情形很复杂，它既不是封建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前期，所以决不能把马克思发明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公式机械地运用到中国来。“这种把历史划成一定的公式来，硬要向一个一个的民族头上嵌去，实在是一件拙笨到万分的事。”他断定：“马克斯一流的历史公式，至多亦不过是欧洲各国的落实的共相，而决不能当作一个普遍的范畴，亦完全适用于我们东方。”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张东荪并不反对阶级的存在，但反对马克思将社会上的阶级明确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社会是复杂的，“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内，要使其形成对垒的两大势力是不免于太理想了。”所以，在他看来，阶级的讨论在社会上是一种“研究性质”。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乃是先有一个目的，然后再以说明来强勉证明之。”这个目的是社会革命，“以一个阶级为基础来抢政权。”他分析说，“他们只说历史的实际趋势必定到怎样，他们以为无产阶级起而握政权是天然的历史过程。所以以前的改革家是以是非为出发点，自伦理而言；马克斯是以定命论为出发点：自历史的历程而言。”这便是“应该论”与“定命论”的不同处。他坚持认为：“马克斯派的历史定命论并不是真有见于历史是有固定的历程，乃只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起信心起见而硬说如此。”它只是“战略”而不是“学理”，“马克斯派的一切理论大部分是为战略而设。只可理论而屈就战略，决不会为了真理而牺牲策术。亦可以说在他们，理论与战略是一个，真理与策略是一个。”
正是在这个历史定命论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他的“阶级说”。张东荪认为，“他的阶级说，其命意是在于立在一个阶级上，把这个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来夺取政权。”马克思想以“阶级利害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与原动力”，这正是“有鉴于欧美民主政治情形。”接着，张东荪又以中国的实际社会情景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错误。他认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其基础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而是“军阀的散股与土匪的化身”。因为中国的农民，始终还未训练成有阶级意识；工人不能形成一个能左右政治的力量。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并不是“无产者的革命”，与欧洲式政治性质根本不同，“依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第三，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情况，断定中国远未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的阶段。
张东荪认为，阶级“乃是指社会上由某一种利益与某一种机能而归类的人们而言”。根据这个定义，张东荪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断定：“中国的社会阶级都具有些东方色彩”。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阶级是以职业划分的，中国所谓“行”，“即指一种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中国的行业本来是比较上固定的：种田的是农人；做各种工艺的是工人；业贸迁的是商。这三大类阶级中所余剩下来的，张东荪称它为“余剩阶级”，或“游离分子”，就是“流氓”。这种剩余的人们的出路在历史上只有两种：一个是政界，即入政界去作官作吏；一个是匪界，即作强盗。“即只有政治与盗匪是他们的尾闾。”中国政治所以成为一治一乱之局其故就在于：治是由于这些剩者大部分有了出路；乱即是由于制造这一类余剩者而使之加多。余剩者愈加多遂愈乱得厉害。可见中国的政治始终建立于这个余剩阶级之上。
张东荪发挥了自己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时的观点，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极易发生伪“劳农专政”。他说：“我们对于那伪共产派却得害怕。因为他们的把戏依然在那些余剩者身上演出来。”学生、土匪、军队等余剩阶级，有铤而走险的勇气；有只知自利的私心；而又从来没有定见。所以，张东荪断定：“中国决不会真赤化，但那假赤化的可能性却非常多。”也是根据这些道理，他十分坚决地说：“我敢断言真正的无产政党（共产党）在三四十年内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在他看来，已经成立了10年的中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
第四，区分阶级意识与阶级利益，论证中国无产阶级意识远未发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张东荪认为，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是不同的，阶级利益是一个阶级普遍而又共同的利害，阶级自觉则比较复杂，决不是有了阶级利益，便有阶级意识和阶级的自觉。工人经过几次的罢工教训，农民经过几次的抗租运动，或许能稍稍启发一些自觉心，但根本上必须有待于教育。他强调，想以一个阶级来建立政权，决不能仅根据阶级利害，而必须诉诸阶级意识。据此，他说：“我承认中国的各阶级有阶级利害，因为这是事实。但事实迫我无法承认中国各阶级已有了阶级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阶级，资产阶级也罢，小资产阶级也罢，无产阶级也罢，都还没有到造成阶级意识的程度，至于我所说的余剩者乃是人自为战之徒，不成为一个阶级，更谈不到阶级自觉了！”根据这个分析，张东荪断定：“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不必建立在任何一个阶级上。这是第一点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我们必须注重于所有的各阶级。这句话的涵义就是说：我们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余剩者（流氓）之上。”因为政权一旦建立于所谓余剩者上，“想实行生产计划，必定感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他所率领的这些人们只能抢饭吃，却不能造产业。”这显然是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误解和诬蔑。
总之，张东荪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和非难。这些批评，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是用自己一套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想间的矛盾与冲突。张东荪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但总体上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歪曲。这些批评和攻击，是张东荪五四时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然而，张东荪攻击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当时国民党所进行“剿共”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张东荪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满，同时也对共产党的理论不满，所以，他对国民党的揭露远远激烈于对共产党的批评。他对国民党侧重于从现实的政治上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而对于中共则偏重于理论上的非难和批评。对此，张东荪明确地说：“老实说，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这样分别看待的：即对于国民党的理论以为虽不能说怎样好，然而在其中所含的毒汁尚不算甚多；而一切罪恶却都在国民党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行动与其理论本来是两回事。至于共产党，他的行为尚未大表现，我们不很容易下判断；只就其反对国民党一点而论，我们不但不反对他，却还可以赞成他。独有他的理论则以为其中毒素太重。倘使流毒于下一代的青年人则为可虑，如其道大昌，民族前途便不堪问了。所以我们总想从思想方面纠正他，但除纠正其思想以外却绝不赞成加以任何非人道的待遇。”
这便是当时张东荪对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既非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又猛烈抨击和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