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关系并不大，要我说双方还有一点抵触。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此前，日本已经占了青岛、占了胶济线、占了山东，当时武力发生的关头，人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而且日本又把条约递了过来，不签就要开打。显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但是当时有大规模的运动吗？没有。有一些抗议，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
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树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订条约，人们很兴奋啊。
第二年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当时有三种参会资格，一种是派五个代表，一种是派三个代表，一种是派两个代表。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大国，肯定是五个代表，到那一看才知道只有两个代表，而这两个代表中还有一个是南方政权的。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原来我们被视为最弱国，原来认为我们当时对战争没有多大贡献。他们不认为几十万华工挖坑道、挖战壕、救伤员是一个贡献，他们认为招劳工已经付费了，因此华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行为。中国的意见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但是中国人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代表威尔逊发布了十四点声明，美国第一次提出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的权利。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兴奋，毕竟有一个大国的总统来为中国人说话了，而且当时威尔逊的国际威望也很高啊，于是中国人就认为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后来这个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人也许只是为了自己，但中国人听着很兴奋，感觉看到了希望。
但毕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实际上，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大小要看国家实力的，而非国家的贡献。要论贡献日本有多大贡献？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它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它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它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多少人理它。日本人不想就欧洲问题发言，它参加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它在一战中拿到的亚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亚洲利益？主要就是它在青岛和胶济线、山东的权益。当时中国人大的要求是整个把不平等条约全废掉，重新确立关税自主的地位。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没戏的，而最后的防线就是要收回山东和青岛。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恰恰跟日本的底线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这些。而日本是五强之一，欧洲列强能不满足它吗？必然满足它，所以我们最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原来信心满满，从外交界、政府到知识界都很膨胀，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被一瓢凉水浇下来。说实话，我们在和会上表现不错。尤其是顾维钧先生头脑很清醒，他确实是口才很好，很有逻辑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发言完毕大家都跟他握手，说这小子真棒。因为开会要用英语发言，而日本人说英语是很糟糕的，日本当时的外长，讲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每次发言都很尴尬。但是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所以到最后威尔逊也变卦了，威尔逊找借口说，你们1918年和日本都换文签约了，都承认日本占领的地位了，这个时候还跟我们谈什么啊。
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和一大帮人一起旁听，这时候他们找到了借口：我们外交失败是因为有内奸的缘故，尤其胶济铁路的换文，我们已经签了，那你还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这个所谓内奸的消息捅给林长民，林长民捅给报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强大，如果有内奸大家就受不了，内奸就是曹、章、陆。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
这个事情非常吊诡，中国为了参战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得亲密无让，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来是强横的，强横之后发现不行，突然就从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合作，这一合作就引出了内奸的问题。如果中国对青岛问题、对胶济线延长线的问题从来不发言，从来不交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由于它们合作了，问题就产生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东的问题呢？反正胶济线你已经控制了，青岛你已经占了，我没有能力赶走你，既然你还宣称名义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给你定一个条约式的东西，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要不然你在这胡来随便折腾，我不就损失更大吗？
晚清的外交就是这个路子，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损害，但我们争取把损害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大损害前提下减少一些损害。李鸿章他们办外交就是这个思路，你说这个是卖国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谁有本事不签这个条约？谁都没有。实际上换文就是这个意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它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虢”一样，借道把中国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它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原借款”，中国政府拿人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三千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