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尔，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不过，这“偶尔”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
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33年临时中央撤离后由上海中央局以中央名义继续出版）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风格。”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短小精粹，更加鲜明锐利。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分。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受到组织上的整顿，严格检查了该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呼号》（第48期，1933年7月20日）、《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远比“左”倾路线的指导者高明得多。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被中央认为错误“特别”严重。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观点明确，文字简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国民党的报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然是抄袭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诬蔑苏联。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的确确在实行‘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的决议，什么察哈尔问题，什么新疆问题等等，都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瞿秋白严厉地谴责道：“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药可以医。总之，是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的民众”，“要靠饥饿政策去逼迫红军”，“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瞿秋白在下面又写道：“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另一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军比红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然而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敌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绝大多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错，那么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对兴起于察绥抗日前线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认为这是“军阀混战的‘准备’，”这是照抄“左”倾错误的观点；二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国民党军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队兵士打红军了，这也是“左”倾指导者的主张。十分清楚，除了“左”的错误，这里绝对没有临时中央决定中所强加给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颠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倾领导人压制和拒绝不同意见，坚持“左”倾错误的顽固立场，以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在中央苏区的福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从1933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到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已达到狂热的地步。“左”倾领导人，对于因为“左”倾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和反对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的帽子，进行无情打击。他们在白区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狂热的扩大和继续。他们妄图以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把这样一位曾经主持过中央领导工作，在党员群众中享有威望，而又对现行路线表示异议的领袖人物，彻底打倒，以消除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影响。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向瞿秋白打了招呼，指出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而不承认右了。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据瞿独伊回忆：“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王明“左”倾集团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他的健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几乎全是奉命的应景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写于此时的一篇400多字的散文《“儿时”》，正是这种复杂心境的写照。
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调遣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去。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象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他提出要求：“之华可以去吗？”通知人回答说可以向组织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苏区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他要求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妻子杨之华同行，绝非非分之请。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这当然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谁能说它不是理由呢？但是，王明集团的要人们，有谁从中国到苏联去，或者从白区到苏区，或从苏区到白区去，不携眷同行呢？党内政治上的颠倒，就使一切都被颠倒了。
事情决定后，瞿秋白日夜工作，整理他近三年来的著作和译作。杨之华也忙于为他准备行装，一只整理好的衣箱已经放在屋角。他对杨之华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译稿又放下，自语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一会儿，他又说起驳斥叛徒叶青的七八万字的书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遗失，实在可惜。他感到今后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从事著述；过去所写的东西，即使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妥善保存，留待革命胜利以后与读者见面。一旦遗失，就难以弥补了。
瞿秋白对于和杨之华的这次分别，心里很不平静。他似乎预感到苏区的前景微妙；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许多同志都可能有这种预感。离别的前一夜，瞿秋白照旧晚睡。但这夜的情形却异于往常。下面是杨之华的回忆——
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我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地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这是无限的依恋之情啊！但是，瞿秋白虽文弱而又坚毅，温情又不怯懦。他和她都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们可以舍弃一切，直至献出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个苹果，大家很愉快地给他送行。
到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说：“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
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来的一张短笺，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7日，星期日，夜十一时，风雨雪交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南驶。从此，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
其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由中央交通局的工农通讯社管辖，下设十几个站点。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交通员大多是经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的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