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公众的意愿和情绪。而在中美两国，都存在着一股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极端民族主义无疑是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陆伯斌谈公众舆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答：困难有很多。除台湾问题外，我认为比较长远起作用的是国内政治。在美国这一边，有非常复杂的图景。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与大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不同的。精英比大众对北京更有好感。对精英来说，劝说大众，让他们相信美国需要中国，是困难的。在大众看来，在美中交往中，中国是获益者。精英知道，美国同样是获益者。比如，当华盛顿与北京处于敌对关系，就像朝鲜战争（那是50年代的最大事件），其次还有越南战争（那是60年代的最大事件），美国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华盛顿与北京不处于敌对状态，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大众不考虑这些。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意味着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意味着取消宗教，将联合国资助用于堕胎。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对安全没有任何影响。在毛泽东——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只是涉及安全政策，非常容易搞。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政策已破碎成100片。你不可能确保美国公众将对中国保持友好态度。从1972年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人对中国很有好感，这种好感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从那以后，对中国持好感者的比例从未增高，从未达到50%。同精英相比，美国公众是更值得关注的。
问：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很有好感。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完全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吗？
答：主要是这样。或者说对中国的认识尚未从天安门事件的阴影中完全恢复。不过，并不只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有三个原因。首先，此前，苏联对美中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此前也有合理的妥协；第三，（这一点不太被讨论，但非常重要）此前中美双方都不关注对方的国内政治。我曾与基辛格有多次谈话。他对人权、经济不感兴趣，只对安全感兴趣。但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有历史性的重要性。它结束了不关注对方国内事务的共识。所以基辛格也开始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现在每一个对东亚事务感兴趣的国会议员，都关注中国政府怎样对待中国人民。这是天安门事件所造成的历史性结果。
一、人类的囊虫
在民族国家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根据美国学者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要求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整体，使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主张。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主权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民族整体和民族利益，而国家也正是为此而产生的。” 还有一种定义是：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它政治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爱国主义。
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则不同了。被人们用来攻击它国的民族主义通常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爱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二、美国至上主义
美国民族主义 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是客观存在着的。也许正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家知道民族主义不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几乎不提及美利坚民族主义，而是经常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别人头上。其实，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白人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
美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强权政治色彩浓厚。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也与本民族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色彩，当然更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的文明精神。但是，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乃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常打着反对别国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并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披上诸如维护民主、人权等外衣。
第二，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麦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曾这样概括美国1945年以后外交政策的目标：“创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能在世界繁荣的环境，而美国在这个世界中仍然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角色”。 考克斯的概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统一。
第三，具有极端倾向。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至上主义意味着勇敢、自尊、公正、真实、诚恳和耐劳这些美德——使美国得以缔造起来的美德。”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和领土，不是对法国人来说的法兰西，对英国人来说的英格兰那种含义，而是一种学说，就像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社会主义所含有的意义一样。” 可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人的影响之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极端倾向。“美国人民对日本如同他们对纳粹德国一样，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击沉他们的舰只，轰炸他们的城市，杀死日本鬼子——这就是指挥员们的情绪，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绪，美国国会的情绪。” 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促使美国用核武器来惩罚袭击了珍珠港的日本。
极端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爱尔顿·弗莱（Alton Frye）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October 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 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I. Kutler）指出：“种族上的美国人和他们对他们的‘根’的忠诚，不管他们离此多远，肯定是考虑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曾任过美国政府高级顾问、核与太空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麦克斯·凯姆皮尔曼(Max M. Kampelman) 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经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可见，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义和团情结”
在中国，冷战后滋生了一股反美情绪，这股情绪在1999年炸馆事件后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固然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民众中存在着的“义和团情结”。美国的一些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亨廷顿却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
＜亨廷顿谈民主与民族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意识形态和民主因素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吗？
答：民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民主是个大趋势。世界民主化进程正处在第三个高潮之中。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有些是儒教文明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中国目前正在向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尚未实现民主化。是否实现了民主化有一定的标准，虽然各国的模式不同，但基本标准是相同的。中国当然不会，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要建立自己特有的模式。其实，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个模式。英国就与美国有很大差别，法国、德国、北欧国家，都有自己的模式。
从长远来讲，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会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减小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但是就目前来讲，影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意识形态因素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民主化，会带来许多麻烦。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现在让中国大陆的人进行公投，恐怕肯定会赞成用武力解决。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加危险。
<尚慕杰谈民族主义与中美关系>
问：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您怎样看？
答：这要具体讲是什么内容的民族主义。拿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说，如果是以反美为内容，当然对发展中美关系不利。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消退，而以反日为内容的民族主义却明显上升。
国际关系很复杂。中国青年人中的反日民族主义上涨，客观上讲对美国有利，对中美关系有利。我亲眼目睹了1999年炸馆后中国青年人的反美抗议活动，触目惊心。现在这股风转向了别的方向。
中国的“义和团情结”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有其深刻的根源。首先是对西方的种族优越论和殖民主义的反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近代，中国人民却遭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对种族优越论和殖民主义极为反感甚至痛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被看成是“百年雪耻”，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则勾起了许多人对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历史事件的回忆。
其次是民族伟大和自豪感。中国辉煌的历史、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使中国人都有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的观念。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应该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至少不能由别国来指手划脚，告诉中国应该怎样做。中国的命运要由自己来主宰。
最后是对激进革命的认同。虽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一百多年受欺负、压迫的苦难经历使得中国形成了产生激进主义的土壤。中国革命的成功使激进主义更具有了正统性。这正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等信条曾一度为人们所接受。当今的美国大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道，欺负弱小国家，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集中体现。中国应当同情、支持、帮助这些受美国欺负的弱小国家，同它们一道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斗争。
<安东尼·雷克谈民族主义与对外政策>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会更具有危险性吗？
答：是的。我同意。因为人民能变得更兴奋。但是，你必须明确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它是否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历史将表明，民主比专制倾向于有更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其次，它依赖于领导人（无论是否是民主产生的）是否刺激民族主义。我们看到，在现今的台湾，（台湾）民族主义虽然还不能被自由地运用，但至少陈水扁正利用它来搞公投。我强调，一个独裁者利用民族主义去维护权力比民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连任而诉诸于民族主义更危险。
〈斯乐伯谈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中美关系〉
问：中美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对双边关系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伴随着经济演进，中国正在进行一个长期的政治演进。政治演进曾是一个从强硬的独裁主义到更温和时期的运动。在我们的词语中，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按我们定义的民主，中国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政治竞争、公开出版和言论。但是却有显著的趋向，向有弹性的政治发展，人们有更多发表言论和出版的权利，在村镇层次，有一些政治竞争。所以封闭趋于被打破，变得更公开。那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的结束。仍然是一党。但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选举圈。当我1981年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限制非常严。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我在演讲快结束时启动讨论，但回应者很少。但是最近一次，2000年在北大演讲，就非常开放。学生愿意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是批评领导人，只是批评政策。讨论也相对坦率。所以，我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还是重要的。但在20或25年前，我也不认为它是强有力的。我还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敌对性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在中国，当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上升。并且，民族主义成了帮助统一、支持国家的武器。在美国也一样。“9·11”后，民族主义增长，并且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在美国出现，保护美国意识变得很强，这帮助了布什政府。所以我认为，敌对的民族主义比意识形态差异更重要。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变好吗？
答：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个问题是保持民主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它要充分民主，但能否保持稳定。你们的社会是个庞大的社会，非常多样，努力使经济爬坡，还有很多内部差异。完全的民主会使这些问题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