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两江三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于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为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馀，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此我之定计，望诸弟皆体谅之。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恢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绩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他曾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全家五兄弟各娶妻室后，人口增多，加上兄长做官，弟弟们经手在乡间新建了不少房子，他对此很不高兴，驰书谴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卒于任所。曾国藩写道：”余在京四十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
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他的弟弟曾国潢，同治六年（1867年）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较多，他相当反感，在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道修治整理堂屋楼宇用钱七千串多，不知道为什么耗费这么大，让我惊骇！我平生视建屋、买田为当官的恶习，发誓不做此事。不想耗费奢侈这样，有何脸面见人！平日所说之话，一点都不履行，真是羞愧之极！九弟曾国荃的品格，便与他大不相同。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之后，曾国荃三次搜括，且一次比一次搜括得凶而多，攻下城后，三次回家起屋买田。他在家乡所起的”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金银珠宝、华贵家具和仆人婢女，为近世官僚府第所罕见。故被时人讥为”老饕“.对此诨名，曾国藩虽略怀不平，但对老九的贪财终究是极反对的。他写信劝老九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曾国藩并且概而言之，以规戒阿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7.以”内圣“法搏万世名
曾国藩以”内圣“法行世，在道德修养上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在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的修养上，又深得开明君王治世之道的要旨。曾国藩曾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初四，在给他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弟的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以自己的经验之谈，阐述了走向”内圣“的必由之路及具体做法。可见，曾国藩不但自己在”内圣“的修养上达至纯青之境，而且时时教导他的弟子及子孙，做一个有内圣功夫的人。曾国藩的”内圣“修养，使他的独处能力、自制能力很强，这不仅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和文饰的语言。他在治军与行政方面，一定力求踏实。有的筹画谋议虽稍嫌迂缓，但取得的成效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
然而曾国藩也曾多次身入险地和濒临绝境，只是由于他凭藉”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虽然说成功在天，然而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所致。春秋时期晋国的赵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说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个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话，唯独他兼备。
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精通对古书字义的解释；研究文学效法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的气势与本体。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到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之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的圣人，大自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的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记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营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至于他制订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划，秩序井井有条，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
曾国藩能够慎独自处，修炼”内圣“之法，他的门人弟子们无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国藩幕府，以军功而跻身官场，一跃而为清廷重臣，与曾国藩对他的举存提携有很大关系。尽管俩人意见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针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意气之争。所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内圣修习从内心敬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左宗棠全集》中，收有他悼念曾国藩的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在篇中坦率地道出了他与曾国藩不和的实质，并非个人意气之争，而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对曾国藩的逝世表示悲痛不已，高度评价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己在这方面不如曾国藩；而相互指出缺点错误，却又显出更为深厚的情谊。这种评价，反映出左宗棠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学识才能、为人处世的情操超过常人。
而曾国藩身边的朋友僚人，各类人物之盛，实也古今罕见，他们或德或才或学问，与曾国藩真可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以图中兴大业。
曾国藩为人，进德修业；曾国藩作官，以德彰业。诚如梁任公所说：”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蒋介石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中也一再强调了这一点：
”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身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如不论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