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权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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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处世为人有方有圆(4)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顿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心中焦虑,渐渐忧急成病。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围城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迫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当金陵攻下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功名盖天下,而谤亦随之,因幼主逃亡,他根据报告业已焚死,就和左宗棠、沈葆桢打了不少的笔墨官司,甚至于绝交!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金银如海,则实全无所得,又仓卒把李秀成杀了,于是群言嚣嚣,都说曾国荃有毛病。曾国荃愤恨致疾,告假回家,把所部湘军二万五千人,全都遣散。

9.凭”悔、硬“双诀闯天下

曾国藩曾作联云:”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他的悲观是对乐观的悲观,他的乐观是对悲观的乐观,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曾国藩援引朱熹的话说: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朱子将《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于是就有了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曾国藩特别解释说,”贞字即硬字诀也“,于是就有了一条处世秘诀:”以硬字法(效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开启)春生之机“.

硬字,曾国藩也称为”倔强“,他祖父星冈公曾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他自己也认为,”功业文章,皆须从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以’倔强‘二字做出“.初出山时,曾国藩刀光闪闪,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不就是初试一”硬“字。在百端拂逆之际,艰苦卓绝之时,他也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的”结硬案,打呆仗“,”屡败屡战“不也是得力于一个”硬“字。

如果仅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还得力于一个”悔“字,”悔“字是从内省中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或反省,也反映出曾国藩智慧的一面。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整月整月地研读《易经》,自然受到了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推思想的影响,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来告诫自己和家人。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亦行亦藏。正是这种思想使自由地游刃于天地之间。

曾国藩还把”恕“、”忍“与刚强合二而一,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独特的处世之道。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作”夫子“的一项重要的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包括在”柔“字之中。曾国藩一生刚强,却又极重柔道。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曾对曾国藩之孙婿、曾纪泽之女婿吴永口述过一段往事,来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处世之道。李鸿章说:

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关于这第一条的”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吴永肯定老翁”躬自入局“,算是对这个故事的深意的一种理解。近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唯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但也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这使曾国藩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曾国藩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又求田问舍,内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么,这样的人家断定是绝对不能长久的。

10.处世精明方可全身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作为朝廷大臣的曾国藩,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他便会有草木皆兵之感。但是,凭借他为官的精明,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但这种应付,未免要违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这份精明。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反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励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恒、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片中得知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王大臣八人中,载恒、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衷心地拥护了。

身在官场,时时都会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当挑战来自朝廷时,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有趣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这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看出来。

一次是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4月22日(闰三月初二)占领舟山,5月27日、6月8日先后侵入大连和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之后,于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八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率领大批妃嫔和大臣匆匆忙忙逃到热河行宫去了,只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当时僧格林沁节节败退,京畿的另一统兵大臣、光禄寺卿胜保也惊慌失措,于八月十一日(9月25日)上了一折,请求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同一天,咸丰帝便下令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兵勇二三千人,由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道上谕,曾国藩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才接到。这天,朝廷催鲍超北援的谕令,”凡四次“.又恰恰在这天晚上二更,曾国藩接到了湘军先天在徽州大败的战报。太平军在夺得皖南的战略要地宁国之后,又夺得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徽州,这使曾国藩本人率部驻扎的祁门前无屏蔽。两件事接连而来,曾国藩极为震惊和痛伤,”竟夕不寐“.他既要对付正面的强大的太平军的进攻,又要派出自己得力的霆营北援,实在是两面艰难。他自述道:”自徽州失守,京信危急,弟实忧惶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他于八月初七日写道:”夷人占据天津,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睡不甚成寐,不图时事决裂至此。“又于九月初三日写道:”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他不断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商讨北援之事,又写信给左宗棠问计求助,说:”弟忝窃高位,又窃虚名,不能入吴,不能入越,并不能保皖,闻此大变,又不能星速入卫,负责旁皇,莫知所措。目下应如何自处,是否弃此而北?求飞速示知为荷。“当时,他的左右大都人心浮动,议论不已,”颇多“,加上”宁防败兵,徽防败后,楚师败兵,数近二万,纷索饷“,”纷纷多事,日不暇给“.他”又不得不强颜抚慰,镇定人心“.曾国藩处在汹汹大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