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纟至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饮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委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大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8.坚忍成事，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至汝于战，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打脱牙，和血吞之“.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之意。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识拔的无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了。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绿林军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这就是曾国藩生平常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的委曲求全处世之道。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方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初次出师图援湖北，行至岳州，猝遇大风，沉没船只数十号，勇夫落水淹死的也不少，军中士气颇受打击。陆师王鑫一军，行至羊楼司，与太平军遭遇，大败而回。曾国藩此时又以上年在衡州时，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一案，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
曾国藩”任劳任怨“,为清廷卖命，结果为了一点小事，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其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当四月初二日亲率水师于靖港出战太平军，遭受挫败时；他逆料清廷必将科以重罪。展望前途，大局已毫无希望。于是纵身投水，图以一死超脱自己。然而连续两次，都被左右救起。幸得陆师塔齐布大破太平军于湘潭，歼斩达数千人。得此捷报，曾国藩才打消死念，重新振作精神，部署再战。
此后湘军作战颇有进展，声誉日起，而清廷为了抑制汉人，却还不时蹈瑕抵隙，找点小毛病来挑剔责难一番。例如八月间曾国藩军克复武昌，有旨授湖北巡抚，曾国藩上折固辞。这本是曾国藩谦退的表现。清廷却恼羞成怒，降旨准辞巡抚而责其折中不具巡抚官衔，有”违旨“之罪，著严行申饬。令人觉得荒谬可笑。
是年十二月，湘军水师攻太平军于湖口，舢板船驶入内湖，被阻不得出。周凤山陆营又败。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大营遭受偷袭，连旗舰（坐船）都被太平军掳了去，文书密件尽失，曾国藩几乎被俘。幸乱中有人驾一小船，救出曾国藩，避入岸上陆营，才免于难。连番挫折，使曾国藩愧愤不已；立即骑上战马，要冲入敌阵，壮烈地战死。罗泽南、刘蓉等一班将领幕僚，拼命劝阻才罢。
此时湘军主力全在江西，理当以江西财源，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也是湖南人，又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翰林院同事。凭着这样深厚的关系，照理应该更容易合作才对。然而事实却大为不然，陈启迈并不感谢湘军为他守土保官的功劳，反而处处与湘军为难，拒不供应军饷。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兵部侍郎督办军务“的身份在江西作战，本身不负行政责任，没有地盘。军饷的来源，全得仰赖江西及其他省分解款接济。现在地主省分都居然拒绝供饷，湘军的生存，便立即感受到威胁了。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李山告与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李山告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陈启迈却有意曲庇李山告，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了彭寿颐的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迫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胪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一年以后，文俊复奏，词颇含混敷衍，陈氏被饬回籍了事。见得清廷并没有采信曾国藩的弹劾。其革退陈启迈，不过是惟恐曾、陈不和，影响战局而已。
咸丰六年，湘军在江西作战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在于兵少力分，顾此失彼。前一年，陆军名将塔齐布病故军中，曾国藩如丧一臂。接着罗泽南奏命赴援武昌，彭玉麟驰往临江，陆师一分为三，水师也分为内湖与外江两部。周凤山接统塔齐布的部队，大败于樟树，南昌省城因而告急。曾国藩飞函向湖北、湖南两处求援，又往往被太平军中途截获，机密尽泄。是年二、三月间，江西十四府州之中，府城八座被太平军所占，州县城邑五十余处，皆告易手。而湘军另一大将罗泽南，又于三月初攻武昌时受伤而卒。各路援军迟迟方到江西。
是年九月，李元度大败于抚州。十月建昌围城清军也为太平军所破，福建援军被逐回闽，曾国藩坐困南昌，局势相当危急。南昌省城的官绅们，对于曾国藩议论纷纷，讥弹备至。后来幸得广东援军进入赣南，解了赣州的围。湖北方面，胡林翼也派兵数千来援。湖南则有曾国荃、黄冕等募得湘勇三千余人，由南路直趋吉安。这几支军队，作战颇为得力，迭复要城。到了这年冬天，才把局势稳住。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因父死丁忧回籍，在家守了一年多的孝。这是咸丰三年出山治军以来，最为悠闲的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战绩卓著，九江、湖口相继克复，长江中游全归清军控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渐被肃清，奠下了克复安庆和金陵的胜利基础。而检讨湘军之所以能获得上述诸战果，主要还须归因于咸丰六年八月间太平天国发生严重的内讠共，天京诸王互相残杀，领导失去重心，才予湘军以可乘之机。
不过，清军的作战前途，仍是艰困重重。石达开所部太平军，转战东南各省，使清军疲于奔命。李秀成活跃于江、浙、皖、赣，陈玉成则驰驱于江北皖、鄂地区，给以清军重创。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被命再出，续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却积不相能，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疠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是以曾国藩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刺刺手。九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粗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奏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未几又著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更着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精神极感苦恼。
咸丰十年闰三月，江南大营再度大溃，和春、张国木梁皆战死。苏州、常州接着也落于太平军之手，巡抚徐有壬死之。杭州又被李秀成攻破。东南全局糜烂，清廷环顾内外，除曾国藩之外，已经没有可望支持残局的人。万般无奈，只好起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至此曾国藩才开始掌握地方实权，有了自己的地盘，不再寄人篱下，可以放手作军事布置了。
这年十一月，曾国藩仍被太平军三路包围于祁门，一度对外音讯断绝，江西供应祁门大营的粮道，也因为浮梁的失守而被截断。曾国藩急得晚上不能入睡，甚至不住地求神问卦。幸得部将张运兰、刘松山击败太平军刘官芳等于羊栈岭，接着左宗棠在贵溪、景德镇、德兴、婺源等处也连破太平军，后路粮道复通，祁门大营才得转危为安。这时有人劝曾国藩放弃由皖南山路进攻江南的计划，改由长江进兵。如此既不必进出险地，又可与水师相呼应。或者暂时退入江西，徐图再举。曾国藩怕稍露退意，会动摇军心，所以坚持原定作战计划，由休宁进取徽州。
不料第二年三月，正当曾国藩调动九千大军，分两路进攻徽州时，唐义训一军攻势顿挫，景德镇重被太平军夺去，曾国藩大军粮道又断，再度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时徽州附近的太平军，足有二、三万之众，约三倍于曾军。曾国藩见势不利，退守休宁。
太平军乘胜追击，曾国藩续退祁门，浩然长叹，挥笔作遗书，已经作殉难尽忠的准备了。这时又亏左宗棠大破李侍贤于乐平，续于景德镇、鄱阳一带连战皆捷，祁门后路饷道复通，才解除重围。（后来左宗棠的轻视曾国藩，想来和这两次祁门之围不无关系）曾国藩遂幡然变计，改由长江进兵。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