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中国的苗人。”这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的一个著名论断。
“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这是作家陈丹燕笔下“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也用这样的顽强支撑起逃难的生活。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在一起的上海下层劳苦大众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犹太难民寻找工作；为犹太难民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如临时照顾犹太小孩、借给犹太难民一些生活用具等等；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如霍山路小学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等等。
可以说明问题的一组数据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的时候，迁移和逃亡来到上海的三四万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之外，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出生了408人。1945年以后，在国际犹太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离开上海回到欧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复国后的第一代开国元勋。
在外人看来，“难民”、“逃难”这样的词汇接近于生活在“地狱”之中，更何况是在异国他乡。但是，在身处其境的上海犹太难民看起来，整个欧洲多达1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就有600万名之多，只有他们三四万人能够逃脱并有幸抵达并生活在上海，“上海方舟”简直负载着他们扬起生命的风帆，驶向天堂。犹太人之所以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弥赛亚如同佛教中的“未来佛”，是未来世，还没有到来。但是，在上海的犹太人现在相信，即便是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与救世主弥赛亚一起降临，也不过如此，就是说，最多也只能够像上海和上海人民一样，用宽阔的胸襟和善良的人性接纳他们，存活他们，与他们一起闯过人生中遇到的激流险滩，普渡到希望的彼岸。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上海的犹太孩子们，物质的匮乏，生活的艰辛，也难以完全遮住留在他们幼小心灵中的美好回忆，正如即使阴霾遍布，也总有阳光透过云翳的斑斓。
靠着上海市民“空投”馒头和面饼活下来的索尼娅，“二战”结束后，与家人回到德国，她学习教育学，之后成为德语和英语老师，再后来，还成长为一名作家。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有着家乡陌生、异乡却美好的感觉。
索尼娅1939年10月26日出生在上海，离沪时刚满8岁。几十年以后，索尼娅再次重返“故乡”上海。她专程赶来参加“犹太难民上海情系列活动”的读书会。
当年避难时，尽管生活拮据，但上海却给索尼娅一家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感。“我爸爸妈妈后来曾跟我说，万一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回到上海，因为你有上海的出生证。”
当上教师的索尼娅，一直以来，都会向学生讲述自己在1939年至1947年间的经历，她把对上海的感觉概括为两个字——感激。
索尼娅曾给学生们朗诵过一首诗：
你们终于要出发了，
离开了这么久，
这么遥远，
再到达你们都不熟悉的家乡，
你们不应该忘记上海，
不要忘记你们在这里见过的稻田、宝塔和中国帆船。
欧洲同龄的孩子会为此羡慕你们，因为这些年他们只有恐怖的岁月……
索尼娅说，每每读到这儿，她都会满面泪水。
“在战争阴霾下，用“患难与共”来形容上海人与犹太人恐怕最贴切不过。两者来往并不密切却饱含深情，萍水相逢而又缘分难尽。”早已成为了作家的索尼娅这样说。只是，当年究竟发生了多少上海人与犹太难民的患难故事，已无人说得清。与此相关的资料不多，亲历那段历史的上海老人如今在世的也不过几十位。
在上海长大的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年老时重返“故乡”时，指着提篮桥地区著名的街心公园霍山公园说：“这是我们的公园。我们家住在许昌路，可以走路来。”
和姬茜、丹尼尔一样，贝特汉姆也清楚记得当年和中国伙伴玩耍的情景：“有次玩捉迷藏，我躲得实在太好，过了很长时间都没被发现，当我自己走出来时，大家早就在玩别的游戏，他们都以为我已经回家去了呢。”
“我深深爱着虹口。”1939年9月，7岁的雅其尔随父母逃离德国来沪。3口人合住一小间，13户挤在一层楼，共用一个卫生间。环境的脏乱并没能阻挡犹太难民融入华人社会的步子。“记得一位卖水果蔬菜的中国小贩，每天都到我家门口喊我母亲，特意为她留些水灵的。那真是一名绅士。”
1939年5月来沪的科特·努斯鲍姆，曾经在这里住了10年，“那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刚到虹口，科特一家流离于旅馆、收容所，真正的安居始于一位中国房东的慷慨。当时年幼的科特，已不记得搬家头天房东太太为他们烧的第一顿饭都有些什么菜，但却清晰记得这一幕——比他还小两岁的房东儿子，看到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便不厌其烦地、主动为他逐句翻译电台节目的内容。
所有的美好，所有的记忆，都被雅其尔的女儿女婿收录在了一部“很有力量”的纪录片中，用DV访谈近50人，片名就叫《上海犹太人》。在采访对象的回忆中，上海人的友好与君子之风，处处可见：腾房给他们住，教他们用煤球炉，逢年过节时请他们到家中……最感动的那一刻———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邻近的上海居民，虽然同样伤亡惨重，仍奋不顾身冲入火海，救出许多犹太人。
或许，当年上海紧张的战争气氛会让姬茜、丹尼尔、贝特汉姆、雅其尔、科特等等来自西方的犹太孩子的物质生活不如以往。然而，他们却在中国度过了一个单纯快乐的童年。尤其和留在国内的同胞们相比，他们更是幸运儿。1945年纳粹投降后，上海犹太难民开始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打听亲人的下落，结果是，所有没能逃离欧洲的家族成员几乎全部被屠杀！
难以准确说清，“二战”后陆续离开上海的犹太人，在几十年之后的“耄耋之年”，到底是在何时开始纷纷重访上海，抱着怀旧、追忆与感恩的心情，来寻觅他们早年留在上海的印记。
这些“老上海”走进石库门，来到梧桐树下，爬上小楼屋顶，回忆当年在上海生煤球炉、吃大饼油条的乐趣。一对名为保罗的夫妇说，为了纪念在上海的这段历史，结婚时，他们特别用犹太和中国婚俗分别举行了两次仪式。
曾住在舟山路的马丁，按过去的地址寻找上海老家，但因为他出生得晚，离开上海时尚不谙世事，所以很多事记不清了。然而，就在他迷糊乱撞时，对面走来一个老妇人，一见他就兴奋地喊起来：“你是马丁？”之后，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原来，他们曾是邻居。
在犹太老人弗雷迪·赛德尔的记忆里，“隔离区”的生活也有好的一面：“没有中国人对我们说：“我们还吃不饱饭，滚吧。”
在舟山路，白天有一排中国人开的小店，但是每天晚上7点以后，就是犹太人的“市面”了，这里是他们互相交际的场所，中国人一般不大看见的。晚上舟山路一带很热闹，斜对面霍山路上还有露天的屋顶花园（百老汇戏院楼上），有音乐演奏，能喝喝咖啡，聊聊天。犹太人在这里生活，有他们自己的圈子，主要还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交往比较多。他们会说中文的很少，就算说，也是很简单的几个词。犹太人在他乡落脚，很团结，也很尊重当地习俗和老百姓，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与中国人争吵，很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