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推进“云南计划”紧张忙碌的任可，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是杉须贺打来的。电报告诉任可，自己早已不再担任日本驻立陶宛的代理领事一职了，在苏联占领立陶宛后，就随着领馆的撤离离开了立陶宛，但是，现在又接到“密尔经学院”的师生的“紧急求援信”，密尔经学院师生穿过西伯利亚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后，从海参崴港口乘船，坐船到达日本的神户，等待前往美国。由于得不到美国的入境签证，已经与德国紧密地绑在了一辆战车上的日本，不仅拒绝他们留在日本，而且还限期离开。身无分文的他们如果继续滞留日本，有可能被遣返回波兰或者关进日本的战俘集中营。四百多名身无立锥之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密尔经学院的师生，只好再次向杉须贺求救。他们的这封求救信辗转传到了杉须贺的手里，事情紧急，杉须贺也急得团团转。他甚至后悔，当时不如就劝说这些师生到一个更加便捷的地方——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那样，只要穿过寒冷的西伯利亚，到达中苏口岸，就可进入中国东北。对于中国的东北，尤其是东北的哈尔滨，杉须贺还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1919年9月，杉须贺离开日本远赴中国的哈尔滨，进入“日露协会学校”（现哈尔滨语言学院）学习俄语。1932年“满州国”成立后，他就任驻哈尔滨日本领事馆事务官，次年又以出色的表现被晋升为理事官（相当于“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前途大好。1935年，他由于不满那些见识狭隘的年轻职业军官的胡作非为，毅然辞去了在“满州国”外交部的工作，返回东京，重新进入外务省。因为有在中国东北的这一段经历，他熟知中国东北与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掌故”，熟知那里早已经存在的“犹太人社区”，这也是他了解同情犹太人、了解任可的作为的原因之一。
情急之下，他只有再次向任可求援。
接到电报，任可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因为当初听说密尔经学院的师生要去日本，再由日本转道去美国，任可就觉得好生蹊跷，因为虽然他知道杉须贺对逃到立陶宛的犹太人发放了不少往日本去的“过境中转签证”，但是杉须贺并未取得日本外务省或者日本政府部门的同意，是自作主张地“擅自发放”的，而且，也从未听说犹太难民留在了日本本土，倒是听说了他们最后不是取道赴美国便是来到中国上海。所以，自己想想办法帮助密尔经学院的师生转赴中国上海，还是能够做到的。但是，难在这400名师生的旅费和以后在上海的讨生活的钱，即便是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师生以后自己想办法，但这么多的人最初落脚安置的费用不算小数，如何解决？
到了这个时候，任可就又想念起了李薇，他想起，不正是李薇赶到设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里斯本办事处”设法争取到了400名师生过境苏联的“川资”才能成行的吗？可惜斯人已逝，想来心痛。
然而，这个念头还是给任可提了个醒。还是在维也纳之时，他就知道许多拿着他发给的签证逃往上海的人，本来就因纳粹不许他们担任公职、禁止他们经商等等“法律”弄得一贫如洗，而且，在起行的时候，还要被纳粹巧立名目设置的多如牛毛的各类机构搜刮一道，什么“出境处”、“过境局”、“税务局”等等，甚至正常工作的边检安检，也要钱。纳粹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搜查寻找他们认为有可能依然存在着的并可能重新点燃犹太人心头的希望之火的“圣经古卷”。最后，只要不是冒险偷渡，凡是经过纳粹的“检查”离开德国、离开奥地利和维也纳以及已经被他们占领了的欧洲各国的人，不管你以前再有钱，身上也不超过10美元，因为德国人这是“依法按律行事”。尽管如此，这些人逃到了上海之后，没有听说活不下去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是一家在世界范围内资助犹太难民的机构，在上海也设有专门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大力帮助上海犹太难民，给与资助。不仅仅是这一个机构，任可听说还有几家，但是，因为自身在海外，没有亲身接触过，对他们不甚了解。
对，可以去找“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求得他们的帮助。
有了这个主意，任可就拿着杉须贺的电报去找骝公，因为国内关于犹太人的问题，好多都交由骝公负责的“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办理。骝公支持任可的想法，并向任可介绍了在上海的犹太人的状况，因为他曾派人去上海专门调查犹太人的生活状况。
“我可以派一个人跟随你同去，上次他去了上海调查，并且与“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有朋友。”
任可从骝公处出来，就去找自己临时的“顶头上司”贺耀祖“请假”，因为此时任可被借调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物资组担任主任一职，而贺耀祖正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一直十分赏识任可的老前辈贺耀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亲自邀请任可来给他当助手了。任可之所以能够进入外交界工作，就是因为贺耀祖当年赴任土耳其公使之时，几次三番电邀任可担任使馆秘书同行赴任的。说起来，任可还是贺耀祖的“小老乡”，贺耀祖是湖南宁乡人，任可则是湖南长沙人。而且，加上将衔的贺耀祖此前曾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现在还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红得发紫，是位手眼通天、消息灵通的人物。
“小老乡，我听说你还在操心犹太人的事？”
同为湖南人之中的佼佼者，贺耀祖对任可有着一种自然的亲切感。
“什么都瞒不住贺公。”
“哈哈哈……那个是自然。”曾经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讨袁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的猛将贺耀祖仍然保持着军人的豪爽和直率的脾气，“不过，也不都是这样，除非是我看得上的感兴趣的人。”
“你来辞行，我当然不好再拦你，要不你们外交部也该对我有意见了。不过，你此行千万要加以小心，这里不比维也纳，别看是在国内，可能更复杂。你在外面的时候，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两局可是对六组嫉妒得很呢！”任可知道，贺公说的“两局”是指中统与军统，在犹太人问题上和落实“云南计划”问题上，他们好像没有行政院六组使得上劲，就这两局的头子的权势欲和较真的劲头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在海外多年，对国内的这系那派的，从来就不感兴趣，躲之唯恐不及。不过，他们还能狠得过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再者，这一段时间我在王主任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各国不少情报人员打过交道，他们回国时向上司汇报的中日战争的情况，很多都是他们求王主任帮助撰写或者修改的，经常是长篇大论的，而只要是需要英德文甚至是法文的，都是我连夜赶写翻译的，不能算是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吧？”
“小老弟，这想法太幼稚！那只是皮毛。”见任可似乎不服，贺耀祖挥了挥手，“好了，这个问题就不深说了。总之，你要十分小心，而且，上海本来就是十里洋场，现在更是鱼龙混杂。”贺耀祖仍然以告诫的口吻提醒任可。突然，他似开玩笑似认真地说：“你应该找一个伴，一个女伴，不管在上海多长时间，应该有一个女人，这样可以掩护。我猜，这，你能够办得到，也愿意吧？”
这个贺公，眼睛真尖，什么都瞒不了他。任可不知怎的，脸上绯红。
“那只是我教过的学校的学生。”
“哈哈哈……”贺公又是一阵大笑，“好了，不用辩解，我说的是工作，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