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是音乐与鲜花之城，任可因外交工作出色，从土耳其二秘调来当一秘的时候正是维也纳的春天，蓝色多瑙河与维也纳森林美不胜收，但美好时光转瞬即逝。
他刚来的时候，民国政府驻维也纳的外交机构还是公使馆。公使馆坐落在市中心的贝多芬广场。楼宇气魄宏大，内设有自动电梯，业主是煤炭大王、犹太人艾萨克。艾萨克本人早已定居瑞士，全栋楼宇不但无条件地让与民国公使馆使用，并且提供所有的家具和图书装饰。因大楼房间过多，公使馆只是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房间大都封存起来。
连任可自己都没有想到，最先来拜访会见他的，会是美国公使馆的一秘詹纳。詹纳也可以说是任可的老朋友了。任可从慕尼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曾任老家湖南省政府秘书，不久就代表中国湖南省参加美国芝加哥建市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他与任可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任可在回国前，随同中国驻美国公使到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代表湖南省给罗斯福总统赠送罗斯福总统湘绣大像一幅。尔后，任可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习国际公法，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成为了朋友。而且，詹纳读过任可任职奥地利之前，在中国驻土耳其的使馆担任二等秘书时撰写的《土耳其农村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一书，极为佩服。他了解到于1935年正式步入外交界的任可在土耳其夙兴夜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近百万言的“新土耳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发展”的研究报告，并出版了《土耳其农村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一书。因工作做得出色，任可于1937年调升为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秘。
中美两位一秘相商就日本和德国的动向及时交换情况。
学贯东西的任可到达维也纳不久，邀请他去演讲的人与组织便络绎不绝。
一天，任可应邀来到著名的维也纳中央咖啡馆演讲。地处市中心的中央咖啡馆与宏伟的菲尔斯特宫毗邻。俱乐部主席拉娜女士早已等在门口，她原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英文教师，在咖啡馆中组织了一个英语俱乐部。
一起步入这座哥特式建筑，一股温馨惬意的感觉迎面扑来。根本不是任可曾在中国看到过的几所相类似的建筑那样狭小、昏暗。宽敞的大厅，枝形吊灯、壁灯灯光明亮，赭黄颜色的拱形屋顶和梁柱，深紫色的咖啡座，使人仿佛进入了一所艺术殿堂或者一座圣殿。
在世人眼里，这里确实是“圣殿”，这里是维也纳的知识阶层聚会的地方，是外交官、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剧作家甚至包括政治家交流会友放松心情的场所，但在这里，有时也会在他们之间爆发激烈的讨论或者论战。据说这里还是奥地利许多著名的诗歌、剧本、小说和乐谱诞生的摇篮。当年音乐大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父子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任可面前，与在场的百多名听众一样，放着一杯卓具特色的维也纳咖啡。在开讲之前，所有人都先品尝了一杯。
“各位朋友，女士、先生们，我希望，我与各位的交流，能够一如这咖啡一般，香、甜、温馨，回味无穷。”任可侃侃而谈。
“不少人曾经问过我，中国的女人还裹小脚吗？是只穿裤子不穿裙子吗？男人仍然留着“猪尾巴”，还有人整日价躺在床上吸食鸦片？刚开始，我一听问的是这个，还有些郁闷，不高兴……”如此别致与坦诚的开场白，引发了大家的一阵笑声。
“后来，我感觉是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太少了的缘故。”任可提高了嗓音，迎来了一阵赞同的掌声。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孔子与宗教’。”下面鸦雀无声。
任可侃侃而谈，将孔子的生平、儒学的意义和产生发展依次简明阐述之后，说道：“孔子讲的是仁道，我以为更是“人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和谐大同的关系。这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思想生活。中国人称儒、释、道三教，实际上，释与道是宗教，而儒是教育，是三者之冠首，表明其对世道人心的影响较之释与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儒教是讲今生的一切，是一种入世的学说，而不及于死后的来生，所以孔子不讲怪、力、乱、神；释、道二教则着重死后与来生，求仙得道、因果轮回、生死报应，区别的地方，即在于此。西方人士每每认为孔子的儒教为宗教，其实是错误的。唯其如此，宗教之在中国，实有补儒教之不足的功能。我国圣哲有言“有容乃大”，中国文化的伟大是在于能够融化融合各种学说与思想，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所谓的宗教战争。”
任可深入浅出的演讲，博得了在座的听众的热烈掌声，也激发了他们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演讲会散后，仍然有不少人围拢过来。
“我们维也纳人酷爱音乐。我到过中国，中国的丝竹管弦与我们西方的音乐殊为不同，也是受孔子的思想影响吗？”一位音乐家模样的人提问。
“当然。孔子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的礼乐观念和实践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中国人。”
“听说中国人只讲实际，中国有哲学吗？”一位教授问道。
任可没有马上正面回答，而是说道：“中国先进的知识阶层不会不知道德国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叔本华、莱布尼茨、哈贝马斯等人的哲学思想，更晓得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的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创造的精神分析学说。”他又啜了一口侍应生端上来的热咖啡，接着说道，“早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涌现了诸子百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阳明心学等等，源流不断，蔚为大观。比如说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思想，指祸福可以互相变化转化，还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俗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和身边，都经常发生吗？”
“中国晋代就开始崇尚清流清谈，空谈也使中国老大衰颓。现在的中国就积弱不振，还谈得上什么哲学与宗教！”
如一首交响乐突然蹦出的杂音，任可循声望去，见是一个五短身材、唇蓄仁丹胡的日本人也没有走，蓄意挑衅，破坏这和谐交流的氛围，引来众人吃惊的目光。任可不愿上他的当，谑笑道：“先生可去过中国杭州的灵隐寺，可曾知寺后弥勒佛坐像旁边的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
那日本人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疙瘩猪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