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所选择的变量实施彻底而全面的变革，以实现其运作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3.采取模块结构方法，让每个变量的变革尽可能地自行维持，同时也要密切注意各种基本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努力将一系列相关变革有机地结合起来。
4.有些根本性变革不是为了追求直接的效果，而是由于这样可以为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建开辟道路，譬如解除政府中枢决策系统某些部分受到的束缚。
有选择的激进主义已经超越了政策制定重建的范围，被人们推举为整个干预理论的一个主要方法（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并且囊括了诸如社会改造等具体的政策任务。
就政策制定的重建而言，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是在可行性范围和资源数量有限的条件下控制变革与转型所需代价同时实现变革成效的主要出路。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正确选择实施变革的变量和充分彻底地变革这些变量。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战略要求政策制定每一项成份的变革应当尽可能地具备自身的价值和自我生存的能力。运用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战略时，同时进行变革的客体至多不能超过四至五个模块单位。对于长期性和综合性的改革，可以采用多阶段模块式的有选择激进主义方法，进行统一规划，设计一种开放而没有终结的序列过程，其中各个阶段又相对独立、各自维持。模块化方法对于近期改进同长远的政策制定重建之间的衔接尤其重要，它通过连续多阶段的有选择激进主义变革使没有终结的全面变革能不断进行下去。
在许多情况下，有选择的激进主义加上模块化方法的变革战略，不仅对政策制定的改进，而且对于行政改革和整个统治方式的重建都可能不失为一种最佳途径。政府改进尝试中的诸多失败正是由于没有采取这一战略，尽管很少这样认识。（除了上面已经列举的行政改革文献，美国统计总署对政府领域广泛改进管理的尝试遭到失败的全面分析也未认识到，缺乏适当的有选择激进主义战略或谨慎的替代性战略是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避免简单化的图式与模型正如上面已经多次指出的，能否正确理解政策制定过程系统的各种模式，取决于能否在行为解释和理论规定上避免简单化的图式和模型。无论是机械的还是生物学的类比，大多都容易将人导人歧途，但后者至少揭示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复杂性、多重性、重复性、可替代性、多循环性、可变性以及其他类似的“存在”特征。只需提及其中的正式结构、个体和群体过程同多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各种文化变量的主要方面就足以表明各种过程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在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构成了动态的政策制定过程系统。如果以分解的方法对该问题作一番探讨，则只需对第七章所考虑的各个方面稍加考察（这些方面在第六章考虑各种要素时也作过有限的提示），就足以揭示出政策制定所包含的多种复杂过程，从认知到寻求价值和选择目标乃至创造力；还可以揭示出其他更富弹性的过程，诸如能量的产生以及意志的具体化，它们制约着政策制定的所有成分，并同它们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对本书主题颇为重要的一些相关含义即源自对政策制定的这样一种多维而复杂的观点。这些含义包括：
1.尽管分解与剖析对于政策制定的科学探索必不可少，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过程的局限性。现有的大多数有关政策制定的经验和理论论述的一个主要缺陷在于，集中于探究政策制度有限的几个方面，没有花足够的力气将各个局部性的见解统一为全面的整体认识。
2.由于对政策制定作片面和局部的考察，许多规定性论述暴露出两种局限性。一类规定性方法以一种过于狭窄的眼光来看待政策制定的潜力，从而过分限制了改进的可能性，将其仅仅局限于“令人满意”、“渐进主义”、“有限的理性”等范围内。另一类规定性方法则以过于狭隘的“理性”
模型作为改进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忽视了诸如目标寻求、价值判断以及备选方案创新等超理性过程的根本重要性。
3.相反，应当以一种更为复杂和整体论的政策制定观作为局部研究与改进方法的框架。目前已有的计算机语言并不足以模拟整个政策制定过程系统。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专家系统对于满足我们的需要用途有限。因而需要有其他的计算机元语言，以便恰当地模拟政策制定（同时充当处理复杂问题时制定政策的工具）。但目前可以利用的计算机语言还是开拓了一定的基础，并且已经运用至少是定性和指示意义的复杂图表。这些方面将无法在本书内探讨，对此前面已经提到，但应当记住这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把握了这种政策制定整体观能有助于将各种局部探索纳入一个比例合理的整体框架之中，从而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然后，就可以形成更为成熟的政策制定局部观，诸如“辩证系统”模型以及有关人工智能的文献乃至心智哲学的新构想。此外，人类对装饰性秩序的喜好对改进政策制定方法的潜在副作用也可以得到缓解。
4.与政策制定重建的方法相关，将政策制定视为一种有规律的混乱和瞬息万变的有序整体之间极其复杂的混合，这种观点所包含的操作涵义导致了若干其他涵义：
（1）针对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存在范围广泛的潜在改进途径。
（2）大量不同方法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效果也许是同等的。这样就提供了一种选择余地，通过这种选择可以提高至少某些优先问题的改进措施的可行性。
（3）对改进方案可能导致后果的预测往往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实际中肯定会出现许多未曾预料的结果。因此，需要以模糊赌博观来认识元政策制定，这种观点适用于政策制定的所有方面。
（4）作为改进政策制定的指导，一整套具体的元政策制定原则比正式模型更重要，尽管高水平的模型可以帮助启发人们总结出这类原则。
以下的几个部分将阐述若干改进政策制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具体说明了上述的论点并受到这些论点的指导。这些实质性的元政策制定原则应该从前面倡导的整体认识角度来加以评估，即便这种认识不能具体化为一个详细的综合模型。就现有文献来说，有关人类思维及人工智能的哲学著作为综合思考政策制定过程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门，它尤其可作为抵御政策科学、经济学及运筹学中已泛滥成灾的各种简单化模型的一剂良药，正是这种简单化模型使许多当代的政策科学理论误入了歧途。
避免教条和口号笔者经过研究断定，许多高层政策制定者只要一讨论起政策制定的改进，便被教条和口号所迷惑。对这一领域官方声明的内容仅凭印象分析也可以发现，实际中改进政策制定的许多努力往往伴随类似的教条和口号。这种教条和口号一部分已经渗透到某些政策科学的文献中。有时还很难将教条和口号同意识形态观念区别开来；前者应该坚决加以摒弃，不能作为政策制定重建的指导，而后者可作为合理的价值指南。尽管如此，有些教条和口号可以很明显地识别出来，这些教条和口号为许多国家所共有，并成为某些国家集团的一种特点。这类教条和口号包括：
1.在许多国家，裁减文职人员和削减公共开支已成为行政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并被不加区别地广泛采纳。在一定程度上，这主要是一种教条和口号，而不是正确的行动路线。致力于裁减文职人员的数量尽管常常是合乎需要的，但也往往削弱了现有的能量，使得提高政策制定能力这一更为重要的目标不能达到。此外，在大规模失业的形势下，压缩文职职能、减少就业岗位所带来的不利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也必须予以考虑，不论这种思想对于传统的预算编制者和狭隘的“效率专家”来说可能有多么令人反感。相对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我们认为，裁减文职人员的工作不能妨碍政府中枢决策系统能力的改善，该补充新的工作人员还是应当补充。
2.-些国家专心致志于正式结构，如一目了然的组织图表和各部、各机构之间逻辑上井然有序的劳动分工。其实，这些通常不能产生什么重大结果。
3.有些国家还专注于对法律工具、文职人员法规、正式规章条例等的变革。这些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除非这些措施能够有机地统一于某种综合方法之中，并特别地考虑到人员素质、激励制度和组织文化等问题。
4.在一些国家的实际改进工作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工作便是寻求各方面的赞同，至少是寻求本文职系统的赞同。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我们在上面对这点已有所讨论。
尽管努力争取对行政改革的支持和赞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坚决的意志、高度的权力集中和高层政治家的积极参与则尤其至关重要。为改进政策制定所必要的变革即使没有获得一致的赞同并面临抵制和对抗，也应当予以引进和推行。
5.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认为政府的规模应当缩减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私有组织的运作比政府更富有成效，“私有化”会带来高效率。在美国，这种观点尤其盛行，甚至被当作一条“政策研究得出的教训”而提出。撇开效率和效果不说，那种关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相对利弊的教条观点不同于认为政府应当少管少问的意识形态观念，应坚决予以摒弃，决不能作为改进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小的更加美好”，乃至“越小越有效”和“私营更有效率”等思想不过是口号和教条，并非经过可靠研究而得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当然，相反的口号和教条也同样不可接受。让各类机构承担不同任务所带来的相对利益和付出的相对成本应当根据具体背景进行认真分析，而不能以不证自明的方式预先假定。
6.对抗辩过程的效果作夸张理解是许多国家思考改进政策制定时的一个特点，“科学法庭”的设想就反映了这种特点。如果抗辩过程思想变成了一种教条，而不是一种需要小心运用的尝试性改进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便非常有害了。
在政策制定重建过程中，必须避免这六种口号和教条。
以上六个方面的说明对于下面部分阐述的改进政策制定的原则来说，也可作为某种警告。这些原则旨在用作尝试性的指导方针和探索模式，而不是作为新的教条和口号。
力量合理分配的机构化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逆境中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注意力的错误分配：将大量的政策制定资源花在一些相对次要的政策问题上，而关键性的抉择问题未能获得足够的注意和关心。譬如笔者的访问调查就清楚地揭示，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顾问的工作时间分配是不合理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一些相对次要的事情上。
这一现象常常被受访者认识到，并由他们主动提出来。他们谴责僵化的机构特性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压在他们身上。因此，我们提出力量合理分配的机构化这一政策制定的重建原则。
首先，需要将政府中枢决策系统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解放出来，因为这些事情消耗了不相称的过量政策制定资源。一个典型的事实是，政府首脑机关常常担负起许多无关紧要的职能，诸如文职人员管理、小额预算纷争的评判、对情报机构的详细监督等等。因此，将那些无关紧要的职能移交给政府中枢决策系统以外的职能机构是改进政策制定的一项具体方针。
其次，有必要为关键问题的处理设立专门渠道，即安排专门机构掌握处理，并有一定的程序确保对这些问题的足够注意。那些虽然并非燃眉之急但确属根本性的政策问题往往没有得到正常渠道的敏锐注意，这种倾向使得这一方针显得更为重要。
确保整合性这条原则说明，政策制定重建的某些指导方针源于我们在第七章详细论述过的一些具体质量要求。由于在政府系统内存在离心力与向心力以及它们各种组合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各个部门之间一方面是各自为政，另一方面又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因而在大多数国家，实际的政策制定往往在统一和整合方面显得很薄弱。不管这一问题在口头上可能得到怎样普遍的认识，但在实际中，由于各局部因素的力量非常强大，在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以确保实现充分整合性的情况下，后者往往受到阻碍。事实上，许多旨在改进政策制定的尝试都着意寻求更多的整合性，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但这方面的失败还是远远多于成功。因此，政策制定重建的这一原则就显得很重要。
建立优秀人才岛政策制定重建的一条主要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主张，即一定程度上通过建立从属并服务于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优秀人才岛来从事逆境中政策制定的主要阶段的工作。
作为政策制定重建的一个主要特征，优秀人才岛应当达到一些不太容易满足的条件要求，诸如：临界规模；研究的自主性；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对主要问题的研究；具有打破传统的能力；存在将其研究成果输入实际政策制定系统的途径；以及保护自身免遭常规的政府机构接管和解散的能力。目前有些智囊团以及在高层政策制定者身边的少数参谋人员，就是作为政策制定过程系统的组成部分及其基础的现有优秀人才岛的主要形式。它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既反映了优秀人才岛作为改进政策制定的一种设计图式具有更广泛用途的可能性，也反映出一些存在的困难。
积极的冗余是一条有用的重建原则积极冗余的思想是政策制定重建的另一条主要的实质性原则。有控制的重叠、思想探讨与部分执行上的竞争、逆境中政策制定在关键部分的多重性、专挑毛病的特殊机构--这些都是政策制定重建的更为重要的构建原则中的一部分。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存在相互抵消现象，这反映了本书从质的层次上加以探讨的重建原则还存在一个量的方面。过多的相互抵消可以导致发展的停顿，并毁掉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美国的国会与总统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点。但过少的相互抗衡也不利于政策制定，因为考虑问题时缺乏“第二种看法”和思想的多元性。因此，积极的冗余、相互抗衡、某些抗辩性过程等对政策制定过程系统的重建不失为有用的原则，但这里有个程度问题，在有些领域里，需要更多的冗余和抗衡，而在另一些情形中，这些方面可能还是有所控制为好。
法与本书所主张的更加系统的方法两者之间的一种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