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禁区必须打破如果避讳所有的禁区，则重大的政策制定重建便没有什么实行的机会。诸多的仪式性规范使得非常多的机构、制度和过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并使它们负载了大量的陈规陋习，以至于过分地缩小了政策制定重建自由发展的余地--除非这些禁区被打破。这方面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政治家一旦人选当政就有必要投入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在民主国家，政治家通过选举当政的合法化过程，同促使政治家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适当阶段静心作些系统研究的法定要求或至少是某些积极的激励措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或者，不妨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政治家进入政界的动机需要引起注意。毕竟，除非政界吸收了一些“最优秀”的政治家（且不论这里的优秀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否则根本不可能提高高层政治家的个人品质，而这种品质乃是决定政策制定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鼓励那些能力强的人进入政界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对某些国家来说还可能是至关紧要的方法。这种思想绝没有侵犯主要民主价值的意思，只是有悖于对杰克逊思想的某些简单化理解。
实际中，政策制定精英素质的提高这一问题受到各种反精英主义禁忌的压制，这一禁区必须突破。
各种形式的忧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与禁区有关，尽管这两者在性质上稍有不同。在某些国家，人们视“计算机世界”为某种未来威胁而惶恐不安，因而堵死了改进政策制定的一些非常有希望的途径，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条原则：为了实现政策制定的重建，只要必要就应打破各种禁区。怎样将打破禁区的具体方案付诸实施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禁止对打破禁区的方案进行思考，则这种方案的宣传、采纳和执行便根本谈不上。不通过正式的采纳程序而只是通过其他手段（譬如私下和公开的非政府的倡议活动）部分实施打破禁区的设想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进一步说明了发展行之有效重建的重要性，即使这种新的构建设计与那些禁区相抵触。
构成要素的限制必须予以认真考虑构成政策制定过程系统的基本要素对于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是既定的：可以承担多种角色的人；群体过程；各种类型的组织；不同形式的公众等等。这些要素的可塑性尽管绝不是很小的，但肯定是有限度的。这种可塑性的限度还未被真正认识，传统主义者认为可塑性很小，而在改革者看来可塑性很大。
即使承认了这方面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阻碍了该原则的操作化，即在从事政策制定重建时由于这种无知而不能合理地考虑到这些要素的限制，但这一原则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方针。尤其是，该原则排除了许多旨在变革政策制定的过急方案，因为这些方案是基于下述没有得到证明的假设：即我们可以自由地塑造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改变人类制度的动因。
第六章所阐述的政策制定无能导致了政策制定重建必须面对的一些主要的僵化因素。在这里，我们不去回答人类的脑力是否可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提高到远远超出目前心理学所能认识的水平这一问题，也不介人人类学中有关人类制度可塑性的争论。这里，我们不妨仅举例说明以下需要考虑的相关要点，以作为第六章有关论述的补充：
1.尽管在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智力能否获得重大提高还值得怀疑，但人类的决策水平可以通过适当的培养训练以及“决策工程”等手段而有所提高则是肯定的。
2.群体决策与组织决策行为可以有所改进。
3.政治文化是一种远较其他方面更难对付的要素，因为对其动向很难施加影响。组织文化也与此相关。西方政府模式的过分影响可能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生搬硬套地建立起一些根本不符合本国传统的政府体系。在这里，各种文化的一些主要特点并没有被西方的政治科学所理解。譬如，如果不考虑到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等级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改进其政治。
这些假设导致了这样的疑问：在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具有僵化性的条件下是否可能改进中枢决策系统的运作？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复合要素”的创造，着力提高既定要素的运作，重新调整形势和任务的结构以便扬长避短，在有能力把握的范围内进行努力而避免无能为力的弱点--这些都是基于对人类机构的弹性限度的现实认识而提出的指导重建的主要方针。这种限度目前尚未得到确切的了解，而先验的假设随即就进入了这一领域，并影响到我们对人类及人类机构潜力的认识，这一事实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小心从事。认真考虑要素限制这一原则无论有多么难以操作，都是政策制定重建的一个主要但常常被忽视的要求。
必须考虑到潜功能政策制定机构还会实现许多潜功能，因此，仅仅关注显功能的改进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部分结果并不合乎需要而且是可以避免的。在许多国家存在的按照比较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组织改革的趋势加剧了忽视这种潜功能的倾向。与政策制定机构所完成的一些重要潜功能有关的禁区（譬如党派政治利益）进一步阻碍了在改进工作中对各种潜功能的明确考虑。因此该原则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它还表明，有必要将改进所需的部分思考和分析工作赋予各个部门机构，因为在这类机构，各种禁区可以公开处理而不会出现那种无法控制或起反作用的漏洞。（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形式价值与产出价值之间可能的矛盾，这里前者指政府的“公开性”，后者指政策制定的改进。）政治可行性要求进取性的处理政策制定重建方案的政治可行性问题进一步说明了考虑构成要素的限制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这里，我们把“政治可行性”看作是实现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某种动态综合“要素”。
政策制定重建的政治可行性的僵化与弹性因不同的国家而有差异，但不妨提出一些普遍存在的作用因素，以作为在具体情况下实际应用的指导：
1.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一个时期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在另一个时期会成为可能，这种变化常常发生在系统的同一主要范式的作用范围之内。革命的情形则进一步放宽了政治可行性的限制，尽管其结果未必与原来的目的和理想相符合。
2.人们普遍的不安感以及统治方式的不足可能导致墨守陈规的倾向，但也往往拓展了可行性的范围。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统治方式上的改革便说明了这点，这些改革中有许多在初期都曾被认为是“不可行”的。
3.政策制定重建方案的可行性随以下因素而变化：转瞬即逝的机会、掌权者的利益、宣传鼓动的技巧、公众的时尚及其他变因。
4.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制定中越来越多的失败扩大了重建的政治可行性范围，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高层决策者认为政策制定重建可能有助于实现其担负的不可完成使命的时候。
5.在统治方式和政策制定中引进重大改进所需的时间可能很长。譬如，在军队中设立总参谋部的思想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形成。此后，这一问题被提出过多次，但既没有答案，甚至到现在这一思想也未得到彻底的贯彻，包括在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变革，从形成思想体系、获得支持到实现机构化、制度化，五十年到一百年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估计时间，其间还会出现曲折起伏。因此，以短视的眼光来看待行政改革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这样，长期性的过程就会被行政改革的夸夸其谈与主导着近期发展的顽固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所掩盖。这种长远的时间框架可能不能满足当前处理逆境的需要，我们也不应松懈实现近期改进成果的努力。但无论如何，对政治可行性的过于短视的考察必将导致错误的结论。
6.在政治可行性方面，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可能表现得很强烈，因而，乐观的态度比悲观的态度更有可能取得成效。
7.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考察的政策事业家的作用在改变和扩大政治可行性的范围上特别重要。
8.统治人物对于提高政策制定重建可行性的重要作用值得再次强调。为数众多的改进方案并没有冲击到庞大而牢固的社会利益，而主要是针对政府机构的自身系统。在这里，改进方案往往也会遇到强烈的抵制，但统治者的支持往往可以扩大可行性的范围。
9.政策知识分子和学者等也可以影响到政策制定重建的政治可行性范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尤其如此。
总而言之，我们倾向于持这样一种结论，即政治可行性在实际中可能比许多专业文献中假设的要高，尽管其程度高低还远远没有达到倡导政治质变的乌托邦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所设想的程度。这与第四章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潜力的总体考察相一致，属于一种针对可行性的赌博观。
作为一条实用原则，我的建议是应当假定远期的政治可行性比目前条件所决定的要高，并且不违背现行系统的根本范式。在极少数情况下，政策制定重建的思考属于革命计划的范围，这时，所受到的限制便更为宽松。但无论如何，现实地考虑到基本构成要素的限制这一原则总是完全有效的。
以下的部分原则和战略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政治可行性问题的，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以上的一些论点。
以现有经验作为广泛但非唯一的基础要增强设计方案的可靠性，要改进政治可行性，要顺利通过艰难的创新与发展阶段，就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可以获得的现有经验。一百多年前，中国统治方式的经验经过东印度公司传至英国，从而导致英国文官体制实现了一场重大的改革，然后又部分地传到美国。这一成功的故事突出说明了经验的扩散现象，当然其间会伴随着调整和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过程。
本书部分地建立在当代政策制定改进的经验上，对这些经验的广泛探讨得出了三条主要结论：
首先，各个国家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尝试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改进措施，本书第三章部分列举了这方面的情况。
这种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重建的方案可以部分地以它们为基础。
其次，目前人们对这些试验、尝试和经验的无知程度令人震惊。不仅是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论著，而且，一个国家主管具体政策制定变革的官员往往对其他国家直接相关的尝试不甚了解，而探求政策制定及统治方式改进的机构对其他国家类似的情形也常常一无所知，除了一些技术课题或者那种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变得颇为流行且传播迅速的思想以外。那些习惯于在许多领域集中力量搞大合作的国家，情形也多是如此。专门从事政策制定和统治方式改进方面经验交流的机构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一些早期的改进尝试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第二条结论的准确性似乎应当稍打折扣，因为实际中存在一些相互学习和模仿的事例，只是这种学习和模仿多是不恰当的照搬和不加区别的硬套。新预算技术的流传就反映了在许多国家掀起的这种盲目的热潮，其结果必然是失望。计划一规划一预算制度的命运便是如此，零基预算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稍逊。
这项探讨得出的第三条主要结论是，目前所尝试的任何改进措施都没有解决政策制定重建中的许多当务之急。
此外，实际中的大多数改进措施都是局部性的，缺乏某些重要的成分。因此，现有经验尚不足以充当改善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唯一基础，大量的创新和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前面已经提到，在社会题材小说（包括社会科幻小说）中缺乏新颖的思想，这使得创新的思考更加必不可少。
怎样达到基于经验的方案与创新性方案的理想结合还取决于实际需要。必须考虑到，当一个国家在其政治、政府和政策制定主要方面的许多特点显得格外特殊时，外来经验的引进将非常困难。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富有成效的某种改进措施如果移植到另一片土壤上可能会带来极其不同的结果。
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以现有经验为基础的长处仍然使得从那些已在相关条件下以类似形式得到验证的设计开始着手进行新的构建较为可取。同时，一整套的重建方案还应当包括若干创新的方案，以便应付尚无经验可依的迫切需要。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么除了根据同其他国家或过去已有的相当尝试的局部比较而全力创新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重建工作应当集中满足最为紧迫的需要渐进的改进尝试可以全面出击，与此不同的是，政策制定重建的努力由于伴随着极其巨大的困难，因而应当集中精力应付最紧迫的需要。按照本书的分析，一旦统治的稳定性和最低运作能力等先决条件得以满足，基本的人权得到保证，则统治职能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这也是政策制定重建成为当务之急的原因所在。在这一领域，工作安排的轻重缓急在不同的国家因其具体形势和困境的不同而有差异。
必须强调，政策制定重建需要符合具体的逆境条件，并要相应地调整各项工作的主次先后，前面在阐述产出价值愈来愈重要时已经说明过这点。有些思想和概念或许在较好的社会条件下颇为适宜，但却不能适应逆境的条件。紧抱着这种思想和概念不放则是目前关于改进政策制定的许多思想及理论的一个主要缺点。本书第五章所讨论的那些应付逆境的政策原则，是应付逆境的实质需要同政府中枢决策必须的重建之间一种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这种联系的建立可以使后者更好地运作，即制定和执行更为适宜的政策。
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构成了最可取的战略如果要给重建的各项工作排出先后顺序，在选择最可取的战略时我们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处境，这在第六章阐述政策时已予考察。一方面，渐进的变革不大可能对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这种变革对于像政府中枢决策系统这样富于伸缩性和受到传统束缚的过程系统来说远远低于最小的变革阈值。另一方面，要使政策制定的许多因素和方面在相互作用与配合的过程中同时实现根本性变革，除了革命否则绝难实现，而且还将付出巨大的转型代价。
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提供了走出这种两难困境的一条途径。其主要特征有必要针对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在此予以重复和补充：
1.选择少数对整个政策制定质量，尤其对那些首要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变量，不论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