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放地，车臣人则与“苏联公民”一词完全绝缘。事实上，1944年3月，苏联当局即已宣布撤销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他们像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饱受政治歧视和非法虐待。车臣人与当地居民必须隔离而居，住在所谓的“特居地”内。根据1945年1月8日颁布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特殊移民法律地位的决定”，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移民管理局主任批准，任何移民无权离开所在移民区。擅自离开则被视为非法逃亡，将受到刑事处罚（第三条）；特殊移民、家长和他们的替代人，须在三天内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管局通报家庭成分的所有变化情况，如小孩出生、家庭成员死亡、逃亡等（第四条）；特殊移民必须严格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管局制定的日常生活规则，服从全部的安排。如有违反，将受到行政处罚，罚款100卢布或行政拘留5昼夜（第五条）。关于车臣人子女上学，当局规定，移民子女入学，要经过当地人民内务部批准；教学一律用俄语；就读中学、大学和毕业后就业，均不得离开所在居住地区。当局还严格清洗在红军部队中服役的车臣现役军人，约9000人（其中军官700余人）被强行退役，集中在指定地点劳动。
车臣人不堪忍受这惨绝人寰的处境，冒死逃亡的先后有近1万6千多人。而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则为日后争取民族独立的恐怖主义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如而后车臣民族独立的主要领导人杜达耶夫，出生几周就随整个家族流放他乡，而马斯哈多夫就出生在流放地。可以想象，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沉重苦难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多么深刻、痛苦、不可磨灭的烙印。
斯大林时代的民族迁移和民族流放政策既不能消解民族仇恨，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加索民族问题。冰雪覆盖的土地之下，播种的只能是民族仇恨，而他们终会在适当之时萌发新芽，茁壮成长，让播种者吞噬自己种下的苦果。
1956年2月25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关于民族歧视和民族迫害部分，他指出：“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是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了解除对车臣人强制移民的命令。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被流放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陆续返回故乡。
然而，当数十万车臣人携儿带女返回久别的家园时，他们发现，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开垦的家园，如今已被俄罗斯人占有，面目全非了。
车臣人开始疯狂地复仇，他们以伊斯兰教为精神寄托，积聚力量，发誓将卑鄙的外来户赶出家门，就像当年俄罗斯人驱赶他们一样。他们组织宗教法庭，蔑视国家法律，采取恐怖和暴力行动。这样，车臣人、印古什人与迁入北高加索的其他民族发生了尖锐对立，有的地方连续出现大规模械斗和冲突。有的车臣人高呼“车臣政权万岁”、“我们要宰俄罗斯人”等口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胆战心惊，纷纷外逃，仅7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就有1万多俄罗斯人被迫迁居。不过，也有一些俄罗斯人不甘示弱，在非车臣族居民中煽动反车臣情绪，在群众集会上高呼反车臣口号，为民族冲突火上浇油。
为缓和民族矛盾，苏联政府严厉惩治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包括车臣人和俄罗斯人，然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未缓解，反而留下了更加深重的后遗症。勃列日涅夫时期，“车臣综合症”不时发生：经济凋敝，人们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或盗窃斗殴，或宣扬民族仇恨。正如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群众性闹事事件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的：“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即每6个城市居民中就有1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在精神领域，尽管苏联当局进行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但车臣人对伊斯兰教深信不疑。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穆里德教派共有300余个，宗教活动极端分子多达1.2万人，其中不乏苏共党员、预备役军官、工厂经理、作家等精英人物。面对如此情况，安德罗波夫建议，鉴于车臣—印古什形势持续紧张，存在着经常不断的挑衅性行为，应在那里驻扎特警部队和正规部队，加强安全机构。同时，苏联当局严密封闭民族矛盾，不准对外披露，致使外部世界对车臣问题一无所知，以为天下太平。
车臣惴惴不安地等候着一个新的、动荡不安的岁月。
8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进入全面停滞时期，车臣经济也危机四伏：高出生率，高失业率，低下的教育程度和低下的社会管理机制，维持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中央政府的预算拨款，加上过去多年甚至数个世纪造成的民族积怨、成见、偏见乃至歧视，车臣人极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
同时，苏联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自1957年落实民族政策之后，车臣已进入其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从而丧失了民族危机爆发的警惕性。此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乘机大肆宣扬民族意识，培植本民族的干部，以排斥和取代其他民族干部，这就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积蓄了丰富的、炽热的、能量巨大的岩浆。
直到1988年，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依然沉沉酣睡，尽管此时正值全球民族主义思潮猛烈泛滥，但他却认为苏联根本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等到民族问题突然爆发，局面失控，又表现得惊慌失措，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意在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以打破苏联的保守、停滞困境，然而，这一新思维却被民族主义势力大肆利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宣告独立。
突如其来的民族问题使得苏联改革的重心转向——从政治问题转向民族问题。1990年，“激进民主派”叶利钦推波助澜，俄罗斯联邦宣布拥有主权，苏联各地经济联系被一刀切断，经济状况急速恶化，从而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
大厦将倾，车臣迫不及待！
三、打开潘多拉盒子
苏联解体具有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其中，民族矛盾尤显突出。然而，苏联解体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由来已久的民族问题，尤其在多民族的俄罗斯联邦，反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民族问题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更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火药桶。俄罗斯历史上蓄积数百年的民族矛盾，前苏联强行压制70余年的民族矛盾，有如核聚变，必然会在俄罗斯来一个总爆发，继而引发出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活动和暴力冲突，尤其是车臣问题，最为棘手。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必须接受这一严峻的挑战。
1990年8月《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发表后，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为了在与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势力对抗中获取地方的有力支持，视察了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叶利钦激情昂扬地演讲，鼓动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他公开表示：“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叶利钦的鼓动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权欲不谋而合。一时间，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成为争取独立的勇敢开拓者，其他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也争相仿效，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向联盟中央索要民族独立自主的主权。车臣的杜达耶夫凸现前台，充当了其中的闯将和急先锋。
1990年11月23日至26日，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组建起第一届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后更名为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前苏联空军退役少将杜达耶夫被推举为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大会宣布：车臣必须由车臣人自治，外族人不得移民车臣，更不能担任车臣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检察院等重要领导职务。
焦哈尔·杜达耶夫，原名焦哈尔·杜季·穆西，生于1944年卫国战争时期。时值苏联当局强行流放车臣人，襁褓中的杜达耶夫在车臣仅呆了短短几周，就随父母背井离乡，迁徙到哈萨克斯坦。杜达耶夫从小饱受饥馑、贫困和政治凌辱，直到1957年，13岁的杜达耶夫才因落实民族政策返回故乡车臣。杜达耶夫天资聪明，曾先后就读于萨瑟兰直升飞机学校、坦波夫远程航空兵高级军事航空学校和加加林空军学院。此后，他在空军部队服役20多年，表现优秀，先后立功受奖12次。26岁时，他即被提升为航空团副团长，36岁时，杜达耶夫被任命为前苏联空军某远程轰炸机师的师长，授少将军衔。
杜达耶夫随部队在爱沙尼亚服役之时，亲眼目睹了这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如何艰苦卓绝地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深受感动和鼓舞，从而也唤醒了自己长期以来深藏心底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上司命令他率部镇压爱沙尼亚群众，他拒绝服从命令，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地展示爱沙尼亚的国旗。这种严重的对党和军队不忠的恶劣表现，导致了他的提前退伍。1991年4月，上司以“健康原因”勒令杜达耶夫离开空军部队，遣返回车臣。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作为车臣历史上第一位将军，杜达耶夫鲜明的民族气节却赢得了车臣父老乡亲的赞誉和崇敬，从而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声誉。
此时，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宣言。《宣言》强调：车臣—印古什是一个“主权国家”，斯大林时代“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动”是极端错误的，现奥塞梯共和国境内原属于车臣人的土地必须无偿地归还车臣。苏共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一书记扎夫加耶夫在宣言上庄严签字。
1991年6月8日，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建立独立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过，此时仍是苏联共产党执掌车臣大权，所谓“独立”，自然是指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而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苏联解体后，车臣则力求脱离俄罗斯，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同年8月19日，苏共中央高层领导中某些重要成员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将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此即著名的“8·19”事件。苏共车臣—印古什当局绝对服从苏共中央的命令，不加思索地站到“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而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却坚决地站在民主派叶利钦一边，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为此，车臣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扬达尔比耶夫还被苏共车臣当局逮捕。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紧急状态委员会”导演的所谓革命政变仅仅持续了短短3天便夭折了，其主要成员自受其辱，身陷囹圄。一夜之间，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唏嘘瓦解。顷刻之间，整个苏联形势剧变，车臣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掀起了“非共”浪潮。“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的拥护者们全副武装，涌上街头，封锁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主要街道和广场，抢占了共和国部长会议、广播电视中心和机场大楼。9月6日，他们占领了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大厦。9月15日，车臣最高苏维埃宣告自行解散，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扎夫加耶夫被赶下台。
杜达耶夫夺权并未引起俄罗斯联邦方面的特别注意，没有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表态和命令，驻扎在车臣的俄罗斯武装部只能按兵不动，冷眼旁观，任凭事态发展。事实上，此时，莫斯科“激进民主派”的政治家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车臣人哈斯布拉托夫等并未充分认识到杜达耶夫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危险性，在他们眼中，杜达耶夫们正是车臣坚定不移的“民主力量”，摧毁苏共权力的“民主斗士”，甚至有人称杜达耶夫为高加索“大山里的叶利钦”。因此，对于车臣暴力夺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采取君子风度，只发表了一封《告车臣人民书》的公开信，呼吁道：“我以俄罗斯领导人的名义呼吁你们克制，不要采取践踏高加索山民许多世纪以来传统的轻率行动和不可补救的行为……我呼吁你们采取……文明谈判的手段……让人民的理智阻止骨肉相煎，让理性阻止有可能席卷高加索山脉、给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家庭带来苦难的大火。”俄罗斯议会还同意成立一个临时最高委员会作为车臣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该委员会由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和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自然包括杜达耶夫）共同组成。杜达耶夫一派很快便控制了这个委员会，并于1991年10月9日宣布车臣共和国脱离俄罗斯，实现独立。
一声独立，触痛了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底线，10月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急忙向杜达耶夫发出呼吁：
“我要求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执委会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派别，停止违法活动，无条件地服从法律……我提醒，若不执行这些要求，为了使局势正常化，保障居民的安全和维护宪法制度，我将采取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
此时，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眼中只有“独立”二字，他们坚信：俄罗斯的今天就是车臣的明天！俄罗斯可以脱离苏联，车臣为什么就不能脱离俄罗斯呢？对于叶利钦的所谓克制呼吁，他们不屑一顾。
1991年10月27日，车臣在武装人员的严密监控下，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车臣共有14个行政区，其中，赞成“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的有8个，其他6个行政区自然被排斥在选举之外。同时，只有车臣人才有选举权，所有居住在车臣的非车臣族人，则不允许参加选举。即便如此，参加选举的车臣选民也仅占“法定”选民的10%～12%。如是，杜达耶夫理所当然地当选为车臣总统。
11月1日，杜达耶夫以首任独立车臣总统的名义，宣布车臣为独立主权国家。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希望与车臣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首先承认车臣独立，并对以往迫害车臣民族的罪行作出赔偿，对犯下罪行的人进行公审。
此时，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们才如梦初醒，认清了杜达耶夫的真面目。11月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定，宣布车臣选举为非法。11月7日，叶利钦总统宣布，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