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雨欲来
20世纪70年代，恐怖主义在国际上肆虐无忌，很快便蔓延到控制严密、貌似平静的苏联。
1973年，4名武装歹徒在弗努科沃机场劫持了一架“雅克—40”型客机，机上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成为人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内务部联手采取紧急行动，解救了人质。这一事件严重地搅乱了前苏联和平宁静的生活，其心理影响远远超出了恐怖事件本身。从此，反恐斗争成为前苏联领导层会议桌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当时，苏联正倾力准备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安全成为首要问题，因为1972慕尼黑奥运会的阴影并未消散。是年9月5日凌晨，8名恐怖分子——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闯入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杀害了一名教练员和一名运动员，随后，又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两名官员作为人质，而后，由于其政治目的未能满足，他们竟残忍地杀害了所有的人质，尽管恐怖分子被西德警方击毙，但此阴影却难以挥之而去。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遏制恐怖活动便成为前苏联官方高度重视而又十分头疼的问题。
1974年7月14日，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下达命令，在克格勃系统内组建一支专门的特种小分队，其主要任务是打击国内的恐怖主义。最初，反恐突击队被命名为小组，即而后名扬天下、功勋卓著的“阿尔法突击队”的前身。
“阿尔法”突击队身负重任，其入选成员必须通过层层严格考试，可谓“万里挑一”。首批成员仅20多名，皆为头脑敏捷、身怀绝技的克格勃青年军官。经过5年艰苦、严格、科学的现代化训练，“阿尔法”突击队成为前苏联反恐行动的铁拳和尖兵。
1979年7月28日，一名恐怖分子怀揣炸弹，潜入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并强行要求美国外交官护送其出境，否则，就立即引爆炸弹，与使馆人员流血五步，同归于尽。“阿尔法”突击队奉命采取果断行动，干脆利落，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且未造成任何伤亡。“阿尔法”突击队初露锋芒，就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应对日渐猖獗的恐怖主义，“阿尔法”突击队提出豪言壮语：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恐怖主义的环境中，“阿尔法”突击队都要有自己的人”。此后，“阿尔法”突击队扩大规模，增加成员，改进装备，加强训练，其反恐能力直线上升。1981年至1986年，前苏联境内先后发生了3起重大的恐怖主义事件。“阿尔法”突击队勇敢、机智、果断的行动，使上述恐怖活动皆以失败告终，无一得逞。
1985年9月30日：逊尼派恐怖主义分子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绑架4名苏联外交官，其中一人被杀，其余3人后来获释。
1988年12月1日。4名恐怖分子在苏联北奥塞梯共和国奥尔忠尼启则市内劫持了31名小学生和数名女教师到矿泉城，要挟政府提供了1架“伊尔—76”运输机，逃往以色列，被以色列警方逮捕归案，遣返回国受审。
至此，一场震惊世界的劫持人质事件宣告结束，但遗憾的是，恐怖事件并未在这片国土上消亡，反而变本加厉，甚嚣尘上，反恐行动将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
不过，上述种种恐怖行为，不过是一些小毛贼，在强大的苏联反恐铁拳面前，他们一触即溃，不过是一桩桩闹剧、笑剧。
真正能构成恐怖威胁和引起苏联政府高度警觉的，还是那些万分棘手的民族问题。正所谓，真正的恐怖行为不在国家之外，而在萧墙之内。
二、可怜而可怕的车臣
车臣位于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南与格鲁吉亚为邻，北接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西与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毗连，东靠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53%。
有关车臣的历史记载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车臣人是北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巴尔干—高加索类型，其语言属高加索语族中的纳赫语。彼时，高加索山区中的阿尔贡河边有一座小村庄，名曰“大车臣”，而后，此名称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称呼。不过，车臣人更喜欢称自己为“纳赫乔人”，意即平民百姓。
车臣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孕育了车臣人民风强悍、桀骜不驯、骁勇善战的品格，他们一直在恶劣的地理与气候、强敌的欺辱与奴役中艰苦地挣扎。16世纪，车臣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中的穆里德派），并逐渐从高加索山区向捷列克河及其支流松日河、阿尔贡河的河谷地带迁徙，但其政治结构和生活习俗依然保持山区原貌：简单、分散，基本上停留在原始蛮荒阶段。
从13世纪起，蒙古、鞑靼、帖木儿、卡巴尔达、库梅克汗、波斯、奥斯曼等先后入侵和统治高加索地区，车臣人饱受战乱欺凌之苦，但同时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
车臣盛产石油，又是通往里海与黑海的要冲，是控制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战略要地。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沙俄，日益强大，自视为东正教的保护人。
1795年，波斯人攻陷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彼得大帝出兵援助，假道车臣，遭到车臣顽强抵抗。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的“高加索战争”，车臣人先是跟从卡齐—穆罕默德参加伊斯兰“圣战”，而后加入沙米尔建立的伊斯兰教长国，与其他高加索山民一道，共同反抗俄罗斯“异教徒”统治。沙俄为消灭和驱逐包括车臣人在内的高加索山民，迫使他们放下武器，顺从俄罗斯，兼并北高加索，一边驱逐当地强悍的土著，一边无休止地向高加索地区强行移民，使车臣和北高加索其他各民族很快便沦为少数民族，由此，车臣人与俄罗斯人结下深仇大恨。这在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等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1859年，沙俄终于征服了高加索地区，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得包括车臣在内的整个高加索地区，并将其强行并入俄罗斯版图。车臣人毫不畏惧沙俄军队的残酷镇压，不断掀起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武装反抗。负责镇压车臣反抗的沙俄将军叶尔莫洛夫恶狠狠地说道：“跟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可以讨价还价，对格鲁吉亚人或阿塞拜疆人可以给他们颜色看看，但对车臣人，只能立斩，决勿留后患。”
然而，车臣人没有、也不希望融入俄罗斯社会，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而不像俄罗斯人那样信奉东正教；他们保持着甚浓的原始民风和传统制度，崇尚武力，惯于劫掠，性格剽悍，视死如归。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车臣人逐渐习惯了“奔袭式”的生活方式，其社会结构则是以民族宗法式的大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家庭约有四五十人之多，每个村庄都建有防御工事和高高的瞭望塔。战争长年不断，或与族内其他家庭，或与“异教徒”，或与其他民族。家族之间则遵照古老残酷的“血亲复仇”习俗，即便是改天换地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未曾从根本上触动其部落式的群团生活。
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自决政策的指导下，车臣人的少数民族自我意识迅速增强，强烈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呼声愈高。由此，高加索地区先后建立了不少民族自治的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车臣—印古什成为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1922年11月，它又从中分离而出，成立了车臣民族自治州。1923年1月，俄共（布）中央派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琼尼等大员亲临自治州成立大会。经验丰富的伏罗希洛夫对车臣的前景非常忧虑，他向中央报告说：在车臣，“毛拉是唯一文明的力量，享有无限的影响力”。“居民们生活在原始愚昧和对神的畏惧之中”。
1934年1月，改为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又改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按照当时苏联宪法的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各民族自治共和国也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实体，在国家管理方面享有独立自主权。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漂亮的纸面上。
20年代末，斯大林在全苏联境内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就严重地触动了车臣人的利益。车臣人世代从事游牧业，家家户户都养有马匹。这在由俄罗斯“无产阶级”组成的工作队眼中，他们全都是可恶的“富农”和反动阶级，不但要没收其财产，还要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种近乎荒谬的阶级划分，激怒了所有车臣人，他们揭竿而起，奋起抗争。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北高加索各族穆斯林几乎全部卷入了反苏维埃的叛乱，其中，戈钦斯基领导的车臣和达吉斯坦的“起义”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由此，北高加索成为反苏维埃最剧烈的地区之一。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已近尾声，但北高加索的叛乱仍未止息。当时，负责处理北高加索事务的伏罗希洛夫向中央进言，要“借助车臣盗匪本身来消除车臣的匪祸”；晚年，赫鲁晓夫在回忆当时车臣形势时，仍咬牙切齿地说：“北高加索遍地是土匪。”
1925年，车臣首领戈钦斯基率领“起义”部队四处出击：偷袭工作组，杀死工作人员，占领村庄，并策划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其部队不断壮大，超过万人。俄罗斯朝野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年7月采取强硬行动，命令北高加索军区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联手行动，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动7000余名正规部队（其中包括800余名特种部队）官兵进入车臣地区，发动武装清剿。然而，车臣人不畏强暴，顽强抵抗。这里地形极难接近，给军队造成很大困难，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进入山区，村庄里只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苏军不得不借助于大炮和飞机轰炸，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解除车臣人的武装。红军部队几乎在任何地点都遇到居民的抵抗，军区司令部扣押了车臣德高望重的老者为人质，给车臣居民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们在规定时间交出戈钦斯基，但车臣人并不理睬，军队只能加强镇压，实施火炮轰击和飞机轰炸。最后，车臣人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戈钦斯基的部队被彻底击溃，他本人及骨干分子安萨尔延斯基、阿塔比·萨米列夫皆被俘虏。红军还缴获了2万支步枪、3千只手枪和5万发子弹。
车臣“叛乱”还波及到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地区，迫使红军分兵两路，继续清剿。卷入车臣反叛的不仅是普通居民，也包括在车臣地区担任党和苏维埃政府高级官员的车臣人。
大规模的清剿并未使车臣人臣服，武装反抗从未中断，它们有如春风吹拂的野草，生生不已，蔓延各地。据俄罗斯档案记载，自1929年至1935年，车臣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近300起过激的武装反抗，反对普遍建立集体农庄。而苏联当局被迫于1929年12月、1930年3—4月，以及1932年3—4月分别发动3次大规模武力清剿，直到1936年，混乱的局势才勉强得到控制。然而，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的泛及全国的肃反运动，又使车臣大批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这就在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铁幕下再一次加深了车臣人对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北高加索，许诺给予车臣充分的民族自治权，这一诱惑得到车臣部族的广泛赞同与支持。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车臣和印古什人把德军视为民族解放者，成立了“高加索兄弟特别党”，视德国人为友邦，悉心合作，希望借德军力量把俄罗斯人赶出家园，恢复民族独立。当然，他们的行为很快便遭到苏联红军的严厉镇压。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被红军消灭的团伙计有232个，约1200余人，以及1800多个单干者，此外，红军还逮捕了1700余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18000多件。
车臣人的表现大大激怒了苏共高层，斯大林本人更是大为光火，雷霆震怒，决定严惩、报复车臣人，决定撤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1月，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车臣人、印古什人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决议》（第5073号命令），2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又发布《关于迁移车臣人、印古什人的命令》（第116/102号），以及《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办法实施细则》，以车臣“通敌”和“叛国”为由，决定将所有车臣人强行赶出多事和不易控制的北高加索地区，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处，监视居住，即使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州委书记、各种荣誉勋章获得者、集体农庄先进生产者，也有卫国战争参加者、残废军人，也概莫例外。
决议和命令由内务部长贝利亚亲自指挥，负责执行。当局出动10万大军，全副武装，另有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军事反间谍机关“除奸部”所属部队和工作人员近2万人，严严实实地包围车臣大大小小的所有村庄，勒令38万7千车臣人和9万1千印古什人于2月23日和24日两天之内全部迁走，一个不留。
时值冬日，寒风凛冽，大雪飞舞，天色愁惨。红军官兵们一个个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将车臣男女老幼逐出世代居住的村庄，将他们像牲畜般驱赶上177列闷罐火车中，另外，还专程从前线调来美式十轮大卡车作为辅助交通工具。当局规定，每户最多只能携带100公斤的行李，所有迁移的车臣人须严格服从押解人员的命令，如自行离开铁轨5米，即可视为逃跑而遭开枪射杀。为了不影响迁移的进度，士兵们把体弱多病、行走不便以及誓死不愿离开家乡的老人、妇女赶进大房子中“自然死亡”，对反抗者则予以严厉的镇压。在这次“强迁”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逃跑，有人甚至准备回北高加索山区开展反苏游击战。据统计，这期间，共有3745人因参与反苏活动而被捕，另有3078人因反叛而被镇压。
在长达近一个月的腥风血雨的迁徙过程之中，由于衣食的匮乏以及医疗条件的极端缺乏，沿途饿死、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具尸体被随意抛弃在从北高加索通往中亚的铁道两旁，据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于路途之中，具体人数不会低于13万。即使侥幸到达目的地，也缺吃少穿，一贫如洗。例如，1948年，哈萨克斯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饥民死亡无数，人民挖掘已经掩埋的马尸和猫肉充当食物，车臣人远道而来，寄居他乡，其惨烈程度，更是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