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受一部公正的法律统治，比受一个勇敢的人统治要好得多。
——亚里斯多德
1122年《沃尔姆斯协议》的签订，使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的授职权之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协议里那些模棱两可的文字，不可能使争执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年后，亨利五世病故，前后四位皇帝延续了一个世纪统治的萨利安王朝终结。德意志贵族们否定了世袭制原则，通过选举的方式将萨克森公爵洛塔尔三世推上皇位。这位皇帝也与前任一样，率军南下意大利，并获得教皇的加冕，在他的任期内，德意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大体上比较融洽。而且罗马教会再度选择德国人作为结盟伙伴和保护者，格里高利七世时代所培养的同盟者——诺曼人则继续敌视教会。
1138年，施瓦本公爵康拉德三世同样通过选举的方式成为皇帝，德意志历史上最强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开始了。不过这个王朝的开端却差强人意，康拉德困于国内的局势，而无法分身前往意大利去寻求皇冠加冕。更糟糕的是，由他和法王路易统领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彻底的惨败而收场，这使得世俗君王们在欧洲一段时间里都抬不起头来。因此，在康拉德长达14年的帝王生涯中，到死也没有获得那尊皇冠的加冕。
从东方失魂落魄的返回德意志四年后，康拉德将皇位传给了已到而立之年的侄子，史称腓特烈一世。在长达38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英武暴烈的君王先后六次南下，给意大利人带去了无尽的战火和灾难。因其满脸红色的胡须令人望而生畏，意大利人送其绰号“巴巴罗萨（红胡子）”。
由于叔叔始终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加冕，所以腓特烈一世急于获得教会认可，他向教皇尤金三世许诺将不遗余力的保护教会，以换取在罗马的加冕，而罗马教廷此刻急需德意志人来帮助扑灭罗马市民的自治。
1154年，得到教皇承诺的腓特烈南下意大利，美滋滋的企盼着黄袍加身的美妙时刻。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自己前往罗马的路上，尤金教皇已经一命呜呼了，前来礼迎德国人的是新任教皇阿德里安四世，这是唯一的一位英格兰人教皇。两人的初次相遇，充满了戏剧性。
400年前，丕平为教皇牵马的行为，获得了教会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致褒扬，这也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礼仪传统，即世俗君王见到罗马教皇时，应主动为其牵马以表尊敬，这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但是已经习惯于帝王作风的腓特烈，全然忽视了这样的礼仪，或许他在内心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的叔叔一生也没有到过意大利，更别提将这样的外交礼节传授给他。
这时，皇帝与教皇都骑在马上互相对视着，一个在等待，一个在纳闷中。见对面的德国人无动于衷，阿德里安四世悻悻的自行下马，随即宣布即将给予德国皇帝的加冕礼被取消，转身回到了营帐之中。此刻腓特烈才如梦方醒，他想与阿德里安理论一番，可是教皇根本就不露面了。唇枪舌战不是他的强项，在与教皇的随从争论了整整两天之后，最后腓特烈在身边贵族们的劝说下屈服了。于是教皇再度骑在马上来到皇帝的面前，腓特烈恭敬的走上前去，为其牵马，终于装模作样的完成了这个礼仪动作。腓特烈一世也如愿以偿的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中迎来了那顶皇冠，他的统治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应阿德里安教皇的要求，腓特烈的军队捕获了号召罗马人抵制教皇的阿诺德，并将其移交给教皇国的官员。阿诺德被绞死，尸体也被焚烧，骨灰撒入台伯河中，以使其追随者无处去纪念他。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并没有被废止，因为在市民心目中，它依然具有号召力。阿诺德的思想也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深远的影响了后代西欧各地历次反教会的宗教运动。
初次来到天主教的中心，腓特烈自然要在罗马城中四处参观一番。这天，在拉特兰宫的一副壁画前，德国人驻足不前了。
壁画上，一个头戴皇冠的帝王跪在教皇教皇面前，旁边还有一行文字写道：“君主为教会的臣民，从教皇手中接受皇冠。”这幅画作大概是在洛塔尔三世时期创作的，而且还有一个并不算久远的典故。当年斡旋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冲突的意大利女伯爵马蒂尔达，曾许诺要将自己的托斯卡纳地产赠送给罗马教皇，但是后来的亨利五世占领了这一地区，将其视作德意志的领土。《沃尔姆斯协议》签订后，新任德皇洛塔尔三世承认罗马教皇对于这块土地的主权，并以缴税为条件从教皇手中接受了这块地产。这无异于在表明，皇帝成为了罗马教会的封臣，于是便产生了挂在拉特兰宫中的这幅壁画。
腓特烈当然无法接受这幅画所表达出的尊卑涵义，他以武力相逼要求阿德里安将其摘掉。随即皇帝返回了北方，因为其他诸侯们对腓特烈并不买账，这也是德意志的一个传统，所以几百年来，多少位德意志皇帝均不敢在意大利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