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威克利夫会得救，要是他被罚入地狱，我的灵魂将随他而去。
——约翰.胡斯
诚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否认教会制定的信条，就是异端。”天主教会从未停止过反对异端的斗争，甚至不惜以战争的手段。随着阿尔比派被屠灭，宗教裁判所的建立，教会或许会感觉到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异端问题。可是伴随着罗马教廷有关权利、私欲和分裂的丑闻愈演愈烈，反抗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
100年前，这些声音来自那些商业氛围浓郁，人们自由随性的沿海地区，而现在，这种声音突出的来自教会内部，地点在欧洲的边陲——英格兰。
我们可以再将这一范围继续缩小。12世纪，随着欧洲地区文化的缓慢普及和人们追求知识的需求，大学出现了。这是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所产生的崭新教育模式，意在培养更加全面的神职人员。除了腓特烈二世创建的那不勒斯大学之外，大多数学校依然在教会的控制之下，基督教神学严密的掌控着校园里的一切学术活动，“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婢女。”
但是知识的普及逐渐培养起人们的独立意识，在大学里，思考成为获取真理的手段，而思想也逐渐成为一种力量，这是与那些使人浑浑噩噩的修道院的最大区别。
英国原本没有大学，仅有少量学生留学巴黎。1167年，因与法国的争端，亨利二世下令留学生一律返回国内，将他们安置在牛津地区的几座修道院中继续学习，渐渐的，这里成为了如今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学。之后，亨利二世与罗马教廷的战斗以惨败收场，不得不屈辱的匍匐于贝克特的坟墓前，接受教士的鞭打。
200年后，约翰.威克利夫在牛津大学继续开始了反击罗马教皇的光荣战斗。
1320年，威克利夫出生在英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年轻时就读于牛津大学，这里不是主教驻地，对思想的约束也不是很严厉。威克利夫日后成为了这里的一名神学教授，同时又是一名教士，收受教会的俸禄。但是威克利夫对罗马教廷并不忠诚，他深知自己首先是一名英国人。
此刻的英国虽然名义上还属于教廷的封地，但是骨子里并不认可这种关系。虽然在同法国的战争中胜多负少，但是和对手一样受资金所困扰，对教廷的那笔封地税，已拖延了33年之久。1366年，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国会正式宣布放弃交纳这笔赋税的义务。英国的国家意识在觉醒的过程中，虽然不断受到教会的打压，但是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教皇正在阿维农受到法国的钳制，法国人也主宰着教会的一切事物，因此，英国人的反抗决心就更加强烈了。
威克利夫受到了这种趋势的鼓舞，坚决支持国王反罗马的决定。1374年，爱德华三世授予他拉特沃思教区长的职务，并委派他陪同皇室成员前往布鲁日与教皇代表会面，为英国拒付税金展开辩护。威克利夫还施展自己的才学，矛头直指罗马教会。
他在著作中写道：“基督和使徒的经历告诉我们，教会必须是贫穷的，人间的权利和世俗的财产只能使之走向腐败，目前教会所掌握的财产应该被世俗国家予以没收，并提供给神职人员生活费用。”
威克利夫还认为，征收封地税和进行以敛财为目的的大赦之举，都属于买卖圣职；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教皇，所有教士，包括教皇和枢机主教，均应虔诚为上帝服务，以占有财产为耻；圣餐礼中的酒和饼仅仅是基督徒在精神上的一种纪念，并非真正变成了耶稣的圣体和圣血；福音本身足以成为指导基督徒生活的规范，无需任何其它准则；反对盲目的崇拜圣物和圣像和劳民伤财的朝圣活动；教廷不得私设监狱来惩罚违反教规者等。
这些观点直指教会的弊端，令忠诚于罗马的教士们如芒在背，他们势必要进行反击。教会在英国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毕竟天主教是国教，而每个人都是信徒。1377年2月，伦敦的考特尼主教决心以异端罪名将威克利夫定罪，命令其来到圣保罗教堂接受高级教士们的责问。还有教会职务在身的威克利夫只得奉命前往，但他并非孤身一人，很多英国贵族因敌视教会的财产而支持威克利夫的立场，派遣全副武装的扈从保护其前往。
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威严的气氛中，地位显赫的帕西勋爵命人找一把舒服点椅子给威克利夫，主教坚决反对给予遭传讯之人落座的权利，于是还没等当事人开口，教堂里便开始了争吵。兰开斯特公爵也站在这一边，与考特尼主教辩论起来，但是根本就不是口若悬河的主教对手。肝火正旺之时，公爵愤懑的私语道“真想揪着主教的头发，把他拖出教堂。”不料被一些旁听的市民听到，人们开始愤怒，不能容忍堂堂主教遭受如此侮辱，于是，信徒和贵族随从产生冲突，会议就在吵闹中不欢而散了。
随后考特尼主教将一纸控状呈送给教皇，刚刚从阿维农搬迁回到罗马的格里高利十一世。很快，急欲树立威信的教皇发布谕令，严厉谴责威克利夫的异端邪说。
“我们得知一位叫做威克利夫的人，身为拉特沃思地区的教区长和神学教授，竟然深陷愚昧可鄙的泥淖之中，公开宣扬散发着异端腐臭的，荒谬的虚假命题和诡论，企图削弱并推翻整个教会。基督的羊群中，有些已被他玷污，因此我们不能对之无动于衷，凭借我们的权利，我严令你们将其逮捕，交给我们可敬的兄弟坎特伯雷大主教或伦敦主教，严加看管。”
接到这份谕令后，牛津大学的学监和校长们犹豫不决，因为大学的学术活动已经不受教会的牵制，威克利夫的主张也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最后他们决定不执行教皇的拘捕令，私下里让威克利夫暂且藏匿起来，躲过风声再说。
然而这位宗教改革先驱并没有退缩，1378年3月，威克利夫突然出现在一次主教会议上，为自己辩护。面对教皇的谕令，威克利夫反唇相讥：“教皇除了以募捐的方式，不能收受国家的财物。”此外，他还称一些修道院是“贼窝、蛇窟、魔鬼之屋”，“教士们只是用虚假的赎罪券和特赦来欺骗民众，其目的只是为了掠夺人们的金钱……买这些赎罪券的人实在是愚蠢之极。”他认为教士们应该受到约束，保持基督所要求的那种清贫。国王要指挥世俗一切，国王只对上帝负责，君权神授的概念是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他还呼吁英国建立“国家教会”，摆脱罗马的束缚。
辩论正在进行之时，英国皇太后的一封书信被送到大主教手中，信中要求教会赦免威克利夫。之后又有不少人士闯进教堂扬言教会无权审判，这里是英国，不是罗马。迫于压力，大主教只好作罢，宣布散会。不出一个月，格里高利十一世教皇死了，之后天主教会遭遇了长达40年之久的大分裂，审判威克利夫的事，也就被搁置下来。
因为英国所有民族都是在不同时代从大陆迁徙过来的，所以当时的语言还比较混乱。威克利夫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壮举，他以东部方言为基础，将《圣经》译成英文，他坚信这是基督教义的唯一源泉，任何人都有权阅读。同时，他的朋友——诗人乔叟，也在采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以奔赴贝克特墓地朝圣的奇闻异事为线索，揭露教会的腐败与堕落。
威克利夫和乔叟所采用的这种语言，渐渐开始在英国大行其道，最终成为当今世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