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中国古典散文集(一)(散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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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晁错

晁错(前200—前154),汉颍川郡(今河南省禹县)人,少习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为太子家令,以善辩闻于当时,号称“智囊”,后迁中大夫。景帝即位后,为内史、御史大夫等职,深受信任。他坚持重农抑商,对外主张加强边塞,抵御匈奴,对内主张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因而遭到诸侯王和贵族势力的反对,并引发了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的叛乱,景帝被迫将其处死。

晁错的著作现存比较完整的有八篇,散见于《汉书·晁错传》、《汉书·食货志》和《汉书·荆燕昊传》中,今人有《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晁错集注释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丰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鉴赏】

晁错终其一生力主重农抑商,此文即是这一主张的着重论述。

文章开篇以古尧舜治国之法说明农业的储备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证,接着,又针对当时有关政策措施的不足指出,之所以农业生产没有得以较好的发展,粮食储备不足,是由于没有达到民尽其农,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没有做到“贵五谷而贱金玉”。然后,作者又举农夫五口之家为例,以饱含激情的语言描述了农者“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终日辛勤地劳作,却受到诸如“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侵害,以致破产流亡。而商贾之人却“因其富厚”而“交通王侯”,过着“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舒适生活,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必然导致富商重利盘剥,肆意兼并土地,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劳动力大量流失,社会动荡不安。而朝廷也会因此而备粮不足,难以与诸侯抗衡,不能抵御匈奴的侵犯,作者对这种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

最后,作者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主张和“重农抑商”,“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的具体做法,并总结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的论点,这种主张,在西汉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全文立论针对性强,善于从历史事实中引用论据,并紧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无空泛之谈,无夸饰之风。写法上多采用对比手法,以强烈的反差来强调主题,突出论点,抓住事理的内在联系,大胆论述,层次严密,条理清晰,充分显示出其政治家的真知与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