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还呼吁国会避免设置新的或冗余的监管层级，要把重点放在更有效地重新分配已有监管之上。他还想在将来的救助行动中，把纳税人的责任义务降至最低。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他又建议，需要为任何被接管资产的有序处置设立一个新机制。不管怎样，他有点沮丧地补充说，国会不太可能在布什总统最后一年的任期中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只是抛出这个问题来以供长期思考。因此，这个建议在提出之后不久，就像布什总统自己一样，也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一年以后，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宣布了他的有关系统风险监管的计划。这个计划涉及4个密切相关的问题：（1）监管必须施于任何能带来系统风险的金融企业（包括非银行企业，如作为一家工业企业金融子公司的通用电气资本公司）；（2）认明这类金融企业，不仅要包括处于市场中心地位的规模大、组织复杂的机构，也必须包括被视为因与重要市场参与者“相互关联”，而传递风险的公司；（3）这些涉及系统风险的机构与不携带系统风险的机构相比，必须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约束和控制；（4）新的监管系统必须在全球确立起来，并非只限于某些国家之内。
像盖特纳所宣布的其他计划一样，这一次涵盖面也很大，但在某些细节上却很模糊。大概他是有意留下一些选择余地，以便与美国国会以及金融服务界的代表和游说者进一步商讨他的想法。但他的确坚持要求设立单一而独立的监管者（他心目中想的是美联储），让该监管者负责监管“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和关键的支付、结算系统”，并负责为这些公司制定更高的资本和风险管理标准。他还呼吁对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实行注册管理，对柜台衍生品市场进行综合监管，对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改进监管。
2009年3月提出的这些建议得到了一种平静的认可——很多人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这些意料之中的不言而喻的问题已有人探讨过了——但多数观察家知道魔鬼藏在细节之中，他们想看看细节会是怎样。2009年6月，盖特纳对自己提出的监管计划又进一步发布了细节，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他政府部门和利益相关方自该计划首次宣布以来已做了大量投入。这些细节包括：设立一个新的监管者委员会，对金融监管系统保持监督（这会稀释集中到美联储手中的权力）：对携带系统风险的机构（此时称为“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健全的、负责任的监管；对所有金融公司设立更高标准（涉及资本充足率、管理、薪酬制度和会计系统）；提高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对于谁具体监管什么，进行结构性调整（7个机构或其他实体将替代现有的6个组织，其中两个组织并入其他组织之中）。该计划包含很多内容，有不少内容预计会引发热烈辩论和妥协退让。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希望到2009年年底时，该计划可以准备好交付国会辩论。
2008年秋，我和两位研究银行业的同事，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针对新政府所做的一部政策建议书写了一篇论文，该建议书的书名叫《恢复金融稳定》。我们写的论文题目是《加强对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文中探讨了系统风险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在盖特纳的建议中提出来了。我们当时这样写道：新系统应该挑出系统风险携带者（即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监管者对它们加强监管，该监管者应具有充分权力，可以控制强有力的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金融机构，该监管者还应获得授权，扩展现有《巴塞尔协议》的全球框架，以便吸收这些新的监管要素。该系统风险监管者利用这样的身份收集信息，将更能对必然会巩固系统风险携带者基础的政府担保进行准确定价。这便可能设定公平的与单个大型机构资产规模和特有风险相联系的基线保险成本（与银行现在所付的存款保险费相似）。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新监管者要有法定权力和责任，去确保携带系统风险的金融机构，在经营中持之以恒地优先注意自身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使它们即便付出增长率和赢利能力下降的代价才能实现安全性和稳健性，也在所不惜。换言之，必须让携带系统风险的大型银行重新变回并保持负责任的公共事业机构的身份（这正是沃尔特·瑞斯顿曾奋力去除的身份），否则，这些大型银行又会巧妙地绕过或跨过限制，绕过或跨过监管者，让系统风险状况重新回到抵押泡沫之前的水平。这个新的监管者必须像美联储在沃尔克任主席时那样的态度强硬，而且要保持强硬，否则不会比现有的监管系统改善多少。
银行如何扭转局面
自从西德尼·温伯格接受我，让我在高盛工作之后，华尔街在过去的44年里毫无疑问经历了很多风雨。在这个旅途刚开始的时候，很难预测沿途会发生什么。华尔街不由自主地受到了证券投资机构化、技术创新、管制放松和全球化的驱动，现在的华尔街与之前150年的华尔街几乎没有相似之处，那时的华尔街是一个规模小而分散的生态群落，身兼经纪商和交易商的券商丛生于曼哈顿中心区。如今，华尔街已演变成规模巨大，让人感受很大压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屈指可数的富有竞争力的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其中只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是经历了老华尔街的变迁而幸存下来的独立金融机构。
在此期间，很多纸上财富被人赚入手中，又从手中丧失。许多公司来了，又消失了。有些公司通过并购与他人合为一体，又通过分拆或解体而独立出来；从业人员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使得技术和知识在公司间发生“交叉传花授粉”。有些规模非常大的公司已逐渐拥有规模高达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而与此同时，业内有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个人，或者转向规模较小的“精品”机构，在这样的小型机构里可以提供“老式的客户服务”，或者去管理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全球资本市场从非常简单的起点开始演变，如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流畅，也空前地富于变化——即使是现在，全世界也有逾125万亿美元的证券市值。
在这44年里得到的一个教益是，为了存在下去，华尔街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变化。现在又将发生变化了。
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金融机构现在受到两个方向的威胁。监管者为了不让它们再度损害世界上脆弱的经济和金融系统，想减少它们的冒险行动，提议对它们实行更严格的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它们的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政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完全成功地在立法领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即使不能如愿，政府依然拥有很大的监管权力，可以迫使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限制自己所冒的风险。至少只要还记得当前的危机，监管者就仍将会进行控制，这个行业也将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监管者对其行动所做的更多限制。
这些金融机构还必须重新树立形象，获得长期投资者的信任，所有大型资深公司都需要“有耐心的长期资本”扎根在本公司，在自己的股东群体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2008年秋季，大型银行股票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波动和成交量，此后到2009年年初，很大一部分支持大型银行的机构资本弃银行而去，将头寸转而投向了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性交易机构，那些机构的投资周期都非常短。在这种局面得到扭转之前，我们很难弄明白大型银行将如何使自己的股价重返两三倍于净值的水平，数年前有些银行还享有这样的估值。要维持如此水平的股价，必须减少突发大量交易损失或类似意外事件的可能性。通过减少业务风险以及可能会在业内带来极端竞争的风险，银行可以回到以前的状态中去，再度享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相当好的利润和不错的效率，无须让投资者暴露在风险之中，无须让投资者可能由于市场突然反转或公司出现什么突发的小问题，而遭受毁灭性打击。稍微有点沉闷乏味，稍微有点可预见性，也是很有价值和益处的。
经历了10年之后，很多投资者现在已明白，大型多平台、既有交易业务也有银行业务的经济实体，如花旗集团之类，是行不通的，这种实体太容易让管理层失去控制，太容易犯下不顾后果的错误。监管者想驯服这些野兽，使它们重新变回过去的那种银行，那种更稳定、更坚实、更谨慎的银行，毋庸置疑监管者也冒着风险，可能会使它们变得过于麻木、缺乏想象力、规避风险、成本高昂。无论如何，就当下而言，监管者似乎愿意冒此风险，而2009年多数银行股价回升也说明投资者的意见与监管者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银行应该承认变化，顺应潮流：简化业务，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回到基本业务上去。有些银行尤其要这样去做，它们接收了大量问题资产救助资金，数年之内很难轻易地予以清偿。这些银行需要让自己摆脱问题资产救助债务，当然，这意味着需要将其他一些业务和资产剥离，以便能尽快筹集资本，恢复“好银行”的身份。但即便在摆脱了问题资产救助债务之后，那些仍是系统风险携带者的大型银行，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与没有系统重要性的市场竞争对手相比，它们的监管负担会更重，它们的行动将受到更多的约束。即使在清偿问题资产救助资金之后，它们仍能保留自营交易、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它们也可能并不想保留。在对系统风险进行严厉的监管之下，那些业务可能不会兴旺发达，因此银行若将那些业务出售或分拆出去给股东，可能会状况更好。
的确，资本市场行业可能会被迫进入一个缩减规模的时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般而言，缩减规模被视为寻求增长和成功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或许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战略重新定位。
多数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会从一段时期的去集团化运营中获得益处，它们的股东也是如此。只有当投资者欣赏集团企业的力量时，它们的股票才会以高于分拆价的溢价进行交易，通常也只是在集团企业早期才有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是如此。多数时候，集团企业都是以折扣价交易，有时折扣会大得足以吸引董事会或公司之外的人策划对公司进行分拆。很多规模最大的美国和欧洲银行数年来都是按分拆价值的一定折扣进行交易。
商业银行从未觉得从事投行业务很容易成功，所以在压力之下，对现实作一番清醒的审视之后，其中有些银行可能会决定出售或分拆自己的投资银行业务单元。这可能意味着，完整独立的投资银行企业可能会重返市场，变成新形式的所罗门兄弟、美林证券、普惠证券或保成证券（或许甚至还有以三度化身出现的雷曼兄弟）。这些重生的投资银行为了不被归类为系统风险携带者，从而逃避更严厉的监管约束，会很积极地让自己保持足够小的规模。商业银行会致力于范围广大的美国市场，提供消费者金融服务，为缺乏进入资本市场路径的中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富国银行在最近之前从未受到投资银行业务的诱惑，它形成了知名的零售银行品牌，使自己获得的每一美元收入都比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或美洲银行获得的更有价值。这些银行的股东不愿自己手中的股票以12~15倍赢利的价格交易（这是一些成功的区域性银行的典型市盈率），却要持有的股票在投资银行领域追求领先地位，但即使成功，也仅以8~10倍赢利的价格交易吗？
对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来说，要做的变化或许没有这么显而易见，但作为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控股公司，它们可能都需要将一些业务移到受监管的范围之外。高盛规模很大的自营交易业务，若放在已加强监管的体系之外或许会更加成功；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业务可能也是如此，这两部分业务加起来规模相当于黑石集团。在最成功的时候，黑石集团股票以10倍净值交易，而相比之下，高盛在最好的年份，股价也只是三四倍于账面价值。这些业务以及部分风险较大的自营业务，如果从投资银行中分离出来，分开持有，那么高盛股东的财务境遇会更好。剩余部分，即高盛优质的批发和机构业务，可以作为行为更可预见、风险更小、在市场占据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投资银行，重新发行股票给投资者，就像19世纪的摩根银行一样，拥有巨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样的企业应该有资格得到高于8倍或9倍的市盈率，尤其是同时还拥有一份健康的股利，更应如此。
摩根士丹利已承诺要成为一个再造的大型美林证券。但摩根士丹利也像高盛一样，拥有很强的批发和机构业务，这些业务若与巨型零售经纪业务分离开来，对于摩根士丹利可能会更有利，尤其是在分离之后，两部分都能不归入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之列，从而彻底逃避更严厉的监管时，更是如此。
当然，这一切要自行解决，还需要时间。但是，如果将来的华尔街演变成这样的景象：在一小群强有力但受到约束的货币中心银行的周围，是大量规模较小、追求风险的专业金融公司，其中挤满了“新人”，他们始终在兜售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和相互挑战，以此追逐市场份额和利润，岂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
果真如此，华尔街将把自己重新塑造成50年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