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1933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历经36年之后，华尔街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放开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允许各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金融业务。金融机构的横向并购又此起彼伏，这一次并没有持续太久就遇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从扩张性的野蛮收购形成超级大型银行到被动式的出售、分拆、肢解来得这么突然与猛烈，非常具有戏剧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倒是有几个欧洲银行值得我们研究与深思，这就是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与瑞士信贷，年景好时，它们没有美资银行那么张狂，年景不好它们往往能避开风头，立于不倒。更像是学会了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
20世纪70年代，称为货币中心银行的大型借贷银行，经营颇为沉闷，但也有一家例外。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1967年开始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沃尔特·瑞斯顿的领导下，正努力挣脱束缚，急切地想显一显身手。瑞斯顿先前曾在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称为花旗银行，后来成为花旗公司，再后来变成花旗集团）执掌国际银行业务，成功地将海外分支行业务提升到令人惊异的程度，以致到了20世纪70年代，花旗银行的利润有80%来自国际业务。瑞斯顿是布朗大学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校长的儿子，并非平常所见的那种类型的银行家。他聪颖，脾气急躁，性情孤傲，与人交往也有点儿别扭笨拙。他不玩高尔夫，并且讨厌已成为多数银行典型特征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
瑞斯顿身材高挑，体格精瘦，面色严厉，极少露出笑意，说话尖酸刻薄。他总是竭力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刚出道那会儿，以他的过于强势，本是难以在银行业获得成功的。但是，很幸运，他得到了乔治·摩尔的庇护。摩尔精力充沛，魅力十足，负责重建花旗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业务，是花旗银行未来的总裁，他很欣赏瑞斯顿能把事情搞定的能力。他后来升任董事长的时候，瑞斯顿被选为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瑞斯顿的传记作家菲利普·茨威格对他有如下描述：
瑞斯顿把花旗公司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银行，也为自己确立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银行家的盛名，无人可以匹敌。他与J·P·摩根以及美洲银行创始人A·P·吉亚尼尼，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银行家。他主持公司期间，花旗在全球各地展示了更加强大的实力。凭借自己过人的才智和坚定的意志，他使花旗公司脱胎换骨，由一个视高尔夫成绩重于智商的类似公用事业公司的上流小社会，变成了一个精英统治的公司，强硬凶狠，趾高气扬，同时也将整个银行业拉出了低效的“鹅毛笔时代”。
大权在握之后，瑞斯顿渐渐蜕变成一个极富创见的人物，给花旗和整个行业，带来了众多变化。就个性而言，他很不乐于维持现状。他喜好对抗，极力推动花旗朝各个方向迈进——开发新市场、新产品、新客户；利用美国政府在海外无法监管这一点，发展自己的投资银行以及其他业务能力；几乎始终如一地向监管者挑战，竭力摆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麦克法登法》的限制，因为这两部法律会阻止花旗参与证券业务的竞争和跨州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他还同样竭力推动技术革新，在银行业务计算机应用上，花旗始终是世界上预算支出最大的银行。他招募并提拔最优秀最有冲劲的年轻银行家，让他们全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业绩为王，通过个人努力和创新而实现的业绩尤其受到看重——若有产出，便得到升迁，否则，只有走人。瑞斯顿让花旗演变成了一个凶猛好斗的组织，工作环境变得充满了钩心斗角，让人感到压力重重。管理岗位的人事代谢极为频繁，但在一起共事的人又很有凝聚力，深受其他所有银行的尊重。
1970年，花旗是美国第二大银行，总资产不到50亿美元，稍稍领先于大通曼哈顿银行，落后于领头羊美洲银行。花旗也是世界上第二大银行，海外办公机构148处，其中支行93家，共雇有24 000余名员工。美国银行在全球前30家银行排名中，位于大通曼哈顿之后的是汉华实业银行（第6位）、摩根保证信托（第8位）、化学银行（第10位）、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第26位）、太平洋安全银行（第28位）、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第30位）。美国两家最著名的评级机构均将这些银行的资信评为AAA级。毫无疑问，美国银行在世界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一个世界贸易和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时代，离岸货币存款和国际银团贷款的创新发展尤为迅速，但银行业与十多年前相比，并未发生多大变化。赚钱的途径，是以极少的成本从客户处吸收存款，再向与银行关系很铁的值得信赖的借款人放贷。与关系相比，定价远没有那么重要，银行的很多高层经理都很会与客户闲聊拉扯关系。
20世纪70年代早期，瑞斯顿开始声称花旗银行像众多股价很高的科技公司一样，也是增长型企业，因此股价理应更高。他还常常说，花旗银行每年以15%的比率增长，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因为花旗可以从广阔的国际市场——美国的一些限制性银行监管规定在这些地方不适用——获得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还能通过比竞争对手更加辛勤地工作，更加积极进取，来提升国内的市场份额。正因为如此，他声称，花旗股票的市盈率应该是15~20倍，而不是市场给予公用事业公司和一般银行的区区5~10倍。
时至1973年，市场已相信了瑞斯顿的说法，花旗银行的股票果真以25倍的市盈率交易了。这事发生在银行身上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时候的银行因监管、（对利率水平的）价格限制和官僚作风，都被牢牢地束缚着。当然，花旗股价的大幅上涨，也将其他大型银行带进了争做增长型企业的游戏之中，它们很快都争相展示自己可以无限期每年增长15%的能力。这意味着，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必须每隔5年将账面资产总额上涨了1倍。事实证明，如果信用标准不失去控制，这是极难实现的事情。
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在1973年犹太赎罪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致使油价上涨了3倍，花旗和其他大银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停滞期。世界上所有的石油消费国立即将现金输往石油生产国，中东地区一些“中世纪王国”不久便充斥着金钱。花旗银行在这一地区拥有数量可观的分支机构和合资银行，因此近水楼台，得以吸收大量的这类资金作为存款，只需支付极低的利息。但是，存款无论成本高低，总需贷出去，否则银行会被存款噎死。瑞斯顿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渴求大额贷款的借款人，虽然贷款成本高昂，也可以向它们贷出这些“石油美元”。瑞斯顿尤其偏爱放款给规模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比如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大量资金，花旗打算与它们长期做生意。“国家不会破产。”他说：“国家只会以更高的利息重新安排还款。”这样的说法后来到底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麻烦，但即便如此，他也始终认为，像花旗之类的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让石油美元有效回流，是拯救了世界，使世界免受了金融崩溃。
花旗银行也将资金贷给胃口很大的公司借款人，有些公司也接受贷款给发展中国家，但主要还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公司大半是由“新人”经营管理，他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没什么钱，需要融入资金。他们是房地产开发商、希腊船主、拉斯维加斯赌场创建人、各种试图做成交易的公司收购者，以及任何根据风险评估信用足够好的贷款对象。为了达成每年15%的增长，花旗必须往资产负债表里不停地装东西，而那些不知餍足的借款人经营也相当出色。花旗银行的竞争对手，已在先前养成了习惯，现在仍是密切地关注花旗的动静，亦步亦趋地跟进。
但是，所有的银行都在迈向险境。石油价格不断上涨，造成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随之攀升，通胀和利率也开始走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3个月期的美国国债已大约按5.5%的到期收益率交易，此后又开始进入急剧上升的通道，1979年年底，到期收益率便超过了10%。对于这些银行来说，利率的飙升会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给它们的借款客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高杠杆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偿债压力。
这种状况还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严重的金融业危机：储贷危机。
储贷危机
储贷机构从事房屋抵押贷款业务，通常它们会向购房家庭提供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它们始终是通过短期存款来为这些贷款提供资金。20世纪70年代，当利率上浮至两位数的水平时，存款成本也跟着急骤上升，而发行在外的长期抵押贷款的利率却保持不变，这让储贷机构陷入了一个结构性失衡的赔钱境地，可是它们对此又无能为力。不久之后，开始有储贷机构破产，起初还只是一些实力较弱的机构，但到1980年，已有3/4的储贷机构深陷赤字泥塘，很多已被监管部门接管。房屋抵押贷款的整体结构已崩溃，于是，这一行业的监管部门和美国国会便开始施以援手。自1980年开始，一系列改革为储贷机构提供了一整套新规则，基本上可以让它们掩盖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它们可以按照更少的资本量进行运营；可以和其他更弱的储贷机构合并；可以签订利率掉期合约，拿期限较短的可变利率收入流交换长期的固定利率收入流；可以在会计上对抵押贷款出售时造成的损失进行递延处理；可以将出售抵押贷款所得资金，用于购买折扣较大的其他储贷机构发行的贷款，或者用于投资会增加收入的风险更大的非抵押资产。
然而，这些非常宽容的监管改革措施，实际上有许多是让储贷行业变得更为脆弱，从而使形势更趋恶化了，但也的确使问题得以拖延、容忍和扩展至其他多种类型的机构身上，所以储贷业内表现较好的机构也因此幸免于难。尽管如此，储贷危机的规模还是巨大的，最终还给美国纳税人开出了一张约为2 000亿美元的账单（因为纳税人有通过政府对存款承保的义务）。相对而言，多数货币中心银行并未受到冲击，因为它们很少持有抵押债务，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向工商企业所做的激进贷款，也像幽灵一样缠上了它们。20世纪70年代，想要放款和收款都很困难，而20世纪80年代就更不易了。可是，虽然利率不断上涨，信贷环境持续恶化，银行也还是照样为争夺市场份额积极地竞争着。结果，货币中心银行也同时有了自身的危机，只是在储贷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它们的危机部分地得到了隐藏。
银行坐上受罚席
1984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成为自1933年以来，第一家被联邦监管部门接管的美国大型银行，由此开启了一系列银行破产案和被迫接管案，几乎让美国所有货币中心银行都卷入其中。坏账成了20世纪80年代银行的一大祸害。1986~1991年这5年间，总共有超过1 000亿美元的坏账被核销——祸首便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信托以及高杠杆的公司借款人——这影响到了所有大型批发银行，这些银行本来一直在追求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