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说：“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杨度说：
“也不是着急要改，不妨先成立个学术团体，研究研究。”严复说：“既是成立学术团体，我可以参加，但不要列名为发起人。”从此，严复对筹安会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否认列名，也不参加组织活动。直到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气死，惩办帝制祸首的通令发出，他仍然没把这当成一回事。
事后谈起这段往事，严复写了十六字的总结：“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
关于惩办帝制祸首，南方护国军列出过一张十三人的名单，包括“六君子”和“七凶”（“七凶”指袁氏筹备登基大典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可是袁世凯毙命之后，黎元洪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帮老袁说了一大通好话。这样一来，洪宪帝制祸首们的罪过大为减轻，加上段祺瑞等人暗中周旋，百般维护，多方说情，最后只找了几只替罪羊，草草了结了一桩公案。在黎元洪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中，“六君子”
剩下杨度、孙毓筠二人；“七凶”剩下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其余的人员被以各种名目包庇下来。更加有意思的是，躲在彰德的袁克定听说惩办帝制祸首的消息后，给北京政府发了份加急电报，为张镇芳、雷震春两人说情，而且北京政府居然批准了袁大公子的请求，宽恕了张、雷二人。
政坛退隐，后院起火
袁世凯病故后，袁克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难熬的几年。
由于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的庇护，惩办帝制祸首的风波没有殃及到他，但是内心的抑郁灰暗是可想而知的。太子梦断，脑袋侥幸保住，应该算是幸运，然而接踵而来的家庭战争，给他这只破船又劈头浇了几盆冷水。
袁克定的正室妻子是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按照生辰八字，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小他两岁，属龙，夫妻龙虎斗，不是件好事，需要找个属鸡的来牵一牵。婚后第二年，袁克定又娶了个小妾叫马彩云。正室妻子吴本娴虽说是名臣之后，可惜是个聋子，袁克定很难和她沟通，相互交流要靠写纸条。马彩云出生在小户人家，长得又不好看，处处谨小慎微，只想讨夫君喜欢，袁克定懒得正眼瞧她。形式上的一妻一妾，基本上形同虚设。好在袁克定热心政治，婚姻生活幸福与否，他并没太往心上放。
很快，袁克定在髦儿京剧戏班里相中了一个女坤角，此女名叫章真随，模样长得漂亮，身段看着也舒服，但是天下美女都有一样毛病：脾气大。袁克定见多识广，乐于接受这个大脾气的美女当姨太太，包括章真随偷吸鸦片，袁克定也予以宽容。哪知道这样一来，章真随恃宠而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在家里摔脸盆镜子，闹得袁克定很不爽。
袁世凯去世后，袁氏家族在袁克定主持下分了家。袁克定带着一妻两妾以及儿女、佣工、仆人搬迁到天津德租界威尔逊路，本想过几天清静日子，没想到章真随却天天喊头痛，只好请了个西医大夫，隔三差五来袁家医治。过了一段时间，袁克定慢慢看出症结：章真随喊头痛是假，搞婚外情是真。她和那个西医大夫眉来眼去，媚眼丢得满天飞，甚至在袁府里干出了苟合之事，被袁克定在床上抓了个正着。
丈夫戴了绿帽子，还不能对外声张，想看袁大公子笑话的人太多了。他只好坐下来和章真随谈判，请她搬出袁府，暂时不办离婚手续，每月付她点生活费。章真随眼泪汪汪的，含情脉脉地看着袁克定：“我错了，我可以改。”袁克定摇摇头：“已经晚了。”章真随搬出袁府以后并没能一刀两断，她不断地给袁克定写信，诉苦求援，袁克定也时常给她一些接济，这样断断续续坚持了七八年。有一天，袁克定听到个消息，章真随打着他的招牌暗张艳帜，且听说上门的“主顾”竟有北洋旧属。袁克定气急败坏，叫来袁乃宽一商量，让人把章真随送往河南辉县的旧宅中，生活费用在该县的地租中按月支付，这叫做“眼不见，心不烦”。
刚把二姨太章真随的问题解决，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袁克端是袁氏家族第四子，其母是朝鲜籍三姨太吴氏，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病故。弥留之际，吴氏将袁克定叫到跟前，噙着眼泪将亲子克端及女儿祺祯托付于克定，请他代为抚管。长兄为父，此后袁克定尽心尽力，对克端全家生活照顾达30年之久，并将祺祯嫁给清廷陆军大臣荫昌之子荫铁阁为妻，亲自操办婚事，馈赠了丰厚的奁妆。
可是自命不凡的袁克端，对这位跛足大哥并无什么感激之情，反倒是满肚子怨气，经常在袁克定耳边念叨，父亲（袁世凯）死后分家时，他应得的一份没有得足，言下之意是有的财产被袁克定侵吞了。袁克定板起面孔训了他一顿，说道：“老四，人要知足，你从小到大是我带大的，哪有亏待你？分家产时每人一份，你的二十万当初在我手上不假，可是后来全被你一次次拿去抽了大烟，怪谁？”袁克端闷着头在心里盘算起来，算来算去似乎并没有从袁克定手上拿齐二十万。过了几天，他向法院递了份状纸，将袁克定告上了法庭。
这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审案那天，袁克定准时出庭，袁克端却不知为何没去，法院以原告无故不出庭，判决袁克端败诉。官司虽然赢了，袁克定仍然感到十分窝火。
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原是江南苏州钓鱼巷的妓女出身，被次子袁克文介绍给其父为妾之后，最初几年还能循规蹈矩，可是等袁世凯一翘辫子，这个水性扬花的女子“旧病复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经常跑去舞场搞交际。袁克定心里窝着一把火，怨其辱没门楣，要将她逐出袁府。继而又想，叶氏毕竟是父亲生前的宠姬，为袁家生了二男三女，如果将她逐出家门，肯定是特大号新闻，报纸将会大炒特炒，闹得满世界都知道袁世凯的遗孀不守妇道，这样反而不好。两害相权取其轻，袁克定放弃了先前的想法。
哪知这个消息被叶氏知道了，她找到袁克定大吵大闹，话说得难听不说，还抖出了袁克定的一桩“秘密”：原来，几年前，袁家曾经花了一笔公款（庚子赔款），把几个儿孙弄出国去留学，其中有袁克定的独生子袁家融。而叶氏的两个儿子克捷和克有却没捞到这个机会。叶氏操着一口细软的江南口音，说起话来嘴巴也不饶人：“大家都来闹嘛，看看这个家谁的丑事多。”袁克定无奈地叹气，他实在拿这个漂亮的六庶母没办法，只好坐下来谈判。六姨太吵闹的目的也只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既然袁克定主动让步，也就顺水推舟提出了条件：她的两个儿子克捷和克有未享受留学待遇，请补偿一笔留学费用。袁克定从自家资本仓库里拿出几万元股票，才将这件事情了结。
袁世凯的九姨太刘氏，娶进袁家时间最晚，又一生信奉佛教，搬到袁府外边另住，到民国十六年（1927）悄然辞世时，其子克藩、女经祯都才十二三岁。袁克定将年幼的弟妹接到他家一起过日子。谁知，才几个月时间，袁克藩就得了一场大病，不幸身亡。到分家时，袁克定没将这个夭折的十六弟计算在内，已经出嫁到苏州陆家的袁经祯大为不服，跑到上海法院起诉，要为死去的胞弟克藩争这份财产。接到上海方面的传票，袁克定十分伤感，同胞兄妹闹成这样子，使这个在政治上触霉头的人更加郁闷。他给袁经祯写了一封信，声称要与她断绝兄妹关系，袁经祯未予回复，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后院起火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都与家庭财产有关，暗地里隐含着袁家子弟对跛脚长兄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袁克定一意孤行想做太子，怂恿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袁家并不会这么惨。庶母和兄妹们的怨气，细想之下还真是很有道理。
袁克定有一子二女：子家融，长女家锦，次女家第。
袁家融（1904～1996），16岁时，父亲袁克定给他搞到了留学美国的内部名额，随几个叔叔克久、克坚、克安等乘海船漂洋过海，先到马萨诸塞州私立中学读书，后转入宾夕法尼亚与新泽西交界处的拉法叶学院，专业是地质学。袁家融从小对石头兴趣浓厚，学习很是用功，后来又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博士学位。但是他没有留在美国，原因一是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华人求职很难；二是听从父母媒妁之言，奉命回国成亲。
袁家融的妻子，是民国时期湖北都督王占元的侄女王慧。此女自幼父母双亡，由王占元带大，情同父女。王慧长得白白胖胖，一看就是富贵相，进袁府后果然立下汗马功劳，一连不歇菜生了五女二男七个子女，其中老六袁始是美国的一个画家，后边章节再叙。
1930年，袁家融回国后先是到开滦煤矿当工程师，这当然是袁克定的特意安排，想让他历练一番。袁克定这时已经很倒霉了，大概是不愿意跟随父亲背负骂名，袁家融很快跳槽自立门户，到北京大学去任教。
到了4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飞流直下三千尺”，大学里工资发不出来了，妻子王慧又一直没有工作，眼看着一大群孩子饿得嗷嗷叫，袁家融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到袁家参股的启新洋灰公司当了个副经理。但此人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干了不到两年，在华北物资交流大会时认识了绥远省长董其武，董省长知道袁家融的学业经历后，请他去绥远主持地质勘探。建国后，袁家融参加了“包钢”的地质勘探工作，在白云鄂博、大青山等地发现铁矿，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后来调到武汉地质学校、贵阳工学院先后任教，直到1964年退休。
袁克定、袁家融的父子关系，后来相处得并不融洽。40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发不出工资，袁家融一家生活无着落之时，他的父亲袁克定经济上也极度拮据。卖掉天津特一区的一幢住宅所得的85万元，被贴身佣人白钟章偷走了，京津两地所有的古董，又被另一个佣人申天柱以开古玩店为名，全部骗去，不见踪影。袁克定手中仅有的一点股票，本来是用来养老的，袁家融百般恳求，要拿去投资天津新懋交易行，换个副经理的位置，说好了利润随时支取，充做袁克定的日常生活费用。可是袁家融投资后，翻脸不认老父，利息和本金分文不给，害得袁克定晚年只好到表弟张伯驹家中寄居，凄楚悲凉。
长女家锦嫁北洋旧属雷震春之子。次女家第多才多艺，能书善画，袁克定甚为喜欢，后嫁给江南费树蔚之子费巩为妻。前面第三章有所提及，不再赘述。
最难消遣是黄昏
袁克定的晚年有点落魄，也有点凄凉，不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
袁世凯临死前说的那句“他害了我”，像一根鞭子永远悬在他的头上，使他的灵魂难以安宁。他的太子梦祸国误父，害人害己，也使袁氏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黑暗相随，很难走出那道阴影。
据晚年与袁克定在一起生活的张伯驹回忆：“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愈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财物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的房产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多分得些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
1937年前后，袁克定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还是被人称道的。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以前与袁世凯熟悉，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后，还想拉拢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袁克定能在华北伪政府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袁克定以年迈多病为由婉言谢绝。过了几天，《新民报》上登出《拥护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签名者中赫然地列着袁克定的名字。袁克定提笔给《新民报》及各个报馆写信，分别澄清他不在联名之列，可是所有报馆均不敢刊登；他又辗转托人，得到了一个亲华的日本人野畸诚近的帮助，才将他的这则声明登在了报纸上。原文大意是：本人身体多病，任何事情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拥护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未经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认。
袁克定毕竟是个“名人”，通过一些关系，也多少能享受到日本人的优惠待遇。比如说，有一次他从市内回颐和园住地，途经西直门伪宪警哨所，被勒令下车检查，还被强行搜了身。袁克定哪里受过这种污辱，气得全身发抖，回家后便大病了一场，到医院住了多日。曹汝霖来探望他，给他弄了张特别通行证，后来才免除了日本兵的检查盘问。
他60岁的寿辰，张伯驹前来祝贺，亲笔书写了一副寿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蓬壶多岁月，家国河山半梦中。”并赠寿仪二百金。那天袁克定情绪本来还不错，见了这副寿联，脸上顿时黯然失色，当场退还了张伯驹的寿仪，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张伯驹事后为此懊恼不已，说道：“我不该送这样的寿联，勾起了他对往日的怀念，以至他数夜未能安稳入睡。”
到建国前夕，袁克定的生活已经穷困潦倒了，家里的所有佣人已全部辞退，只剩下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刘姓老仆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他。实在揭不开锅盖了，这位老仆人就会上街去转悠，想方设法弄点吃的东西回来。即使到了这个地步，袁克定依然保持着“太子”遗风，进餐时胸戴餐巾，正襟危坐，用刀叉将窝头切成薄片，蘸着咸菜就餐。后来老仆人也去世了，只剩下袁克定和马彩云相依为命，消磨生命最后的时光。
1949年以后，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得知袁克定的情况后，聘他为北京文史馆馆员，每月领取薪水60元，挂空衔不坐班。不久有人提议，像袁克定这种思想反动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坐享其成？于是薪水停发了，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就到街道办事处每月领20元救济金。
据张伯驹之女张传彩回忆，夏天经常看见他在空阔的大门楼子里纳凉，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透过树林望着天边的晚霞，像一尊过时的雕像。“袁克定不爱说话，给人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时他爱钻进书房里看书，他看的是那种线装书，他的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参见张传彩口述，李菁执笔《最后的皇太子：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晚年》）1958年，袁克定病逝在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