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蔡将军只好开始演戏，和杨度等人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杨度也是湖南人，又曾留学日本，和蔡锷私交相当好，二人在一起很谈得来，蔡锷被袁氏父子看中，杨度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现在，杨度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设计师”，蔡锷感到他和昔日这位同学兼老乡之间，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壁。
蔡锷出身寒门，生活上吃苦耐劳，也懂得自律，平生从未沾染风流韵事。8岁时订了一桩婚事，女方是湖南武冈县刘家，叫刘侠贞，后成为蔡的正室夫人。在云南担任都督期间，蔡锷刚过而立之年，经人撮合，在昆明娶了一位姨太太潘氏。此次北上京城，他就带着这位姓潘的如夫人（妾的意思）。思来想去，蔡将军只好得罪一下潘姨太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是袁氏帝制运动的幕后推手。
蔡锷要导演一出戏，由他出演男一号。女一号是云吉班的当红妓女小凤仙。
这个风尘女子不寻常，原是江南大才子曾朴花80两银子买的一个婢女，见其秀色可餐，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她梳栊入怀，凑成了一桩风流事。不料被特爱吃醋的妻子张彩鸾发现，大闹河东狮吼，曾朴只好赠送银子，让她离开曾家另寻出路。
于是小凤仙流落花界，成了京都妓馆的一颗明星。小凤仙不懂政治，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矢志不渝，在她看来，总统和皇帝并无什么区别，推翻不推翻干卿何事？他对蔡将军的感情，也并不像电影中那样美妙。
事实上蔡锷初识小凤仙，也是缘于一次狎妓活动。小凤仙垂着眉睫，柔声问道：客官是做什么的？蔡锷闷着头撒了一个谎：皮货商人。其实一切都瞒不过小凤仙那双眼睛：客官气度不凡，外欢内郁，绝不是来买笑的商人。小凤仙也想过脱离妓籍，但她要找的是一个牢靠的男人。蔡锷用意何在，识人无数的小凤仙心里有谱，她并不想把自己当做人家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因此，当蔡锷急吼吼地同如夫人闹离婚，又急吼吼地要纳她为妾时，小凤仙轻声细语对蔡将军说道：“落花有主，小女子不能耽搁大人的前程。”言下之意是：在一起玩玩可以，婚配之事免谈。
此时曾朴因江苏省公债一事恰巧到京，被蔡锷侦知，即由常熟翁同龢的孙子翁振伯引见，认识了写《孽海花》的常熟人曾朴。地点是在北京西堂子胡同刘季平家。刘季平是曾朴的换帖兄弟，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蔡锷旁敲侧击，说出了要请曾朴做小凤仙思想工作的意思，据说，曾朴乐意成人之美，给小凤仙点拨了几句，意欲促成此番姻缘。
蔡将军从北京出逃走脱，是极生动而又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幕。故事的版本有多种，大同小异，但都与小凤仙有关。因蔡锷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留存，传说中的情景都是由其他当事人事后回忆的，在此汲取一种，以窥一斑：这天，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小凤仙遂叫了蔡将军在房中饮酒，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拉开窗帘，让监视蔡锷的人可洞察室内。等到开往天津的火车将启程时，蔡锷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径直去了火车站，直奔天津（参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
一切都朝对袁氏父子不利的方向发展，袁克定本想与蔡锷结为政治盟友，期望这位俊逸之才能成为奥援，结果却是挖了一个巨坑，断送了袁氏父子的“锦绣前程”，最终还断送了老袁的性命。好比下围棋没留眼，必定成死棋，袁大公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臭手。
蔡锷离开天津前，对他的恩师梁启超说了一席话，很是慷慨激昂：“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所谓哀兵必胜，蔡将军怀了这么一种背水一战的心态，其成功也在情理中-何况袁氏父子搞洪宪帝制早已闹得众叛亲离了。蔡将军回到云南举义旗时他的兵马并不多，起事之初只有三千多人，但是袁氏江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轻轻一推，就接二连三地倒塌了。
洋人教父和中国信徒
早在民国二年（1913）九月，袁克定曾赴德国就医，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袁大公子此行有政治意图。段芝贵、江朝宗到车站送行，场面颇为隆重。袁克定在德国拜会了德皇威廉二世，德国政府举办国宴，欢迎袁大总统之子。席间，威廉二世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自强”的观点，并举杯祝酒，祝中国未来的新皇帝寿比南山。听到威廉二世煽情的祝酒词，袁克定热血沸腾，更坚定了他支持父亲搞帝制的决心。
回国以后，袁大公子便开始谋划洪宪帝制的计划。
起初老袁对袁大公子那一套说辞将信将疑，从老袁的个人角度讲，当总统和当皇帝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何况，经过修改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位置可以传子，甚至可以传妻。但是作为袁氏家族的一家之主，他还是觉得这些规定对子孙后代不够稳妥，老袁毕竟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土壤上长大的，这个历史局限性成了他的致命伤，使他即使躺进了棺材还要被后人唾骂。
在帮助袁大公子充当说客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十分关键，此人叫古德诺（1859～193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古德诺来华，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介绍的，接待者是袁克定，听说古先生是研究宪政的专家，袁克定收起大架子，毕恭毕敬地当起了学生。这样的恭谦姿态，给古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古德诺作为袁世凯的高级政治顾问，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一年半，古德诺返美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远胜在华政治顾问一职，等于是个挂名虚衔。这个“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老夫子，拿了二万五千元的年薪，也不想白拿钱不干活，使出其看家本领，写了一部学术着作-《共和与君主论》。古氏这部着作是专为雇主老板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老袁个人参考。文章中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没料到密件到了袁克定手上，就被奉为推行帝制的“圣经”，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炒作。古德诺是世界顶尖的权威人士，他这颗砝码很重，一放上天平，老袁更是死心塌地要搞帝制了。
据看过古德诺这份密件原件的唐德刚先生说：“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60页）古德诺这份密件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评论，而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却毫不了解。这有点雷同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意思：
他播下的不是龙种，收获的也是跳蚤。
有古德诺这么一位洋人教父，这幕“洪宪大戏”的演员们更带劲了。此后果然出现了大批古教父的忠实信徒，什么公民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代表”广大民众向老袁大上“拥戴书”“劝进信”和“效忠表”，盗取民意，大搞政治黑幕。
洋教父的中国信徒中，最着名的是“六君子”。他们成立了个学术组织“筹安会”，经过该组织研究，认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还是需要皇帝才能确保安定团结。筹安会的宣言中写道：“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咬文嚼字，真实意思只有一个：中国没有皇帝是不行的。
“六君子”都不是庸常之辈，领头的杨度（1874～1931），字晢子，湖南湘潭人，是湘绮先生王闿运的得意门生。
早年留学日本，对新政颇有研究，清末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两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就是出自此人之手。从此暴得大名，政府高层人士都知道有个“懂法”的杨度。
这样的人才，自然会被袁世凯网罗囊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以四品京官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官衔一下猛升了三级，杨度将此知遇之恩铭记于心，从此开始为袁世凯效犬马之劳。
在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尤为卖力，与“皇太子”袁克定绑在一起，充当老袁战车前的走卒。最为可恶的是，筹安会在京城石驸马大街挂牌后，杨度将一己私愿鼓吹成全国人民的心愿，一手遮天炮制假舆论，营造出万民拥戴老袁当皇帝的虚假繁荣景象，不仅欺骗全国公民，连袁世凯本人他们也要骗（比如《顺天时报》事件）。
盗用民意是中国政客历来惯用的手段，袁克定和杨度也不例外。
筹安会成立以后，还办了这么一件丑事：电请各省军民两长、各公法团体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在表决过程中，筹安会发给每位代表一张表格，让他们选择填写“君宪”和“共和”，结果所有的票全都是“君宪”，换句话说，袁世凯当皇帝，获得了代表们的一致支持。筹安会由一个学术团体变成了表决机构，帝制本来就是专制，却又通过“表决”这样的民主方式来推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假“表决”），这真是一个政治笑话-这样的政治笑话在中国政坛上屡见不鲜，时常上演，历久不衰。
杨度的一生极为复杂，思想轨迹也总是摇摆不定。
袁世凯失势后，在惩办帝制祸首的名单中，杨度列在首位，令“着拿交法庭，严行惩办”。后来侥幸逃脱，杨度对政治感到极度失望，遂披发入山，不再参闻世事，潜心研究佛学，过起了隐士生活。
几年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两位是学者：严复、刘师培；另三位是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的革命党：孙毓筠、李燮和、胡瑛。
孙毓筠（1872～1924），字少侯，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望族之家，祖父孙家鼐曾为光绪帝师。早年考中秀才，纳资捐了同知，又加码捐了个三品道台。
这人很有意思，对当官似乎兴趣不浓，研究佛学入迷，想出家去做和尚。听了桐城人吴樾刺杀五大臣的消息后，热血为之沸腾，遂决心当革命党，将妻子送到日本留学（实为避难），铁下心要大干一场。不过他始终没找到殉国的机会（也许小孙当时并不想死），身躯未捐，钱财却是捐助了不少。孙毓筠出身豪门，从小视钱财如粪土，闹起革命来，特别舍得花银子，换句话说，此人也是革命党的有功之臣。
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此人早年加入光复会，曾是同盟会内部第二次反孙（孙中山）浪潮的骨干，经黄兴劝说后，顾全黄兴戎装照孙毓筠（1872～1924），安徽寿州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投靠袁世凯，为约法会议议长，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帝制运动大局，捐弃成见，共同致力革命。在孙中山发起的募捐活动中，李燮和积极参加，贡献不小。这个人有一故事值得一提：
辛亥起义上海光复后，淞沪军警准备联合推举李燮和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李也认为护军都督一职非他莫属，哪知会开到中途，忽然闯进一个喽啰，手里提着一把手枪，往桌上一站，用手枪指着诸位代表的头说道：“陈其美为革命立了那么大的功，又被革命军抓获吃了大苦头，只给他一个军政长，到底安的什么心？我提议陈其美任都督，不同意的先吃我一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敢说不同意。煮熟的鸭子飞了，李燮和只好自认倒霉。
迎上去扔了颗炸弹，掉头就跑，巡逻队跟踪追击，王汉慌乱之中投井自尽。事后胡瑛将这件事讲给他的同学吴樾听，吴樾不以为然，认为王汉鲁莽无用，胡瑛是窝囊废，决定自己去搞一次暗杀，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刺杀出洋五大臣行动。胡瑛到日本躲避了几年，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参加武昌起义，被叛徒告密，抓获入狱。在狱中，胡瑛不忘革命，把牢房里的狱卒当做传播的受众，大讲清朝必定垮台共和必定成功的道理，那些狱卒一个个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最不可思议的是，看守所的头头谈国华被其感动，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胡瑛成了大牢里的贵宾，他所蹲的监狱也成了革命党的秘密联络站，正应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武昌起义枪声一响，胡瑛一脚从监狱中跨出来，直接来到阅马场前的武昌军政府，给自己封了个外交部长，占了一幢满族大员的房子，开始办公。这个自封的官，一直当到伍廷芳被推举为革命军外交总代表才被撤消。
福华，去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无奈万福华射术不精，没击中广西巡抚，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牢房。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赛似天仙，名叫何震，是有名的交际花。何震有个不明不白的“姻弟”叫汪公权，始终被她带在身边，赴日本留学，就是刘、何、汪三个人一起同行的。这个汪公权不仅吃软饭，还吃政治饭，首先被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成为日本留学生中的间谍，随后又拉何震下水，再将刘师培拖上了黑船。说到底刘师培是个做学问的人，搞政治是他的弱项，却偏偏生在了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闽侯人，曾在清朝海军中服役5年，到过新加坡、日本、槟榔屿等地，是位学贯中西的着名人物，所译西方名着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在晚清思想界影响巨大。严复是个性格古怪的大师，总爱同人抬杠，以显示其不随波逐流。比如有人在他面前讲袁世凯的好话，严复马上鄙夷地回应：“袁世凯是个什么人？练的兵成了一批骄兵悍将，论治国又无科学头脑，简直一无是处。”有人不赞成袁世凯当民国总统，严复又会反着说：“居今之世，平心而论，唯有袁世凯当国家元首最合适。”另一方面，袁世凯对严复始终重视，民国成立后，袁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北京大学前身，“总办”相当于校长），又聘严复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杨度拉严复下水的过程，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头一次去严复没理睬。第二次，杨度绕了个弯子，说他想邀集几个朋友，搞一家大规模的股份公司，人人投点资，大家都来发点小财。严复听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直朝他翻白眼。第三次，杨度见严夫子迂阔空远而不切实际，只好把话直接挑明：“又陵先生，我知道你是反对共和的，近来德皇威廉二世也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不如改为君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