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袁树三，娶妻王氏，生子袁保中、袁保庆；老二袁甲三，娶妻陈氏，生子袁保恒、袁保龄、袁保诚；老三袁凤三有一子，名袁保颐；老四袁重三有四子，姓名分别为袁保晋、袁保纯、袁保恬和袁保皖。
正应了一句俗话：“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大概因为袁家老大、老二当年勤奋苦读的缘故吧，在“保”字辈的这九个儿子中，真正能为袁家争得荣耀的，还是袁树三、袁甲三生下的四个儿子。
袁保中是一代枭雄袁世凯的亲生父亲，少年时两次应试科举不中，遂断了这个念头，一生也没有入仕做官。在郭老太太孙子这一辈里，袁保中是老大，顺理成章地留在家中帮助四叔父袁重三操持家务，即使后来太平军占领了清朝半壁江山，袁家子弟办起了团练，纷纷奔赴疆场效命杀敌之时，袁保中依然没有迈出乡关一步，而是尽心尽力帮忙主持家政。他曾经走过捐纳之路，以附贡生的资格捐过一个同知，不过那只是个挂名的官衔，并无实际意义，相当于名誉副县长之类虚职。有了这块金字招牌，袁保中与人打交道时就多了一个筹码。
袁保中生有六子三女。先是娶妻刘氏，刘氏病故后纳了个妾，又是姓刘。原配妻子刘氏生有二子，长子袁世昌早夭，次子名为袁世敦，自持嫡传，血统正宗，与父亲后娶继室小妾所生的袁世廉、袁世凯、袁世辅、袁世彤诸兄弟素来不和。即使后来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权势极重，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未能改善。这是后话，下边的章节还将叙述。
袁保庆是袁树三的二儿子，也是袁世凯的嗣父。咸丰八年（1858），袁保庆考中举人，此后再考进士，初试未中。太平军兴起，朝廷暂停科举，天下读书人断了做官的正途。袁保庆收拾起书袋，跟随叔父袁甲三南征北战，建立功勋。由于平乱有功，也由于叔父在官场上的照应，袁保庆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奉旨候补知府，赴山东济南补用，后调赴南京署理江淮盐运道——这是天下做官人全都羡慕的一个肥缺。袁保庆走马上任，带着正室妻子和新纳的美妾金氏，以及过继来的10岁的嗣子袁世凯。
官运亨通的袁保庆，私下里却有一个难言的遗憾。原配夫人牛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夫妻间感情一直不错。不幸的是，她生的两个儿子均因病早夭，牛夫人伤心欲绝，从此郁郁寡欢，再也没有生育。从繁衍后代的想法出发，袁保庆先后续纳了小妾王氏、陈氏，可惜两个小妾的肚子并不争气，生下三个女儿后，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一晃间，袁保庆年龄过了40岁，官运财运样样都很畅通，就是未能有一个儿子，心头时常泛起断后之忧。妻子牛氏见丈夫整天如此郁闷，想到了一个两全的主意。原来，她在生下头胎时，正巧袁保中的继室刘氏也生下了袁世凯，当时刘氏奶水不足，而她的奶水极为充足，于是经常将两个婴儿放在一起哺乳。后来牛夫人的孩子不幸早夭，而袁世凯却健康地活了下来，在牛夫人的眼里，她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己出。袁保庆无子，袁保中却有六个儿子，牛夫人所出的主意是，将袁保中家的老四袁世凯过继为子。
袁保庆听了这个主意，也表示赞同。他先去向郭老太太请示，郭老太太一心巴望袁氏家族早日兴旺发达，没有不同意的。袁保庆再去找他哥哥商量，袁保中也十分豪爽地满口应承，挑了个吉祥的日子，把过继的仪式从简办了。从此以后，袁世凯就始终跟随在他的嗣父身边，过着一种轻裘肥马、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生活，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袁保庆因霍乱死于江南盐运道任所，那年袁世凯14岁。
袁世凯处世的八面玲珑，与嗣父袁保庆的教育和少年时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袁保庆到南京署理江南盐运道时，新娶了一房漂亮的姨太太金氏，此人是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凭借花容月貌，恃宠而骄，经常和正室牛夫人争吵，闹得家中硝烟弥漫。此时才十一二岁的袁世凯却能调停其间，既可博得牛夫人欢心，又可逗得金太太开怀大笑，两个女人往往会看在袁世凯的分上，暂停她们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袁保恒是袁甲三的长子，也是袁氏家族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人字小午，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时年25岁，经馆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之后不久，太平军起事，他离职随父从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袁保恒是一名彪悍威猛的战将。因为平捻的战功，于咸丰七年（1857）被封侍讲学士衔，并赐顶戴花翎，次年又被加封“伊勒图巴图鲁”的封号，这个满语封号的意思是“勇士”。这之后，袁保恒在宦海中几经升迁沉浮，先是在李鸿章麾下差遣任用，后来随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担任帮办，专管西征粮草，功绩卓着，赢得赞声一片。
据说，袁保恒之所以深得左宗棠赏识，是因为一件国宝。随左宗棠西征途中，有个偶然的机会，袁保恒听说了一则传闻，陕西岐山有个破落的大户人家想卖掉一尊大盂鼎，因无人识货无法出手。袁保恒听后兴致盎然，专程秘密前往，以700两白银的价格买下那尊价值连城的国宝。这事后来传到了左宗棠耳边，他围着大盂鼎足足看了两个时辰，连声称赞袁保恒慧眼识宝，独占大运。袁保恒来了个顺水推舟：“所有的好运气都是左大人带来的，当初买下这件宝贝，原本就想送给大人。”左宗棠一听眉开眼笑，并不谦让，当场笑纳。
不知道这则传闻是否带有一些演义成分，但是袁保恒在官场上为人豪爽、出手大方的特点确实比较突出。至于袁保恒是否爱拍长官的马屁，据笔者所看到的史料分析，此论并没有多少根据。事实倒是恰恰相反，袁保恒为人耿直磊落，遇事敢于直言，在颟顸衰颓的清朝官场中，算得上是一个口碑不错的好官。大概正是因为大盂鼎这个缘故，袁保恒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光绪元年（1875）入京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成为正二品朝廷大员，也是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其父袁甲三的二号人物。
在袁世凯成长的道路上，袁保庆、袁保恒是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袁世凯的一生。关于袁保庆、袁保恒的故事，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随着主要人物袁世凯的出场还将提到，此处暂且略过。至于袁家“保”字辈中的其他人物，相比袁保庆、袁保恒而言要逊色许多，事迹乏善可陈，此处也不多叙述。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盛极而衰”，还有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袁氏家族因为袁甲三、袁保恒父子连续考中进士而光宗耀祖，那时候乡邻里所有人都说：老袁家的祖坟开始冒青烟了。但是祖坟冒过青烟之后又将如何，却是一个没人愿意提及的话题。任何一件事物，过了鼎盛时期之后都难以逃脱逐渐下滑的命运。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项城袁氏家族的人变得嚣张跋扈起来，有的人甚至依仗权势，肆意干预地方事务，闹得县太爷毫无办法。官员们私下议论时个个摇头，认为“项城官难做”。项城袁氏家族是沿着兴盛的路继续往下走，还是由盛而衰？暂时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的谜团。
一个人的崛起和一个家族的崛起
项城袁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原望族中的耀眼新星，主要靠的是小时候并不怎么出众的袁甲三。
袁甲三不是特别聪明，但是也不笨。关键一条是他有个既严厉又慈爱的优秀母亲，一手举着鞭子，一手拿着香馍馍，诱导儿子们静心读书，走科举之路。袁甲三一连参加了九次乡试，均与举人头衔擦肩而过，可他毫不气馁，反而愈挫愈坚，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考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
这是袁氏家族发迹的开始，也是袁甲三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在由皇帝直接主管的六部中，每个部的一把手均由满人担当。首为尚书；下设左、右侍郞，相当于副部长，分别由满人和汉人担任。
礼部主事是仅次于尚书、侍郎的官衔，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在袁甲三任礼部主事期间，担任礼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两个汉人出身的官员气味相投，成天凑在一起研讨宋儒之学，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没想到后来一场太平天国起义，硬是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了支撑大清王朝的栋梁之才。袁甲三在官场有这么一个过硬的内援，他的发达之路便指日可待了。
袁甲三的迅速蹿红，与太平军的兴起有重大关系。苦命天子奕在皇帝的龙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人来抢夺他的位置。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紫荆山区起事，仅仅用了两三年便夺走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咸丰皇帝接连派出多名钦差大臣，试图止住大清崩溃的颓势，然而那些暮气沉沉、贪鄙庸懦的八旗武臣所带领的绿营兵根本不堪一击，纷纷望风而逃。
既然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不能对付，这就驱使皇帝寻找新的救助办法。于是，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生，迅速形成一股能够左右清王朝局势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等文职出身的官员纷纷走出书斋，返回乡梓筹办团练武装，成为着名的团练首领。袁甲三闻风而动，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主动请缨杀敌，他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道光三十年（1850），袁甲三被调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咸丰三年（1853），袁甲三奉朝廷之命，前往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捻军。
在这之前，负责安徽团练防剿事务的是周天爵。提起此人，大有一番来头，他是山东东阿人，起家于县令。早在洪秀全、杨秀清起事之初，周天爵就以广西巡抚的身份参与对太平军的围剿，与上司李星沅、同僚向荣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极不融洽。他是个有名的酷吏，为政刚烈暴戾。据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定下了几条严酷的规矩：做讼师的，砍手指；行盗窃者，挖眼睛；抽鸦片烟的，剪嘴唇。真不知道人被剪了嘴唇以后会是什么模样。周天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运动领袖。原名仁坤。
爵还独创了许多刑具，如逍遥桥、太平凳、安乐床、英雄架等等，名字听起来美妙，其滋味想必不是一般的难受。
这么一个难相处的老官僚，袁甲三却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究其原因，并不是袁甲三为人圆滑，而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太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比如说，周天爵在宿州“杀人遏乱，河水尽赤，断肠塞道，豺虎厌肉，岸无不悬头之树，树无不悬头之枝，远望离离，骡马望之返奔”，连咸丰皇帝也看不过去，在奏章上批答，叫周天爵不要动辄乱用极刑。在“酷”字上，袁甲三并不亚于周老前辈，攻破临淮关后，他曾下令将捻军凡70岁以下、15岁以上的全部杀掉，结果，已降的数千捻军无一幸免。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周天爵作为办理皖北团练防剿的钦差大员，从各地各团调集团练乡勇，直接掌控。同时在宿州等地招募壮勇，得旧捻张凤山部1200余名，组成了一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按照朝廷关于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路，这支武装应该是临时性的，战事一结束即应遣散。周天爵是个心忧天下的大臣，他深知剿捻是长期任务，一段战事的结束并不意味捻军消亡。如果手中失去兵权，捻军再起就只能坐以待毙，为此他大伤脑筋，苦恼不已。袁甲三看出了周天爵的这块心病，主动上门交心谈心，对老人家进行精神抚慰；另一方面，又积极动用京城官场的内线，奏准皇帝，让周天爵统领部分兵权。关键时刻皇帝果然站出来说话了：“皖省兵力尚单，他省亦难征调，惟周天爵带领兵勇可以移缓就急。”
（《清文宗实录》）捧读一纸圣旨，周天爵老泪纵横，这个一贯看人难入法眼的老官僚，从此把手下这个“帮办”袁甲三视为心腹知己，另眼相看。
周天爵自告奋勇辞去地方任职，专心办理防剿事务时，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任上没干多久，就因病死于军营。这么一来，袁甲三的机会来了。朝廷一纸诏书，命他接手周天爵的职位，代领其众，担当皖北团练防剿的主办官。袁甲三乘势出击，很快掌控了这支原属于周天爵的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后又在征战中不断调勇募勇，充实扩大队伍，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掺沙子”，令长子袁保恒将其原来在河南本籍倡办团练而得的三千余名乡勇带入军中，使之成为了这支杂牌军的骨干力量。
在对捻军的防剿事务上，袁甲三确实有他的一套办法。大概正因为此，久而久之，渐渐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经常越位谏言，指手画脚地教训地方官应如何防堵捻军，甚至对皇帝的诏令有时候也婉拒执行。对这一切，皇帝的耳目早已一一奏报上去了。
皇帝手中有许多张牌，在这个时候，皇帝打出的一张牌是派出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借以削弱袁甲三的力量。咸丰皇帝毫不客气地在奏章中批道：袁甲三遇事应与和春、福济妥商具奏。
袁甲三自恃剿捻劳苦功高，并没有把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恣意张扬。官场做官有内在的潜规则，不按这个潜规则办事，即使再有能耐，经常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没过多久，和春和福济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弹劾袁甲三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咸丰皇帝一见这个袁甲三终于惹事了，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在奏折上批了几个字：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候旨。
袁甲三遭到撤职降级处分，安徽地方上的老百姓不干了。虽说袁甲三治军严酷，爱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但是他敢于任事，爱憎分明，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每打完一次仗，他都要给上司写报告，疏请奖励那些带领练勇杀敌立功的族绅邑绅。对于捐助粮饷钱财的富绅大户，也多次疏请“优叙官职，以资激励”。因此，基层社会各阶层的民间组织对他都拥戴有加，当袁甲三遭到弹劾，交部议处，赴京候旨时，成百上千的军民跪在路边哭泣拦阻，以至于道路被堵塞，车马难于通过。
那个场面想起来是能让人感动的。更加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件事：安徽怀远有个叫胡文忠的乡民，听说袁甲三遭贬的消息后，气愤难耐，决定上京城告状申诉。这个人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凑足路费，竟然狠心卖掉了自己的儿女，徒步走到京城，擂响了都察院门前那面大鼓，大放悲声，泣血喊冤。都察院的几个官员被这场面震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乡民胡文忠举着状纸投诉无门，一帮官员们将这桩棘手的案子当做一个皮球踢来踢去。几天痛苦的等待后，胡文忠见始终无人受理，遂抱了必死的念头，一头朝都察院的墙壁上撞去，满地血迹斑驳，当场气绝身亡。
咸丰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怔了半天没说话。他没有想到，袁甲三竟然会博得乡民如此爱戴，原先内心对袁甲三的那点小小不满慢慢冰释雪化，取而代之的是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