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袁世彤仍不罢休，扯起旗帜，招募士兵，自任为讨袁军大统领，罗列袁世凯罪状二十四款，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时河南都督为张镇芳（袁家老大世昌的妻弟）得到这个情报，也不大敢过问，于是密电袁世凯请示如何处置。袁世凯哈哈大笑：“老六与我闹家庭革命了，无怪乎老张束手无策。”袁略作沉思后，复电张镇芳，让其派兵勒令解散，如敢违抗，格杀勿论。张镇芳捧着袁世凯的手谕，让袁世彤看了，袁世彤冷笑一声反问：“张都督将如何处置我呢？”张镇芳说：“你总不能让我为难。”过了几天，袁世彤率领所募军士数百人离开河南进入陕西，后为陕西都督陆建章所遣散。
关于袁世彤之死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他老年病故于河南项城，也有说他在陕西死于屠夫陆建章刀下的，据说陆建章是遵从袁世凯的密嘱，此说证据不足，难以为信。袁世彤晚年喜习书画，他的书画作品在民国初年很走红，与其身份不无关系。至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仍有袁世彤的书画藏品，据行家说其中不乏妙笔。
袁的家人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看法，代表了晚清遗民的一种认识水平，本来不足为训。但是许多历史研究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袁世凯称帝连他的家人都反对。实际上，袁世凯称帝的缘由，比他家人反对的那些理由要复杂得多。
（二）藏进新华宫的“炸弹”
袁乃宽是死保袁世凯当洪宪皇帝的“十三太保”之一，此人字绍明，河南项城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与袁世凯同姓不同宗，却深得袁的赏识重用，担任袁氏总统府的侍从武官，专门负责拱卫军军需事务，是个肥差。袁乃宽的父亲叫袁子明，曾为太平天国“英王”
陈玉成的部下，袁子明降清，全家被太平军诛灭，幸得续玄张氏携幼子袁乃宽出外办事，侥幸逃脱。
袁乃宽“办事锋利，有大马金刀之风”，这个风格同袁世凯很相似。据袁世凯的另一名亲信唐在礼透露：“袁乃宽当了多年的老军需，在山东时即在袁手下，后来跟到天津，袁对他很宠信。他和袁是大同乡，是豫南人，后来认了本家。他早年在袁家总管粮钱，继而跟着袁在他衙门里总管粮钱，一直到总统府里还是总管粮钱。当时他岁数已不小，但他和袁克定走得很近。在搞帝制时，袁乃宽早已成为“内廷”部的管事。”（吴长巽《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
149页）为了套近乎，他曾一度改名袁克宽，想与袁家子侄辈同排行，后被袁世凯劝阻才作罢。
袁乃宽无限忠于新皇帝，其子袁瑛却是个叛逆者，对其父的做法不以为然。此人别具一格，取了个袁不同的名字，发誓要和袁家一刀两断。革命党打探到袁家有这么一位袁不同，不禁喜出望外，悬赏数十万元，要他潜进袁府去盗取一份外交机密文件。袁不同欣然受命。
到京城后，即找到内差勾克明。勾的母亲是袁家老佣人，管理内室洒扫以及倒马桶诸事，她身边藏有十几把钥匙，别人去不到的地方，勾母却能通行无阻。勾克明从他母亲那里偷来钥匙，仿配了老袁密室的一把，趁着无人时混了进去，打开密室的屉柜，将秘密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原物不动地放回了原处。袁不同通过勾克明办妥此事以后，把所拍摄的底片辗转交到英国大使馆，这消息便在英美报纸上捅了出来，传到日本，惹出了外交上的一个大祸。
负责处理这起案件的是江朝宗（1861～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是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典当铺的一名小伙计，后投奔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担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之职。此人的一个特点是脸皮特厚，能够经受得住胯下之辱。有这么一则掌故：帝制事起，江朝宗奉袁皇帝之命，捧诏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宅，请黎受封为武义亲王。黎元洪不愿受封，深居不出，江朝宗便长跪不起，气得黎元洪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江朝宗，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快快滚出去！”江朝宗依然面带笑容，跪在地上，大呼“王爷受封”不止。
袁瑛、勾克明一案，江朝宗率领亲兵入宫拘捕了三十余人，载牛车五辆，押缚鱼行，送到军警执法处雷震春处。雷震春大怒，指着江朝宗骂道：“如此重要人物送来我处，叫我如何处置？你小子给我出难题，送来害我？我揍你小子-”说着挥拳向江朝宗脸颊打来，江急忙躲闪，手抚两颊，连声说：“没有打上，得罪大哥，请大哥息怒。”雷震春哭笑不得，说道：“你这小子，真不要脸。”事后有人问江朝宗：“当时为何如此懦弱？”江答曰：“他两掌有力，我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
此案最后处理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袁不同在牢里关了几天又被放出来，这下子他的名士派头更足了，整天与革命党混在一起，要做反袁义士。之后，袁不同果然有大动作，私下偷运了几十枚炸弹入宫，暗埋于新华宫中，意欲一旦爆破，使袁氏一门全部化为灰烬。没料到被卫兵偶然发现了一枚，大为惊骇，遂将整个宫内梳理搜索了一遍，凡泥土草丛处格外留意，竟找出了七十多枚炸弹。此事迅速传遍宫中，人心惶惶。经过办案人员一查，又是袁不同搞的鬼。
袁世凯怒不可遏，下令将袁不同抓起来，但已经晚了，袁不同早已逃之夭夭。袁世凯怒气未消，要治袁乃宽教子不严之罪，经过几个姨太太说情，袁才渐渐平息怒火。第二天，袁乃宽入宫谢罪，袁世凯鼻子“嗯”了一声，再也懒得理睬。事过之后，袁世凯才得知了真相：袁乃宽与其子素来不合，几个月前已宣布将不孝之子袁不同逐出了家门，袁世凯这才对袁乃宽恢复了信任。
袁世凯恢复帝制，袁乃宽十分卖力，众人猜测，帝制成功后此人必有重赏。哪知道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后并没有提拔袁乃宽，也许，这与其子袁不同的捣乱有关。
袁乃宽与袁家大公子袁克定关系不错，有一种说法，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曾与袁乃宽合谋，将天津海河东岸平安街的一处楼房变卖私分。后来此事败露，被袁家知道了，对这个假内侄袁乃宽方有所警觉。不过在经济上，袁乃宽从袁世凯那儿捞到过不少好处是可以肯定的。袁乃宽后来闲居天津做起了寓公，住在典雅别致的“小怪楼”
里，此楼委托英、德工程师设计，是一座欧洲风格的古典式建筑，共54间，楼顶装饰着哥特式雕饰，显得非常华丽。建国后此楼被人叫做袁乃宽故居。
（三）送命二陈汤
有一副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都是中草药名，又喻人物名，一语双关，妙趣横生。“六君子”指帮助袁世凯积极策划帝制的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二陈汤”指陈树藩、陈宧、汤芗铭。
陈树藩（1855～1949），字伯森，陕西安康人。在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后，进入北洋军，督理陕西军务。陆建章拥护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陈树藩步步紧跟陆建章，期望扶摇而上。后见陆建章杀人如麻，被人称做“陆屠夫”，民心丧尽，遂起倒戈之念，活捉了陆屠夫的得力干将，与其谈判，并自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
汤芗铭（1885～1975），字铸新，湖北浠水人，汤化龙的胞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任海军次长兼海军北伐总司令，由烟台入京晋见袁世凯，袁对汤极力笼络，授予海军中将衔，后任命他为靖武将军，掌管湖南军务。袁氏“帝制自为”，汤芗铭百般拥戴，在湖南设立专门机构制造舆论。后护法军起，西南独立，其兄汤化龙劝他反正，起初他并不理会，见袁世凯大势已去，遂于1916年5月28日通电反袁。
给袁世凯致命一击的是陈宧。
陈宧（1870～1939），字养钿，号二庵，湖北安陆人，幼年丧父，由寡母一手抚养成人。此人聪慧异常，却生着一张苦瓜脸，这样的人往往难被伯乐相中。
但是仍有人慧眼识金，据说章太炎第一次见到他时即惊为天人，连声赞道：“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陈宧后来进入袁世凯幕府，袁对陈格外倚重，凡事与陈宧为商议，在北洋系中流传过“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一说。
有天下午，陈宧向袁世凯汇报工作后，被袁世凯留下来吃晚饭。
席间，袁世凯叫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陈宧清清嗓子，侃侃而谈，分析当时的三处政治重心，一是北京袁世凯，二是武汉黎元洪，三是南京留守处黄兴，三方皆有声势，也各有后援。陈宧向袁总统献计，如何笼络黎元洪，如何推倒黄兴，如何把另外两方的后援转化成自己的力量，有策略有步骤，言之甚详，袁世凯高兴得一连喝了三杯酒，连声说相见恨晚。此后不久，陈宧与袁府大公子袁克定结成了拜把兄弟，更是成了袁世凯手中一把牌中的主角。
北京帝制活动闹得正火热时，陈宧自请出镇四川，要为袁皇帝效力。出京前一天，袁世凯亲自设宴饯行，陈宧跪伏地上三拜九叩，又膝行到“龙椅”前，抱着袁世凯的脚亲吻了几口，正色说道：“大总统明年如果不登基做皇帝，正位中国，我陈宧此去，死都不回！”在场的人感到很肉麻，不免有些议论，曹汝霖说得比较含蓄：“这种嗅脚仪式，是欧洲中世纪对罗马教皇才能行的大礼，搬到中国来似乎不妥。”另一位曾把袁世凯奖赏的勋章当做扇坠的章太炎，嘴上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无论如何，谄侫之人，事出常情，大事既去，必生反噬！陈宧恐远离都门，为世凯北洋旧人所倾轧，借此深固袁之宠信，实有戒心矣，能始终忠于袁世凯乎？”
章太炎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民国五年（1916）四月二十二日，面对四面险境的陈宧为了自保，终于出卖了袁皇帝，宣告四川独立，签下了与袁世凯绝交的通告。手中毛笔在纸上落下他的名字之前，曾有过片刻迟疑，部下军务处一等参谋季自求痛哭进言，要陈宧考虑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对袁的忠告只劝其退位，不应有进一步绝交之表示，但是在各方面的威逼之下，陈宧还是狠下决心彻底绝交，在通告的最后写道：“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
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那天袁世凯正在吃早餐，厨师按照他的饮食习惯，将一个馒头切成四片，吃完了三片，忽闻有陈宧通电新到，于是和素有“北洋财神”之称的梁士诒共阅来电，一看通电内容，梁财神瞠目结舌：“这个……陈二庵不至于此吧？”袁世凯眼神木然，什么话也没说，仰面望天一叹，拂袖而去。从那以后，他就食量渐减，精神不振，吃不下东西，慢慢地恹恹成病。据老中医说，袁世凯的病是气裹着食物下咽所致。
（四）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据说老袁也爱好男宠。传说中他的男宠叫唐天喜（1868～1949），字云亭，河南沈丘人。幼年时唐天喜在豫剧班里唱小旦，长了一张吹弹得破的脸，很受达官贵人追捧。袁世凯曾经有过一段公子哥儿的浪荡生活，于是唐天喜就被合理想象成了老袁的“同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传说，经不住史实的推敲，不过，比附于漫画式的人物袁世凯的身上，这么多年来也没多少人提出过质疑。
袁世凯确实对唐天喜十分宠信，从袁在朝鲜时开始，唐一直是袁的贴身随从。此人职业操守不错，夜晚袁世凯睡觉时，他挎着手枪彻夜巡防守候，老袁很为他的耿耿忠心所感动，报答的方式是提升官职。北洋时期，唐天喜担任陆军第三镇标统，众所周知，第三镇是老袁的卫队，唐天喜实际上是卫队长。袁世凯特意请占卜看风水的术士算了一卦，认为唐天喜的名字极利于袁世凯，不仅有天之大喜，而且有大唐盛世的“唐”，是袁世凯的吉人。
袁世凯搞洪宪帝制，唐天喜是铁杆支持者，以御前大臣自居，私下对几个心腹说，以后老袁当了皇帝，神机营的统领非他莫属。袁世凯也没有亏待他，委任其出任北京卫戍司令兼侍卫队长，等于是袁府的一条看家恶狗。不久，湖南前线战事吃紧，袁世凯调马继增为援湘司令赴前线作战，唐天喜闻讯后求见袁皇帝，跪地大哭：“我蒙皇上三十年养育之恩，无以为报，请求皇上赐我一军，去击溃蔡锷。”袁世凯说：“都去前线打仗了，谁来看家？”唐天喜固请赴敌，说道：
“前线的仗打赢了，京城就固若金汤了。”袁世凯考虑片刻，委派唐为马继增的副手，一起开赴狼烟遍地的湖南。
仗还没有开打，唐天喜就被对方拉下了水，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带着三十万两银子登门拜访。在金钱的诱惑下，唐天喜的道德底线终于崩溃了。次日夜晚，唐率部忽然向马继增的第六师袭击，马部猝不及防，全师溃败，马继增愤而拔枪自杀。
袁世凯接到唐天喜叛变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动巨大，一面急电江西李纯派员往湖南收容第六师，一面通缉唐天喜，指明如抓到唐即就地正法。据袁世凯的家人说，袁世凯临死之前神思恍惚，口里仍在念叨：“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由此可见这件事对袁的刺激有多深。
袁世凯一生不相信西医，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和会客。到了这年四月中旬以后，病情越来越重，才不再下楼，仍然坚持下床坐着看公文。这样延续到了五月，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三儿媳妇偷偷割了臀部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送给他喝。袁世凯警觉地意识到了什么，推开那碗汤，连声说：“不喝，不喝！”
袁氏家族有割肉疗疾的传统，一门数代都有为亲人割肉疗疾者挺身而出。袁世凯的叔父辈中，叔祖袁登三曾为母亲割股疗疾；父辈中，生父袁保中生病，生母刘氏曾割肉疗疾；四堂叔袁保龄的侧室刘氏、十堂叔袁保颐的妻子白氏，都曾为丈夫割股疗疾；他的二姐，那个一辈子守活寡的袁让，为了治好母亲牛氏的病，也曾经剁下一节手指放进中药里煲汤。
据其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起初是膀胱结石症，后来成了尿毒症。直到临死之际，他的神志也始终是清醒的。病到晚期时，中医已经无能为力，只好改请西医，法国医生贝希叶在他后腰上放了五个玻璃火罐导尿，拔出来的全都是血，袁世凯脸上表情显得很痛苦。到了黄昏时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病情危急，叫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把大总统的印交给他们，说道：“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此后袁便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1916年6月6日）早晨6时，袁世凯去世，终年57岁（详见袁静雪等着《八十三天皇帝梦》）。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袁世凯：少年有才气，中年有英气，晚年暮气重重，到他称帝时则完全是“尸居余气”，所以一遇拂郁，气机窒塞，如怒马陷入泥淖，气息奄奄了。袁世凯恢复帝制有诸多原因，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对于这个“他”，大多数人认定是长子袁克定。然而真正害袁世凯的只能是他自己，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能力和历史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个悲剧，而且是更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