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丈夫病了：
“根据列夫所说的，托尔斯泰始终在工作。唉！他在写若干篇关于宗教方面的论辩文章。一边读一边思索，直到头疼得受不了为止，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教会的教义与《福音书》上的不一致。在俄罗斯，对此感兴趣的人顶多只有十来个。但是，我毫无办法。我只希望这事能够尽快结束，但愿它真的只是一场病而已。”
然而，疾病并未消失。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彼此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但彼此很难相互理解。虽然他俩尽可能地为对方作出让步，但这种相互的让步反而会变成一种痛苦。托尔斯泰不得已跟着家人来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我生平中最艰难的一个月。来到莫斯科生活。大家都安顿下来了。可他们究竟何时才能开始生活？其实这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不幸的人们啊！……”（1881年10月5日）
同一时期，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也写了一段话：
“莫斯科。到了明天，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前两个星期，我几乎天天哭泣，因为我发现列夫不但忧心忡忡，而且精神沮丧，十分颓废。他寝食难安，有时也会哭泣；我觉得自己就要疯了。”（1884年10月14日）。
就这样，他们不得不分开一段时间。当时，他们为了自己给对方带来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但他俩却依旧相爱着！……他写信给妻子说：
“你说：‘我爱你，但你并不需要我的爱。’不，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我唯一需要的东西……你的爱比世界上的一切都令我快乐。”
然而，每当他们碰面时，彼此间格格不入的气氛又会蔓延开来。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是伯爵夫人无法赞同的。在这种癖好的影响下，他执著地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
“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令他产生兴趣。为了这些蠢事，他乐此不疲地浪费着他的精力。而我的确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悦。”（1882年3月）
妻子在写给他的信中说：
“你把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劈柴、烧水、缝靴子等事务上，真让我伤心落泪。”
后来，她又带着一种母亲般温情而嘲弄的微笑——看着自己那个有些疯癫的孩子——补充道：
“‘这孩子爱怎样玩就怎样玩吧，只要他不哭就行了。’每次想到这句俄罗斯谚语，我的心情就平静了很多。”（1884年10月23日）
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寄出来，因为她能想象到丈夫若读到这段话，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此嘲弄语言而顿感忧伤的。于是，她又把信拆开，以一种激烈的爱重新写道：
“突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了你那清晰的影子，心中蕴涵着一股巨大的柔情！你身上具有某种乖巧、善良、天真、执著的东西，这一切被你那颗对大家的同情心，以及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这些都是你特有的。”
两个相爱的人互相爱怜又互相磨难，后来又被自己给对方造成的痛苦所折磨。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境况，延续了近三十年，只到那垂死的老李尔王在迷惑之时，逃出茫茫的大草原才算是结束。
或许大家尚未注意到《我们该怎么做？》末尾处的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其实托尔斯泰对现代女权主义没有丝毫好感。但是，对于那些被他称作是“贤妻良母”的女人，对于了解人生真谛的女人，他表现出的是虔诚的崇敬。他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的生儿育女，对她们那可怕、苦难的命运，对她们那周而复始的岁月，对她们那不图回报的无休止的劳动，对她们完成任务摆脱痛苦时的满心欢喜，大加赞颂。
他描绘了一位勇敢的妻子的形象和一位作为其丈夫的助手而非累赘的女人肖像。她知道，“唯有不计酬报，甘愿为别人的秘密做出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女人既不会怂恿丈夫去做虚伪欺诈、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的事情，又对那些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活动感到深恶痛绝，相当排斥。她要求自己的伴侣去找一份正当职业，去做一份需要精力、不怕危险的真正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是未来的一代，是让人类看到更圣洁的人的一代，因此，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全身心地为这项神圣的事业而服务。她将在孩子和丈夫心中开发出这种牺牲精神……正因有了这样的女人统治着男人，成为引导着他们的明星……啊，你们是贤妻良母啊！掌管着整个人类的命运！”[此段话为《我们该怎么做？》的最后几行。写于1886年2月14日。
这是一个企求并满怀希望的声音……难道没有人听得见吗？……
几年之后，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也许你们不会相信，但是你们无法想象我有多孤独。真正的我被身边所有人蔑视到了怎样的程度。”（《致友人书》1895年）
连最爱他的人都如此不了解他思想变化的伟大，更何况其他人呢。别人也就不会对他有更大的尊敬和信任了。
因为一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而非托尔斯泰感情发生了变化所致，托尔斯泰坚持、主动与屠格涅夫化解矛盾。[1878年两个人和解了。托尔斯泰给屠格涅夫写信致歉。同年8月屠格涅夫来到亚斯纳亚造访托尔斯泰。1881年，托尔斯泰又看望屠格涅夫，态度发生极大的转变，随和、谦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可是，屠格涅夫常嘲讽他：“我真替托尔斯泰委屈，但是，就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灭跳蚤的方法。”
几年之后，在屠格涅夫垂死前，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他恳求这位“朋友，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能够“重新回到文学上来”。
事实上，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和这位即将死去的屠格涅夫有着相同的关切与祈求。欧仁-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其1886年创作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的结尾处，凭借托尔斯泰的一幅身着农民服装，手拿缝靴锥子的肖像，向他发起雄辩的疾呼：
“创造杰作的巨匠，您的工具不是这些！……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园地是人类的灵魂，它也需要呵护和灌溉。所以请允许我提及一点：当莫斯科第一位印刷工，被人们强迫像俄罗斯农民一样地去犁地时，他曾大声呼喊：‘我不是在这干播撒麦种的活儿的，我的工作是在全世界播撒智慧的种子。’”
好像托尔斯泰有意要放弃他散播精神食粮的使命一样！……在《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的结尾部分，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理性、智慧，都只是为了开导人类而生的。我认为我认识真理是上帝为此目的而赐予我的一种才智。可以说，这种才智是一把火，但它只有燃烧时才是真的火。我认为，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我心中闪烁着光芒的这盏明灯，可以将它高高举起，让世人都看得到。”
但正是这份光明，这把“只有燃烧时才是真的火”的火，令多数艺术家感到不安。他们之中最聪明的艺术家甚至可以预料到自己的艺术品会最先被焚毁。他们假装相信整个艺术都受到了威胁与重创，他们相信托尔斯泰会像普洛斯帕罗[普洛斯帕罗，莎士比亚作品《暴风雨》中的一个人物。
]那样，将他手上的那根创造性幻想的魔棒彻底折断。
这真是一种荒谬至极的想象。我要表明一点，托尔斯泰不仅没有毁灭艺术，而且还将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发了出来；同时，他的宗教信仰也没有阻碍、抑制其艺术才华的发展，反而使他的才华得以更新。
十四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人们就托尔斯泰在科学、艺术上的思想，进行讨论时，往往会忽略掉他表露这些思想的重要著作，例如《我们该怎么做？》。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首次向科学和艺术发起进攻，之后的几次攻击在激烈程度上都没有第一次这样猛烈。使我们惊讶的是，在法国，最近对科学与知识阶级的虚荣心发动攻击时，竟然没有人会想起这本书。该书的矛头指向了下列各种人，它算得上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激烈的檄文：其中包括“科学领域中的宦官”和“艺术的骗子”；那些知识阶层在摧毁或控制过了统治阶级，如教会、国家、军队等之后，便强占了他们的位置，不愿也不肯做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却声称人们崇拜他们，盲目地效忠他们。甚至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教条信仰宣扬给每一个人，事实上，这是一副骗人的面具，是他们用来遮挡自己的自私、空虚的工具。
“切不可说我否定艺术和科学，”托尔斯泰说道，“我不仅没有否定它们，而且我还要通过它们的名义将那些兜售神庙的人驱赶出去。”
“科学和艺术就像面包和水一样重要，或许后者是更加重要的……真正的科学是对使命的一种认识，这也是对任何人的一种真正福利的认识。由此可见，真正的艺术就是对使命和任何人的真正福利的一种认识的表述。”
他赞颂这样的人，“自出现人类以来，他们就通过竖琴或扬琴，形象和语言，来表达自己反对欺骗，在斗争中遭受的痛苦，以及为了善的胜利的希望和因恶的胜利的绝望，甚至是对未来的一种企盼的热情”。
于是，他描绘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形象，而在他的词句中，蕴涵着痛苦的神秘和热情：
“只有在认识义务且不超越任何权利时，科学与艺术的活动才能结出硕果。因为这种活动的主要元素就是牺牲，所以人类才称颂它。以精神劳动服务于他人、被召唤过去的那些人，一直在为完成这一使命痛苦着，这些痛苦与折磨是孕育精神世界的摇篮。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就是牺牲和痛苦，因为其目的就是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可以说，人们是不幸的，他们在忍受痛苦，在等待死亡，他们没有闲逛或享乐的时间。思想家或艺术家并不像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样，身处奥林匹克高山之上，他们总是处在烦乱和激动之中。他们必须下定决心，并且告诉人们，什么能带给大家福善，什么能把大家从痛苦中救出来。可事实上，他们没有做出丝毫决定，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明天，他们或许因为太迟了而死去……这些人并非是那些培养艺术家、学者的学校所造就出来的人——其实，那里培养出来的却是些破坏科学与艺术的人，也不是荣获一纸文凭，享受俸禄的人。相反地，是那些不去想，不愿表述内心所藏却又不能不表述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受到两种无形的力量的拉扯：即自己内心的需求和他对众人的关爱。由此，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心宽体胖、追逐享乐、扬扬得意的艺术家。”（《我们该怎么做？》）
这完美、辉煌的一页，为托尔斯泰的天才光辉下投射了一道悲剧之光，它创成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面对的惨状，以及由此造成的痛苦的印象之下，同时，还是当今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与伪善的体系同谋对科学和艺术的深信不疑的情形下。他永远不会丧失这种深信不疑。可是，他第一次接触世界的悲惨时产生的印象在渐渐退去；他的伤口也开始愈合。在他后期创作的书中，我们都见不到这本书里所表露出来的那种痛苦和复仇怒火的颤动。见不到这种用自己的鲜血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崇高信仰的声明。这是一种“思想家命运”的牺牲，一种痛苦的激动；这是对至高无上的歌德式艺术的一种蔑视。在他以后再次拿起批评艺术的武器——创作的著作时，他将从文学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而非神秘的角度。虽然书中的艺术问题同人类悲惨的背景相分离，但是这种惨状使托尔斯泰一旦想起就会狂乱。例如一天晚上，他参观了夜间收容所，回家后便绝望地哭喊。
这并不表示托尔斯泰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是冷酷的。冷酷，不是他的特点。直到他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仍旧在写给费特的信中，说道：
“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使是最不起眼、卑微的人物，那么你就应该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或者嘲讽他们，让他们气炸肺。”[出自《未发表的书信集》中1860年2月23日的信。也正因如此，托尔斯泰才不喜欢屠格涅夫的那种“忧郁而病态”的艺术。
在关于艺术的著作里，他的确这样做的。其中提出否定的内容——谩骂、嘲讽，言辞十分激烈，这也是留给其他艺术家们最深刻、唯一的部分。托尔斯泰过于猛烈地攻击着他们的迷信和怀疑，致使他们把他当作是一切艺术的敌人。然而，托尔斯泰的批评向来都具有建设性。他从不为破坏而破坏，只是为立而破。并且由于他一向谦虚，从不轻言自己创立了什么新东西。他捍卫艺术，他自始至终都反对假艺术家们利用艺术、玷污艺术：
曾经，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一直都存在，以后也不会消失。对它们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今天所有的罪恶都来自于那些自认为是文明人的人——在他们身边，还有所谓的学者和艺术家，事实上，他们同属于像神甫一样的特权阶层。然而，这个特权阶层具备一切阶层的缺陷和不足。它以自己的方式将它赖于组织的原则贬损了、降低了。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所说的科学与艺术，其实只是一场弥天骗局，一种伪善的迷信，使我们一旦摆脱宗教旧迷信便会落入一种更大的迷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