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胡也频这一对患难夫妻，由于胡也频的英年早逝，以及革命时期的爱情最浪漫的观点，使得他们的结合一直以来给后人唯美甚至完美的感觉。然而，这对革命恋人的结合过程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坎坷与波折，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怀疑，如果不是胡也频的牺牲，以夫妻俩彼此的个性，究竟能不能安然度过未来的“七年之痒”？
一个新的弟弟
1924年之秋，胡也频在朋友左恭的介绍下第一次见到了丁玲，他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但是丁玲当时对胡也频并不感兴趣，生活的不如意勾起了她伤心的往事，她常常因为思念逝去的弟弟和好友而一个人跑到僻静的地方哭泣。
敏感的胡也频也看出了丁玲的心事，几天后，他手捧一束娇艳的黄玫瑰出现在了丁玲的面前，花朵间的纸条上写着：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可惜，对胡也频并不来电的丁玲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1925年春天,失意的丁玲从北京打道回府，回到母亲的学校里和她一起居住。
但胡也频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视死如归的斗士，甚至连他追求丁玲都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方式。
这年夏天，一辆人力车戛然停在丁玲家的门口，身穿月白长衫的胡也频从车上下来，他孑然一身，除了一套换洗的衣裤外什么没带，甚至人力车夫的钱都是丁玲母亲代付的。上门的胡也频大大咧咧的像一个已经和丁玲成亲多年的人，而实际上丁玲这个时候才和他见过两三次面，甚至对他还没有什么印象。胡也频脸皮之厚即使放在今天也是罕有其匹，这种为了爱情单刀赴会的精神打动了美人的芳心，丁玲终于和他比翼双飞，一起回到了本已逃离的北京。不过丁玲当时对胡也频仍处于观察期，并没有和他长相厮守的打算。
丁玲母女为何能如此迅速的接受这样一个年纪比丁玲还小的愣头青，按照我个人的猜测，很可能因为她们在胡也频身上找到了丁玲父亲的影子，这个年轻人的冲动、单纯、慷慨、乐观都像极了丁玲的父亲。
丁玲笔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个曾经和胡也频一起在海军预备学校读书的同学来找他。这个人是个阔少爷，现在在法政学院读书，身穿华丽的袍子，冒着北风来到丁玲和胡也频的家里，让他们感到蓬荜生辉。
当时丁玲和胡也频生活在窘困之中，常常因为绝粮要到沈从文那里蹭饭，和他同吃慈幼院的粗馒头。
朋友到访的时候，两人身上只有一元钱（那时一元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元），已经预备第二天进城向朋友借钱以度过近期的难关了。但是胡也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最后的一元钱拿出来为他的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客人饕餮大吃，酒足饭饱之后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早上还点名吃了一碗莲子粥才高高兴兴的吹着口哨坐车走了。
而胡也频和丁玲却穷得连坐车去城里的路费都没有了，只好步行四十里路到城里，做了冤大头的胡也频竟然还一路兴致冲冲，仿佛自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从这一点来看，胡也频颇有几分类似于丁父的“信陵君”之风。只可惜胡也频此时的处境与丁父当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在丁玲的眼里这位“没有钱，花钱却很大方”的年轻人一生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就是当铺。沈从文回忆道，当年两人住在城外的香山上，生活要靠丁玲的母亲接济，有时候丁母的“善款”迟来了，为了糊口就只好进城典当去。最后，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胡也频送进了当铺，包括丁玲母亲在她结婚给买的新衣服，不拘礼节的他似乎没有顾及妻子的感受。但只要有了稿费，他又会毫不吝啬地为丁玲买来她喜欢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气质和丁玲的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胡也频的乐观精神甚至感染了丁玲。两人一起进城的过程中，常常因为专注于路边的景色而遗忘了此行的目的，有时候甚至因为关心地下的泉水和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有一次黄昏上山，两人因为眷念天上新月的美丽，竟然在玉泉山的小河边坐到了半夜。此外，两人还常在半夜里披着衣服起来，到院中枣树下去看流星。最惊险的一次是傍晚两人赶小路回家，陷入淤泥里不得动弹，索性就在淤泥里看了一夜的星星，直到一个赶驴的人路过把他们救下。
有时候，一个人没有空，另外一个人只好独自进城。回来后，进城的一方便会把一天的所见所闻告诉留守的一方，尽管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但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津津有味。偶尔，进城的一方会带回几封从城中友人住处转来的信件，或者一些新出的书报，两人便一面忙着撕开信的封口和那书卷的封皮，一面快乐的大笑。而在山上留守的一方也会把在山上一晚所领略的境界告诉进城的一方。
这一段困境中的爱情，终于没有走上鲁迅《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道路，反而带上了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情调，两人这种慷慨乐观的侠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光明在我们面前
在丁玲和胡也频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中，有两次重要的离别。第一次的离别只有一个多月，第二次则是永远。
在前面我们介绍了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办《红黑》刊物的经历，其结果使得三人都破产了，这也让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为了归还欠下的巨额债务，1929年秋天，胡也频不得不只身一人去山东省立高中教书，胡也频在济南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然而，这里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却很大，有人说，胡也频就是在这里完成向“左”转的。
一个月后，丁玲来到济南和胡也频相聚，这个时候胡也频已经变得和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她在回忆录《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说：“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整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此时的胡也频意气风发，像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从开风气的上海来到相对保守的济南，衣着考究的丁玲也成了学生们心目中的“明星”。胡也频当时的学生季羡林回忆说：“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在济南坑坑洼洼的马路上，脚穿高跟鞋的丁玲为了避免跌跤常常要扶着比她略矮的胡也频，学生们看到了，便戏称胡也频为丁玲的“手杖”。
夫妻两人俨然成了山东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但好景不长，很快胡也频因为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被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夫妇俩被迫离开济南，回到上海。
两人的第二次离别是在1931年1月17号，早晨胡也频去东方旅社参加地下党的一个会议。没想到，此行竟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天黄昏，丁玲怀抱着啼哭的婴儿伫立在窗前，眺望着窗外阴云密布的天空，等待着“命运的拨弄”。两个月前，丁玲在医院里产下了她和胡也频爱情的结晶，胡也频看到孩子后激动得哭了。此前，胡也频一直在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诞下孩子的这天早上，胡也频面对着窗外的狂风暴雨激动地告诉丁玲，《光明在我们前面》完成了！这时丁玲也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
这个月，胡也频与柔石、冯铿一起被左联推选为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业上，他的人生进入了华丽的篇章，家庭中，孩子的出生给这个困顿的家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光明，曾经距离这个年轻人如此之近。
然而，就在胡也频即将追上光明的时候，黑暗却又重新将他吞噬。更令人吃惊的是，胡也频是被叛徒出卖的，他们这一次会议内容是为了抵制党内王明的错误路线，有人说就是王明出卖了这次会议的同志。
胡也频被捕后，丁玲和沈从文为了营救他四处奔走，寒风中，丁玲辗转于租界巡捕房、警察局和律师所，产后缺乏调理的她因此极度虚弱。为了搭救胡也频，两人甚至找到了蔡元培、邵力子、陈立夫等重要人物。最后，陈立夫表态了，如果胡也频愿意放弃信仰留在南京，他可以设法帮忙。但是丁玲拒绝了，她很了解自己的丈夫：“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绝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与胡也频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曾经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用生命实践了这首诗。
丁玲为了和狱中的胡也频取得联系，不得不花钱买通看守，一次通信的费用是八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但丁玲在所不惜。胡也频要丁玲设法多寄些稿纸给他，在狱中他仍坚持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笔就是他的武器。
2月7日晚，沈从文给丁玲带来了最坏的消息，胡也频在龙华牺牲了。早有心理准备的丁玲心静如水，她只对沈从文说了一句话：“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就在一个月前，丁玲和胡也频照了唯一的一张合家欢，照片背后还有丁玲的一行字：“韦护（孩子的小名）满60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当时丁玲还沉浸在孩子出世和胡也频即将赴苏区的幸福之中，一个月后，龙华的枪声划破凄冷的夜空，这种幸福也随之烟消云散。
浪漫与自由
让我们再回到丁玲和胡也频相识的最初状态去。
1924年，丁玲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一所补习学校学习，这个时候的她在瞿秋白眼中是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
1920年，胡也频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停办后来到了北平，用他本应拿枪的手拿起了笔。那时的胡也频在丁玲眼中“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有整个世界一样那么快乐。”
这个时候的胡也频俨然一个“自由的浪漫主义者”，可以说，丁玲和胡也频的相遇是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自由的浪漫主义者”的相遇。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后来有过这样的评价：“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
这段话里面“环境所拘”四个字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的确，环境在两人的爱情和婚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环境让丁玲和胡也频一起回北平，也让丁玲负气和胡也频同居，进而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
但如果换一个环境，这段爱情还以会同样的面目出现吗？从丁玲的话语中，我们读出了责任、真诚与日久生情，但也读出了无奈，丁玲后来主动追求冯雪峰就证明了这段爱情的脆弱（沈从文也提到胡也频在上海跟一个美丽的房东太太有过精神出轨）。我始终认为胡也频不是最适合丁玲的丈夫人选，他太热烈、感性，充满孩子气的的纯真与狂热，在丁玲的眼里这个男人可以恋爱，但未必适合结婚，这也是为什么两人同居三年后才真正结合的原因。胡也频所真正需要的，也许是一个像冯达那样的“好太太”。尽管上面我们说胡也频有丁父的影子，但三岁丧父的丁玲可能很难长久的维持这样的“恋父情结”——何况本质上胡也频更像一个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