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丁玲，都是鲁迅的知己，都被世人引为书生误入政治的典型。同病相怜的命运，使得两人的交往别有一番风味。瞿秋白曾经评价丁玲“飞蛾扑火，不死不止”，没有想到丁玲最终活得很长，而瞿秋白却英年早逝，从此往来无“白丁”，否则我相信两人的交往一定还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美丽而耐人寻味的故事。
惺惺相惜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能够被高傲冷峻的鲁迅引为一生的知己，唯有瞿秋白一人而已，可见其魅力。而能被瞿秋白引为一生知己的人同样难得，鲁迅是一个，丁玲也是一个。作为瞿秋白心目中的红颜知己，丁玲不辱所望，确实也做到了“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与丁玲之间的感情可谓微妙，有人甚至断言，如果当时没有王剑虹的话，两人必定走到一起。不过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王剑虹，丁玲也未必会遇到瞿秋白。
但如果换一种说法：丁玲是瞿秋白心目中的红颜知己，恐怕大家都没有异议。在王剑虹去世之后，瞿秋白曾经写了十几封信给丁玲，把她当成了自己内心悲伤的倾诉者，可见丁玲在其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丁玲后来以“韦护”为书名和男主角之名创作了一部小说，“韦护”其实就是现实中的瞿秋白，丁玲解释说：“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瞿秋白看到小说后，专门给丁玲写了一封信，信末署名即为“韦护”。后来秋白和他弟弟到丁玲家中作客时，还建议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取名“韦护”，笑称这又是她的一伟大作品。在丁玲的家中，瞿秋白忘情地吟诵着陶渊明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丁玲马上听出了其弦外之音，“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而这样的心境也成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之序曲。可以说，对瞿秋白的了解之深莫过于丁玲。
瞿秋白牺牲前两周，《福建日报》的记者李克长去采访他，其中问到有关丁玲的问题，瞿秋白是这样回答的：
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常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亦未强制入党，她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要求入党？
瞿秋白是丁玲入党仪式的见证人，但他却说丁玲是“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又“忽要求入党”，可见他在极端环境之下仍然绞尽脑汁迷惑敌人，以便保护丁玲。
瞿秋白牺牲后，丁玲逃出魔窟去了延安。当众人非议和攻击瞿秋白以及他的《多余的话》时，丁玲却在其《风雨中忆萧红》中表达了对瞿秋白的理解：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
“文革”结束后，瞿秋白也得到了平反。针对有些人坚持瞿秋白《多余的话》系伪作的观点。丁玲在其《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详细回忆了她和瞿秋白的交往，推心置腹地肯定其备受责难的《多余的话》并非伪作，确实出自瞿秋白之肺腑。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丁玲和瞿秋白跨越时空的对话，想必瞿秋白泉下有知，也会发出感情的共鸣。“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但是真正的大文人之间却往往不是相轻，而是相惜。
脆弱的二元人物
每次看瞿秋白的绝笔长文《多余的话》，我都会忍不住想起金庸的《笑傲江湖》。衡山派大侠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他已经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而且也看破了很多正派人士似正实邪的真面目，这一切都使他渴望远离江湖这个是非之地，回到自己最热爱的音乐世界，在琴箫和鸣中笑傲残生。然而，刘正风这一看似小小的个人要求竟然无法实现，因为它牵扯到太多的政治纠葛，到头来刘正风落得个家破人亡，妻儿惨死的下场！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自己参加革命称为一个“历史的误会”，戏称自己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所谓“二元”指的是文人和政治家的结合，瞿秋白总结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发现自己政治家的角色犹如“舞台上的演员”，每天都是带着“假面具”在生活。这不是他的所爱，更不是其所长，他厌倦了，渴望“回家”，他要当一个政治的“叛徒”，回到文学中去，回到翻译中去，这才是他的精神家园。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拒绝了国民党的诱降，此行必死，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这只是“多余的话”。
余杰说瞿秋白单纯的像个孩子，瞿秋白自知必死，所以他才认为自己的肺腑之言是“多余的话”。岂不知，你就是活下来，这些话同样是“多余的话”，政治这个江湖岂是你想退就退的，那不成了儿戏？
鲁迅认为，以瞿秋白的俄文水平，中国可译俄文名著的人无出其右。因此，每当我读到瞿秋白《多余的话》中想再多译一点俄文著作但已迟了的感慨，总会感到一种嵇康在刑场上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无奈与悲壮！而读到《多余的话》最后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又会感到一种金圣叹被处死前告诉狱卒“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的戏谑与悲怆！嵇康与金圣叹从未介入主流政治，但仍然没有逃脱政治的追杀，又何况是你瞿秋白！
瞿秋白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丁玲的悲剧。在丁玲的政治生涯中，她也一直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
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后来回忆道：“要真正让丁玲领导文艺界，也不行。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也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在火车上高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2000年4月访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在政治上的立场已经逐渐渗透到了她的个人感情之中，这使她养成了一种“韩信羞与绛贯伍”的脾性，而这样的脾性最终又加剧了其悲剧的进程。政治家所要求的韬光养晦与文学家所追求的锋芒毕露，本身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同样是二元对立，不同之处在于瞿秋白因为倍受排挤和疾病缠身以至于心灰意冷，渴望退出；而丁玲当时则是处于人生的高峰时期，“一览众山小”的兴奋让她根本不会想到退出。但是既然已经对立了，悲剧就无法避免，退不退出又有什么区别？这也是后来丁玲在回忆瞿秋白的时候，总是能从其身上找到强烈共鸣的原因。
瞿秋白本无意做烈士，国民党却成就了其烈士之名，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以当时瞿秋白的身体状况，不死于国民党则很可能死于肺结核；不死于肺结核，以他的政治生命而言也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李立三。一生看重历史的瞿秋白没想到最后改变他历史的竟是蒋介石！
美国的二战英雄巴顿将军没有死于战时的沙场却死于战后的车祸，世人莫不扼腕叹息。对于巴顿自己来说这也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从这一点来说，巴顿的不幸正是瞿秋白的大幸，其在罗汉岭上高唱《国际歌》微笑就义的镜头也成了千古的风景和绝唱。
多余的话
以纯粹文人的身份从政的，自古以来鲜有成功的。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事业的创始人并不是晁盖和宋江，而是一个名叫王伦的落地秀才。王伦这个名字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伦者，类也，你一个书生就想称王，必死无疑。“量你是个落第腐儒，怎做得山寨之主！”当更有“大哥”相的晁盖上山之后，早就对王伦心怀不满的林冲用一把尖刀结束了王伦的性命，而迎晁盖为主。以后众将们在忠义堂聚会的时候，没有人会再提及王伦，除非是为了批判的需要。
《水浒传》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书生，他的命运就比王伦好多了，没办法，人家的名字取得好——吴用，吴用者，无用也。明明满腹才学，却能以无用为行事准则，这种明哲保身的艺术让人不佩服都不行！
侯门一入深似海，瞿秋白从政本来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这方面，他应该向章士钊取经。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认为党内不团结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1914年，他决定重组新党，即中华革命党，他亲自拟定了入党誓约：所有党员都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党魁领导，并按手印。章士钊与孙中山私交甚笃，视孙中山为偶像，甚至“孙中山”一名即来自他的笔下。然而，对孙中山的这一举动，章士钊并不买账，他说：
孙中山先生太荒唐了，干革命居然要按手印，发誓，向他个人表示效忠？这是哪门子的革命？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追求民主政治，才舍身干革命的，现在中山先生也搞这套名堂，岂不是又成了新的专制？
这并不是章士钊第一次不买孙中山的账。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章士钊就坚决不加入。为此，章士钊的结拜兄弟章太炎把他锁在屋子里，表示只有他加入同盟会才能出门，结果章士钊困在屋子里两天两夜硬是没有屈服。接着有人给章太炎出“美人计”，让同盟会里号称女界领袖的吴弱男去当说客，没想到吴弱男反被章士钊说服，从此疏远了同盟会，很快吴弱男又与章士钊在伦敦结婚，让众人大跌眼镜。
是真名士自风流，远离政治后的章士钊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地位，反而成为德高望重的一代民主人士，孙中山、段祺瑞、毛泽东、蒋介石等大人物都对他颇为倚重，可谓当世罕有。
往前一步是庙堂，退后一步是江湖，在庙堂孙中山可以当瞿秋白的老师，在江湖章士钊可以当瞿秋白的老师。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已深知集权的重要性，所以他不顾一切要把权力抓在手里。而瞿秋白尽管曾经也是“党魁”，但却是有名无份，焉能久长？而他又没有章士钊的觉悟以及挥剑斩乱麻的气魄，一拖再拖，终于酿成悲剧。
身居政治漩涡又想笑傲江湖，有谁能做到？这是瞿秋白的悲剧，也是丁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