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咸丰可算是遭够了罪，没黑没白地忙，只觉得时间不够。
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花了这么多力气，成效却越来越低。前线送过来的奏折，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棍。久而久之，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能赢了，直到曾国藩崛起。
湘潭大捷点燃了喜庆的炮仗，然后岳州、城陵矶，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都接踵而来，让人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那情形，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眼看着就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活力！
按说办理团练的在籍官员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共有四十五人之多。然而除了曾国藩，没有一个做出成效，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无疾而终。曾国藩成了今年的主打款，一众官员中，就数他最帅，帅得一塌糊涂，帅得无边无沿。
还依稀记得在京时，这家伙跟打了鸡血一样，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也幸亏他当初留了一手，要不然，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
这显然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得赶紧用，重用！
尽管曾国藩出任时有言在先，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戴花翎。
署理的原因，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即可转正。
然而仅仅七天之后，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这一任命。
奸臣与忠臣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这次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
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在当时很有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将他写的书一本本码起来，比他人还高哩！然而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
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
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
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
于是他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百姓，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族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这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并非没有汉臣掌兵权的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有满满一筐，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睬。
其实很多时候，忌谁不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
因为对方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其穿小鞋，那可叫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的江忠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以安徽巡抚？
这件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搞怕了，唯恐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竟能一下子支起如此大一个摊子。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一个“曾秀全”？
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想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让人防不胜防。
人心之复杂难测，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经过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长，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
话虽这么说，可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
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
曾国藩的脸色变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儿起色，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的时候，得到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
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然而他有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没有！
这种时候，最好是朝中有人，能帮着说上两句，可偏偏朝中无人。当年的座师穆彰阿身为首辅之际尚不为咸丰所喜，何况早就被咸丰赶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
关于杨震，有一个极著名的桥段，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晚上给他送钱。杨震拒而不受，并且说：“我们是老朋友。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可是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送钱者愣了愣，还没回过味来，以为杨震担心事情败露会使名誉受损，因此赶紧压低声音：“您老别怕，天黑着呢，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碰到这么不上路的，杨震只好拉下脸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一席话说得来人羞惭满面，落荒而走。
杨震能力出众，又廉洁奉公，出仕二十多年，官衔只升不降，一度位居太尉。那时候的太尉可掌全国军事大权，比清代的首辅还吃香哩！
这样一个大人物，没有丝毫把柄可握在别人手上。但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一通耳朵咬下来，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结果罢免了杨震的太尉之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杨震气不过，在路上便服毒自杀。他死前留言：“以杂木做棺材，以粗布做寿衣；不回祖先墓园，不要设祠祭祀。”
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而对方的不幸遭遇又令他悲从中来。
对于身处前线的曾国藩来说，这种感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当你竭尽心力，顽强苦斗的时候，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到你最后极可能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当然，这些都只能在心里面嘀咕。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咸丰其实并没有慢待曾国藩：你以前是侍郎，现在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
再说回去，古来忠臣一个样，曾国藩和杨震记恨的都不是皇帝，他们恨的是专门拆自己人台的彭蕴章之流。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他是想利用这个职务，好好地经营湖北；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逐步逼近天京——这种稳扎稳打战略，倒与安徽石达开的作战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
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战略构想最重要。曾国藩上书咸丰，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咸丰却忍不住了。战事拖得越久，越要消耗银子，他能有多少银子去消耗呢？就此而言，太平军拖得起，他拖不起。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
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你又不是湖北地方官员，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职责呀！别废话，快点儿动身吧！
再赖下去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率军东下。
要出武昌，就得先闯田家镇。
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堪称天险。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还是由西顺江而下，都得问它答不答应。所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日军要进入武汉，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
武昌失守后，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拿京问罪，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
秦日纲的军事才华十分有限，指挥能力乏善可陈。参看一下秦日纲指挥过的战役，也是败多胜少。
不过此君无才固无才，却有“忠勇信义”——说白了，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你让他干甚就干甚，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
在太平天国早期分封的诸王中，秦日纲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高于任何朝臣。但他却可以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
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他一点儿折扣不打，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等到天京事变，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他又马上翻脸，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正因如此，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秦日纲都能够高枕无忧，吃香喝辣。
很多时候，奸臣与忠臣，奴才与人才，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不过这一次，杨秀清又用错了人，并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
无防护炮战
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即全力组织防御。他盯准的是江面——天险嘛，不好好利用，岂不亏了？
最好的办法是截断航道，不让湘军水师从这里开过去。秦日纲在长江上拉起六道大铁链，每道铁链相距数十丈。在铁链下设有安放火炮的固定木筏和小船——一方面用于拦截，另一方面保护铁链，形成了一道密集火力网。
除此之外，还有杨秀清专门运来的木牌水城，有两岸的土城要塞，再加上铁链前后绵延数十里的水营船队——秦日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的江上要塞已是固若金汤；湘军水师再怎么牛，也难以从正面突破这道防线。
秦日纲的战略思路是，以江面防御来确保田家镇。但他疏忽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事实上，半壁山是田家镇的天然屏障。半壁山若有闪失，田家镇则无藩可恃。湘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制高点，用火炮对田家镇进行覆盖式打击。
这一缺漏，让曾国藩抓了个正着。
1854年11月20日，罗泽南和塔齐布先后集兵于半壁山下，对守山的太平军发动猛攻。
秦日纲事先未能在半壁山周围组织起强有力的防御，加之此时两军士气可谓一升一降，所以守军接连失利。三天后，半壁山即告失守。
犹如做外科手术，曾国藩拿下半壁山后，下一步就是要对江上的铁链动刀，双方的水上特种部队也终于到了面对面决战的时刻。
自衡阳练兵以来，曾国藩就认准水师是重中之重，他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水师的组建和发展上。
初期的湘军水师在战船数量上无法与太平军相及，作战经验也很欠缺，因此吃过多次败仗。无论靖港水战还是城陵矶水战，湘军水师都败得极其难看。但曾国藩好就好在能吃一堑长一智，此后他便扬长避短，用陆师来弥补水师的损失——借助陆师胜利的空当，迅速对水师进行补充。所以，他的水师虽然损失得多，但是恢复得也快。
在战略眼光上，杨秀清和他任用的一干将领都落在了曾国藩后面。太平军水营看上去很庞大，却始终只是“虚胖”。整个水营用的还是改造民船，水勇也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太讲究水陆配合，基本上是各打各的。结果是：水营赢，无关大局；水营输，满盘皆输。
在先前的武昌之役中，由于石凤魁和黄再兴指挥不当，水营的四千艘战船尚未投入战斗就被湘军焚之一炬。太平军水营虽曾拥有上万艘战船，但家业再大也经不住如此挥霍，眼见得船只和水勇都越来越少。至田家镇之战，秦日纲统领的水营已是太平军仅存的一点儿家底。
1854年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的率领下，向太平军水营发起进攻。
湘军水师的两大名将，文为彭玉麟，武为杨岳斌。
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当初曾国藩一到衡阳练兵，便四处访求贤士。衡阳人说，谁也贤不过彭玉麟，那真是人中麒麟。曾国藩听说后，便立即出面邀请彭玉麟。
彭玉麟不肯去，原因跟曾国藩在湘乡时一模一样：母亲病故，只想在家守孝。
拥有相同的遭遇，曾国藩自然知道怎么去动员——这时要跟彭玉麟探讨什么事业功名，对方会毫无兴趣。所以曾国藩对彭玉麟说的是，现在天下大乱，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在你母亲墓前守孝吗？
经过曾国藩“三顾茅庐”反复劝说，彭玉麟终于答应出山，但与曾国藩约法三章：功成必身退，且“不要官，不要钱”。
说彭玉麟为文，并不是说他只会文不会武。事实上，彭玉麟曾经像江忠源那样有过“剿匪”经历，是打过仗的。他的“文”，是说他出身文官。
湘军水师跟陆师不同，陆师给把刀就能上阵，因此即便是儒生也能做营官；水师要求则相对高一些，起码你得懂水性吧。在湘军水师，十个营官，有九个都是新提拔的武员，只剩一个会玩笔杆子的——那就是彭玉麟。
文有文的好处：会思考，能动笔。水师草创之初，规章制度一片空白，若没有彭玉麟从旁相助，曾国藩的一个脑袋会变成几个大。
自湘潭水战以来，彭玉麟已屡次与太平军水营交锋，被称为“以书从戎，胆气过于宿将”。但他还从未有过田家镇水战这样的体验——具体来说，就是多了那六道横江铁链。
彭玉麟由此将所属进攻部队分成两组，第一组是敢死队，驾二十条快蟹，任务是冲到铁链下面并弄断它；第二组是掩护队，专管发炮，以吸引太平军水营和来自田家镇岸上的火力。
敢死队在冲锋时沿半壁山一侧前进，不发炮不仰视，只管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来，敢死队就最大程度避免了对方的炮火攻击。
全部的火力几乎都集中在靠近田家镇这边的掩护队身上，炮弹如雨飞来。
早在水师创建之初，彭玉麟就下工夫研究过防炮之法。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从古书里面找答案；甚至拜的老师都是同一个，那就是明朝将领戚继光。
火炮在明朝时被称作火铳，与明军作战的倭寇装备了大量的火统。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记下了他抵御倭寇火铳的方法：一种是将十几层渔网罩在战船左右两侧，依靠渔网的坚韧和细密来拦截弹丸，唤作罟网；另一种是戚继光的独家发明——刚柔牌，简单说来，就是在盾牌外面套一层竹篱笆，中间以生牛皮、被水浸湿的棉絮、人的头发依次编制而成。
按照戚继光传授的经验，只要使用这两大法宝，起码在四五十步之外，倭寇的火铳根本无法穿透；到二三十步距离之内，虽可穿透，但威力已经大减。戚家军不仅以此为掩护，还能举着刚柔牌进行反击。
刚刚看到这几段的时候，彭玉麟别提多高兴了。想想戚老师真够意思，什么都不保留，什么都传授——您老人家怎么就知道几百年后还有人用得着呢？
彭玉麟当下一一借鉴并试验，可是试验的结果实在让人沮丧：无论罟网还是刚柔牌，一炮就给打穿了。
不是戚老师藏着掖着，只要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了——几百年前的火统，其威力能跟几百年后的火炮比吗？
当然，只要你防御了，也不是一点儿效果没有。在战船四周围上一道牛皮，多少总能起到一点儿保护作用。但是这不治本，还容易影响官兵的斗志和作战效率。
彭玉麟一狠心，索性把罟网、刚柔牌、牛皮等物统统撤去，令船上无遮无拦，实施无防护炮战。然后他带头脱去上装，赤膊拿一把大刀立于船头，并大呼一声：“炮弹要是有眼，就先把我打死吧。”
见主将不怕死，众人立刻胆壮起来，视危险如坦途。有谁低下头来躲避炮弹，还会被众人讥笑为怕死鬼。
没了畏畏缩缩，动作就不会走形，可以踏踏实实放炮，同时战船也不会停顿。然而这种疯狂的打法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因为炮弹毕竟不长眼，也不认识你究竟是勇士还是懦夫。
在田家镇水战中，湘军水师相当多的伤亡均来自于掩护队。后来水师将领在向曾国藩汇报，说到“损失如此之惨重”时，忍不住放声大哭。
出奇制胜
太平军的护索水营虽不断放炮，但也构不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存活下来的湘军水勇依旧能够猛力反击。结果有的太平军小船还未装上炮弹，就被炸沉了。其他人看到湘军如此悍不畏死，也多半开始胆怯起来，纷纷朝岸边闪避。
依靠掩护队不顾生死的护持，敢死队的快蟹终于冲到了铁链旁。
江中有维系船只的竖链，这个细，用斧头和钳子便足以搞定；最难截断的是连接两岸的横链。
横江铁链古已有之。早在三国后期，东吴便采用了这一防守策略。他们在半壁山上游的西塞山江面拉起铁链，以阻止西晋东进。
晋军大将王濬熔断铁链，从而一举击破东吴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江上防线，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王濬是怎么熔断铁链的呢？史书中的描述是：制作巨型火炬，长十余丈，宽数十围，中间灌以麻油。当巨型火炬遇到铁链，即可将其熔化。
彭玉麟打造了相仿的火炬，在每一艘快蟹上都放一口装满油脂的大锅，下面装有风箱，将油脂烧到滚沸。水勇冒着炙人的高温，将铁链拉到火焰上进行煅烧；等烧到一定程度，再用铁钳将铁链夹出，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几个人拿出打铁的劲头，手执利斧，猛砍一番，便能将铁链砍断。
不到两个时辰，六道横江铁链全被砍断。
铁链一断，第三组进攻部队“挤而过”——从断开的铁链中间穿行过去。湘军水师的另一个名将杨岳斌上场了。
杨岳斌原名杨载福，家里从他爷爷辈开始就都是绿营武官。绿营虽然整体上病病歪歪，但也不乏塔齐布那样的龙虎之辈。
杨岳斌其时已是三十二岁，若是继续待在绿营，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熬出头。关于这一点，只要拿关天培、陈化成、杨芳、向荣等人的简历出来瞧瞧就明白了：一帮老头，最小的六十多岁，最大的七八十岁，人家算算还都是特能干的名将哩！此情此景，让年轻人看了非得落冰窖里不可。
在加入湘军之前，杨岳斌是营千总，官衔为正六品；仅仅一年之后，因在湘潭之战中立下大功，便被擢升为正五品的守备；同一年，升都司，正四品；又是那一年，升游击，从三品。
一年之内，他连升三级。也就说，你只要肯拼命，光升迁就能升到眼花缭乱的程度。他杨岳斌有什么理由不拼呢？
杨岳斌也的确敢拼能拼。有一次湘军水师进攻受挫，杨岳斌对彭玉麟说：“敌军有十倍于我的战船，要想取胜，非得出奇不可。”
杨岳斌所说的“出奇制胜”，就是亲自驾驶一艘小舢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突击，彭玉麟亦率部紧随其后。在他们二人的鼓动下，湘军水师不顾一切地冲向太平军船队，反过来将太平军给冲散了。
不过在田家镇水战中，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一幕：杨岳斌率部闯过铁链后，并未直接向太平军发起攻击，而是顺流冲到下游去了。
这是杨岳斌等湘军将领从城陵矶一战中得到的教训。当时广东总兵陈辉龙要乘风进攻太平军，杨岳斌劝他说，顺风难收队，不能去。陈辉龙不听，结果招致大败。
杨岳斌冲到下游，一方面是要截断太平军水营的归路；另一方面则是要逆流而上，从容地对太平军展开攻势。
水军近战，主要战法都是火攻，不是我烧你，就是你烧我。当天的风向也怪，突然就刮起东南风。这股风让太平军不仅无法东撤，还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战船被毁四千余艘，被夺五百余艘。
太平军在田家镇再也守不住了。1854年12月3日，秦日纲率残部退往九江。
为取得这次胜利，湘军付出了很大代价，共战死八百将士。曾国藩在田家镇建立昭忠祠，并撰写了一副挽联：巨石咽江声，长鸥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
但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湖湘子弟来说，这个代价是值得的。经过田家镇一役，太平军仅存的一点儿水上力量损失殆尽，水营基本瓦解。曾国藩水上定乾坤的深远谋略终见成效，至此湘军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
咸丰得报，喜悦之情“莫能言喻”——都说不出来究竟是个啥滋味。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尽管咸丰听了彭蕴章的话，不敢把地方大员的位置再腾出来给曾国藩；但散买卖不散交情——湘军作为一个非专业剧社，能做到票房一直大卖，在不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前提下，咸丰这个幕后大老板还是舍得加薪水的。
曾国藩保奏彭玉麟、杨岳斌等八将因功升职，咸丰眉头都没皱一下，便一一照准。此外，咸丰还给予曾国藩赏穿黄马褂待遇——黄马褂可不是随随便便赏的，在道光以前更是少之又少。
凡是能赏的东西，咸丰都掏了出来，什么扳指、宝刀、火镰，一堆呢。
曾国藩实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官已升过，好东东也给了；剩下的就是再卖把力气，争取把业绩做得更漂亮一些。
他踌躇满志地告诉咸丰，长江上游已被官军控制，太平天国所需给养起码因此断绝了一半，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潜意识里，这位湘军大帅已经在为他进入“天京”进行彩排了。
可是他忘了，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而在下一场直播中，他将可悲地沦落为一个票房毒药。
前线的连连挫败令杨秀清大为震惊，他不得不再次起用那位超一流高手——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能干，这点太平军领导层人人皆知，杨秀清当然也很清楚。但身为实力派王侯，你太能干了，对上面而言就未必是好事。在这方面，谁都难以免俗。
一方面，杨秀清对石达开有所忌讳；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聪明人，石达开同样十分谨慎小心，知道东王心里那块地儿就是再大，也容不下一个比他更强且可能超越他的人。
于是只要战事尚看得过去，石达开就被束之高阁，他本人亦从不嚷嚷着一定要到前线去怎样怎样。
田家镇战后，利益相关，杨秀清和石达开一个急于用人，一个急于救火，这才放下了各自的小心眼，在共同目标上达到了汇合点。
什么叫破绽
石达开领命后，星夜兼程，从安庆赶到湖口。他没去之前就知道局势严重，去了之后才知道不是一般的严重——杨秀清交给他的完全是一副烂摊子。太平军失地千里，军心混乱，加上湘军步步相逼，要想于短时间内在九江、湖口建起牢固防线几如天方夜谭。
他需要足够的时间用于部署防守，否则就算是神仙下界也无济于事。
石达开立即命令长江北岸的太平军尽最大可能制造声势，以拖住湘军，使其不能全力东下。
按照湘军打下田家镇后的士气，曾国藩要拿下九江甚至湖口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被石达开这么一搅和，他不得不派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陆师精锐前去北岸应付。
曾国藩出兵向来最讲究水陆并进，这也是他自湘潭之战以来可以做到所向披靡的重要保证。如今缺了陆师的支持，他就不敢派水师单独深入九江和湖口了。
什么叫破绽？这就叫破绽！抓住曾国藩的破绽，石达开得以从容部署，打造出全新的防线。
燕王秦日纲在田家镇败得那么狼狈，缘于他顾此失彼。江心、田家镇、半壁山，三座堡垒构不成整体，被人家各个击破。石达开也设置了三座堡垒——除九江外，还有湖口和梅家洲。
梅家洲是江心的一座大沙洲，由长江泥沙沉积而成。沿江而下的主航道，其北面狭窄，大船无法通行。曾国藩要想“肃清江面，直捣金陵”，则非从南面的长江主航道通过不可。
石达开以林启荣守九江，以罗大纲守梅家洲，自守湖口。林启荣和罗大纲都是以防守见长的战将。经过这么一排兵布阵，三座堡垒不仅更为牢固，相互之间还能形成策应，在最大程度上弥补了田家镇防线那样的缺陷。
石达开在长江北岸投下的棋子，令曾国藩忙活了将近一个月。1855年1月2日，当他把水陆两师调到九江城下时，发现九江已“屹然坚城，难以遽下矣”。
除城防扎实外，守城之将也不简单——此人便是林启荣，他将为知人善任的翼王带来开门红。
林启荣原本籍籍无名。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他还只是杨秀清麾下的一个普通刀牌手，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获得其他职衔，所谓“郁郁乎行伍”，在军队里面混得很不得意。
后来他总算进入了军官行列，并随军西征，但也不过是赖汉英、石祥祯等人手下的一名偏将。他的显山露水，是从防守九江开始的。
1855年1月14日，曾国藩将九江四面包围，并以塔齐布手下猛将童添云为攻城先锋。
童添云见过世面，曾在鸦片战争时随杨芳出征广东。此人有一把子力气，能拉开“五石弓”——这种弓一般是用来考武状元的——绝对是大力水手级别。而且他的箭法还挺准，要么不射，射必命中。另外加上胆量大，做事认真，所以他很快就成了军中的佼佼者。
身为主将，童添云像他的老上司塔齐布一样，每战必挺着长矛在前面冲杀，即使弹如雨下都未有丝毫退却。由于他长了一脸麻子，太平军称其为“童麻子”。一见对方旗帜上有“童”字，太平军便相顾失色，说：“不好，童麻子来了！”未战便纷纷败退。
这是个擅攻的一流悍将，曾国藩正是要凭借他的这股气势来拿下九江城。但是当擅攻之将遇到擅守之将，没辙了。
当天湘军非但没能攻下城池，童添云还被城炮击中并重伤而亡。“童麻子”战死，湘军诸将无不愕然，先前攻克武昌、拿下田家镇的士气也为之一挫。
此后，林启荣白天仍然坚壁不出，且深沟高垒、旌旗林立，让攻城者找不到一点儿空隙。
想想，累了一天，晚上应该松懈了吧！从表面上看也的确如此——只要夜幕降临，城墙之上便一片静寂，连打更击柝的声音都没有。
可这是在湘军未打歪主意之前——只要你敢动一动攻城的念头，还没等摸着城墙，城上就会立刻枪炮声大作，准保杀你个人仰马翻。
没有严明的战场纪律和出色的指挥，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九江城下，连塔齐布和罗泽南都感到无计可施。罗泽南叹息说，九江不过斗城而已，却坚固如此，真是难以想象，“林启荣之善守，吾辈不能及也”！
九江一时难下，有人便建议不如越过九江，先进攻九江东面的湖口和梅家洲。
曾国藩用兵向来谨慎有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他的基本宗旨。如果要跳过九江，就可能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即使他前面喝了那么多的香槟酒，也不肯如此弄险。
但是另一个问题，曾国藩必须正视，那就是石达开正在重建水营。
这时的石达开刚刚二十四岁，曾国藩等人对这位年轻王爷根本没什么概念。也是，如果放到现在，不过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甚都不懂的傻小子而已。“乳臭小儿，毫无知识”。到社会这口大缸里面，就算我不揿你头，你自个儿也得吐着泡沫、翻着白眼珠咕嘟咕嘟沉下去。
可是，石达开很快就让曾国藩刮目相看了。
自湘潭之战以来，曾国藩不是每战都赢，但是总能反败为胜，关键在于他抓住了“水”这个核心。反观太平军，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但加起来一算，却还是得少于失——要害也全在一个“水”字。
一直以来，太平军吃亏就吃亏在水师方面。那些由民船改造而成的战船、那些力量微弱的土炮、那些缺乏训练的水勇，以及粗放型的水上战术，没有一样能与湘军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缺乏补血能力，眼瞅着只能少不能多，到最后砸锅卖铁、一无所有。
显然，竞技江上，得水师才能赢天下。石达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就必须改变太平军的水上弱势。
此前，他已在安庆建立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但造船需要时间，实战又急着要用，石达开便想到了“借船”。一到湖口，他便派人奇袭停泊于鄱阳湖内的江西水师船队。
当初在谕令曾国藩创建水师的同时，咸丰也下令四川和江西督造战船、组建水师。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多多益善嘛，省得江上只能依赖湘军一家。可惜地方官军太不争气，九十人的太平军奇袭队，愣是吓跑了四千人的江西水师。凭此一役，石达开足足赚来百余艘战船和七百余尊火炮，算是给太平军水营续了香火。
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国藩真恨不得把江西官军全部抓起来，噼噼啪啪，先每人扇一千八百个耳光再说。
他曾国藩好不容易熬到田家镇水战，消灭了太平军的万艘战船，从而建立了水上的绝对优势；可给这帮窝囊废一弄，双方的力量又起了变化，让太平军水营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时这批被太平军俘获的江西战船尚在鄱阳湖内，曾国藩便召集水师将领商讨究竟该怎么办。
有人主张九江之战要紧，不如先将江西战船逼到长江下游，以后再慢慢收拾不迟。彭玉麟则说，要是让这批船出了鄱阳湖口，就会留下无穷后患，再想制住就难了；不如趁此机会，将其一举歼灭于鄱阳湖内。
开会时，杨岳斌正在后方养病，彭玉麟在水师中的权威最高。大部分水师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曾国藩也觉得未尝不可，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既消除了石达开重建水营的可能，又可以断绝九江外援。
两面受敌的问题，曾国藩也考虑了。他将陆师一分为二——塔齐布留于九江城下，继续进行牵制；罗泽南则和水师一起攻击湖口和梅家洲。
分飞燕
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石达开给出了自己的推断和结论。
从武昌出发后，湘军没有得到过充分休整，不疲惫是不可能的，这叫“久战必疲”。由于连战连捷，这支军队从上到下又都有一股骄悍之气，尤其水师更以江上霸主自居，此谓“骄必轻敌”。一个疲，一个骄，均取败之道也。
罗泽南创造过以静制动的经典战术，即等待时机，在对方 “三而竭”的时候发动全力一击。石达开即将运用的策略，几乎就是这一战术的翻版。
他训令三地堡垒，只能坚守，不准出战。在湖口，他身体力行——不管湘军如何讨敌骂阵，他都“不动如山”，让对方不明虚实。
静者安，动者摇。敌人最活跃的时候，往往就是破绽暴露最多的时候，石达开重点关注的是湘军水师有没有破绽。
似乎没有。湘军水师正处于建军的全盛时期，船坚炮利，一副无懈可击的样子。
可是，绝对的无懈可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百密犹有一疏，即便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也有攻破它的命门关节。只要你冷静观察和思考，就必有收获。
经过几天僵持，石达开终于发现了湘军水师的命门所在。
那本来是湘军水师的长处，即大小船配合，长龙、快蟹与舢板取长补短——一个如重型战车，无坚不摧；一个如轻捷小鸟，倏忽来去。
二者合在一起，自然是优势互补；但如果把它们像水陆师一样拆分开，则效果完全不同。
有了发散性思维，便没有什么不可能。
机宜已定，石达开开始一步步地将对手往自己的陷阱里引。
白天他继续高挂免战牌，守城不出。到了晚上，他则派兵在江岸之上敲锣打鼓，不停地制造紧张气氛；同时出动船只，将火箭火球接二连三地射到对方船上。一旦湘军警觉或出动追击，他们又马上隐身。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让你睡好觉。
在疲和骄之外，湘军水师又多了一个躁。
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破天荒地在白天派出船只与湘军交战。
太平军的船只不露面还好，一露面差点儿把曾国藩的牙都给笑掉。太平军都是那种俗称小划的船，最多跟舢板一个级别；而且就那么几条船在江上晃晃悠悠，似乎连站都站不稳。
这么多天不出来，以为你要放颗卫星，没想到装备如此寒酸，可惜我的一世英名啊！
湘军水师立刻猛扑过去。太平军果然支持不住，几个回合后就慌忙退却。
湘军多少天无仗可打，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哪里肯舍，当下兜头便追。那架势，恨不得三下五除二，立马把太平军揍到扁，然后像块饼一样摊墙上去。
太平军的小划虽小，移动却很灵活。湘军的长龙、快蟹这种大块头追赶不及，只有靠舢板。
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眼见得小划们一晃之下溜进了鄱阳湖，湘军也尾随跟进，因为都知道鄱阳湖内集聚着江西战船，此时正是将其一举歼灭的良机。
先后进入鄱阳湖的舢板计120艘，水勇两千余人。湘军水师的轻便船只一个未漏，留于外江的全是笨重大船。
战斗仍然是“一边倒”。湘军抓住机会，焚烧太平军船只数十艘——这是湖口开战以来的第一个收获。众人无不欢欣鼓舞加心花怒放，都拼着命往前追，没有一个肯背过身、回过头去看的。
鱼已经上钩了。
船越往湖心划，离入口处越远，渐渐地与外江不通声息。
曾国藩等了很长时间，还不见舢板返回，这才着急起来，亲自过来察看。这一看，令他大惊失色。
鄱阳湖入口处，石达开竟然搭起了浮桥，下面是凿沉的民船，上面铺着木板，再盖以土石，将所有舢板完全堵死在鄱阳湖内。其行动之迅速，构建之巧妙，显见得是预谋已久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中计了！
石达开修筑的浮桥乃水营得意之作，“关锁牢固，势难冲击”，想攻破非常之难，曾国藩唯有先鸣金收兵。
这天晚上，石达开又派船只出动了，只是不再如隔靴搔痒般地袭扰，而是大举进攻。
三十多艘小划，却已足以搅乱湘军水寨。以往湘军作战，是以长龙快蟹作掩护，以舢板主动出击。在失去舢板护持后，长龙快蟹“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就好像鸟被砍断了翅膀，虫被斩断了四肢，不仅没有出击能力，还处处挨打。昔日威风八面的长龙沦落为笨龙，快蟹也差不多成了死蟹。
湖口和梅家洲的太平军陆师也紧密配合，在岸上用火箭、喷筒对着湘军的船只进行射击，还投掷以火球、火罐。湘军被焚9艘快蟹、7艘长龙，以及其他杂色大船20余艘。若不是大船上装有洋炮，使得很多太平军的小划不敢逼得太近，还不知要惨到什么地步。
从前的气焰有多高，如今败落得就有多快。突然到来的失败，令湘军官兵不知所措，再不肯遵从号令，纷纷挂帆向上游逃窜，连彭玉麟也阻止不住。
这是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湘军水师被截为两半。曾经一快一慢的好搭档，此后变为分飞燕——你成不了我的梁山伯，我也做不了你的祝英台。
水师军心溃散得厉害，原先归杨岳斌统率，现在由彭玉麟调遣的人马，也不听指挥了。曾国藩没有办法，只能将尚在养病的杨岳斌召回统兵。
水师吃了亏，陆师也没能找到补给。塔齐布屯兵九江南门外，整天仰着脑袋攻城。官兵死伤无数，仍拿九江城没什么办法。罗泽南想从岸上克湖口，也是苦哈哈的，什么都捞不着。非但如此，由于石达开用兵神出鬼没，罗泽南生怕对方劫营，还得夜夜戒备，有时一整晚都不敢合眼。
曾经勇不可当的两位陆师大佬半斤八两——窘迫至此，闻者无不寒心。曾国藩的心也凉了半截，意识到世上本无捷径可走，绕九江而攻湖口的策略原本就是错的。
还是回头走老路吧！
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计划将原本负责进攻湖口的罗泽南调回九江，与塔齐布兵合一处，以加强对九江的攻势。
他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石达开竟然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除了数百艘小划外，还有安庆船厂刚刚造出的三十艘大船。
与上一次相比，这个晚上更黑，更适于夜袭，曾国藩输得也更惨。太平军水营翻江倒海，将湘军水师打得溃不成军，最后连曾国藩乘坐的那艘特大型拖罟船都被惦记上了。
当时拖罟被十几只划子围攻，炮弹却已经打光，上前拦截的亲兵越打越少。曾国藩脸都白了，惊惶之下推开舱门，跳入江内，要自杀了事。
这时彭玉麟正好驾小船经过，发现有人跳水，看身影有些像曾国藩，便急忙救起，送到岸上的罗泽南营中。
这一仗，湘军水师被焚战船百余艘，拖罟也做了人家的战利品。船上的所有书信文稿连同咸丰赏赐物品——扳指、宝刀、火镰等等，统统送给石达开做了礼物。
那艘拖罟船还是当初广东总兵陈辉龙送给曾国藩的，一共就造了两艘，一艘在城陵矶之战中被曾天养缴获，现在这艘又让石达开拿去玩了——敢情忙活半天，都是替别人忙的。
上岸后，曾国藩又羞又愤，先写下一封千余字的遗折，然后命人牵过一匹马，就要骑着马去与太平军同归于尽——当然，依曾某的能力，他只会自己“尽”，是不可能让对方“同归”的。
罗泽南等人见状，赶紧拉住马缰，并苦苦劝说。好话堆了一箩筐，曾国藩才回心转意，冷静下来。
湖口一战，湘军一败涂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855年2月20日，水师又遭大风袭击，长龙快蟹被撞沉撞伤40余艘。
人倒霉了，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曾国藩盘点一番，能保持基本完整的战船只剩下70余艘。他再也伤不起了，只得让彭玉麟将船带到湖北去修理。
此消彼长，战场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自此都发生了改变。
曾国藩所犯的错误不止一件。自武昌出兵，湘军挥师东下，能打一点儿的部队几乎都被他带到江西去了。相比之下，留守湖北的兵力十分薄弱。应该说，这种打法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可集中优势力量，尽快取得战果；不利之处在于，战事一旦不顺，大军就会被牵制在前线，湖北后方必然危险。
如果看不出对手这个疏漏，石达开就不称之为石达开。他随即发动的全面大反攻，便是直奔曾国藩的后方湖北而去。
湖北军队当警察维护个治安还可以，打仗完全不是块材料。往往还没看到太平军的影子，他们就惊慌失措，自己吓自己，一个人叫一声，则“万众瓦解”，一溃千里。
曾国藩闻讯急派胡林翼、彭玉麟率水陆两军回援湖北，但已无力回天。1855年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并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航道。
仅仅半年不到，曾国藩又失去了武昌。“前此战功，竟成空虚”。与先前不同的是，这次还退步了——他最为看重也最为得意的水师支离破碎，完全破了相，再也不值一看。
曾国藩懊丧不已，连写下的文句都哀哀戚戚，不再有往日的大气磅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