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的《那一晚》一诗，说的或许正是他和赵萝蕤：在一个只有云彩没有星星的晚上，他和她在黑暗的巷子里肩并肩行走，天暗，四周人静，她勇敢地牵住他的手，彼此身偎身那样近。他很想表白“我爱你”，却不敢说，一颗心怦怦乱跳。过后，一想起那一晚，他都认为那是“一生难忘的错恨”。她挨近他的身，他怎就不敢说“我爱你”呢？他为自己年轻的懦弱抱憾不已。他认为是上帝偷取了年轻人的灵魂，就像一个原本富有的人被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无边无际的尽是丰收之后的荒凉。
还好还好，在年轻时候，被爱情侵袭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每一个瞬间也都是崭新的，时光淌过，万事重新发生，没有牵过的手忽然就牵起了，上一秒没能表达的情意一转眼却奔腾而出。相逢的人会相逢，相爱的人会相爱。
一个是风流倜傥的新月派少年诗人，一个是美如冠玉又安分如山的名门闺秀，他们在一起，自然受到人们热议。
人们如何热议大可不必理会。若是在意四周每一人的说法，人将如何生如何活？一生之中，来来去去，重要的人无非就那么几个。倘若你在恋爱，那么，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人不过是你所爱恋的对象，以及你们彼此的父母。
据说，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不同意女儿和陈梦家在一起。这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他认为陈梦家写诗已是雕虫小技，何况写的还是白话新诗。他说，陈梦家要想娶赵萝蕤，就拿真学问来求聘。
不知是赵父的话起了效用，还是另有一些缘故，1932年就开始在闻一多指导下研究甲骨文的陈梦家，到了1934年，出版诗集《铁马集》后，他就读燕京大学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渐渐停了诗笔，转向学术研究。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任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
著名文物鉴赏家王世襄是陈梦家的好友，谈及陈梦家的转型，他这样说：“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写诗得诗名，研究古史学、古文字学又很快成为业界翘楚，做一样成一样，的确够绝的！
任教燕京大学后，相恋多年的陈梦家和赵萝蕤开始商议终身大事。此时，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已不那么反对女儿和陈梦家在一起。在一封家书中，他对女儿说：“我爱梦家，并无一丝恶意……你有你的生命，我绝对不阻挡，因我到底相信你。”他还说，“我认识梦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
据赵萝蕤的弟弟赵景心回忆说，1936年冬天陈梦家和赵萝蕤成婚，结婚典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那里是燕京大学校长的住所兼办公地点。
婚后，不可说陈梦家和赵萝蕤不幸福，毕竟他们两情相悦。婚姻，说白了就是一对男女共同经历生活，他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渡客，顺风顺水是两个人的顺风顺水，大浪袭来是两个人都要承接的大浪。陈梦家和赵萝蕤，一起走过了战火连天东奔西走避难的艰难岁月，又共同迎接1949年后推倒一切又一切重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新生活抱有莫大憧憬。
陈梦家游历欧美多国后，1947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49年后，赵萝蕤美国留学归来，先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夫妻恩爱，又各自潜心学问。
1956年，陈梦家在北京钱粮胡同买了一所四合院，院子里种丁香种月季也种有牡丹，热爱收藏明清家具的陈梦家在室内摆满了明清家具。他有一间大大的书房，两张画桌拼成一个大书桌，勤奋治学的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好像从不知疲倦为何物。肩上长了多年的脂肪瘤割除了，有龋齿的牙也修补好了，赵萝蕤和他说笑：“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然而，次年，“完人”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提倡汉字简体化、拉丁化，陈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文字改革应该慎重。一个学者，可以反对文字改革吗？
后来的日子就像一个扯得乱糟糟的线团，陈梦家被拉出去批斗，在烈日下长跪，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了，住进了别人；他和赵萝蕤住进了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屋子里。
赵萝蕤没那么坚强。她患了精神分裂。
沈从文也从那段年月里走过，他被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说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于是，被批斗。沈从文曾自述说：“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同样没有绕过那段年月的诗人冯至，口头禅干脆是：“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的沈从文，多次想自杀，他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
陈梦家也急着自杀。1966年8月24日，夜，陈梦家写下遗书，然后吞服许多安眠药片，他睡下了。不过，这次，自杀未遂。同年9月3日，陈梦家再次动手要自己的命。自缢身亡。
精神分裂的赵萝蕤一人在世间行走。没有熬不过去的黑夜，纵使黑夜漫长。随着时光流淌，日子平静，赵萝蕤的精神逐渐好转，但她过得不好。她和她的弟弟一起生活，弟弟却不肯和她同桌吃饭。
有时，杀死爱情的，不是曾拥有爱情的那两个当事人，而是独特的时代气候。荒芜的年月里，孩子不认父母，丈夫不认妻子或妻子不认丈夫，竟都是寻常事。如诗人冯至所言，时代是大的，人是渺小的，渺小的人抗不过大时代。对于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的事，或许最好的说辞，便是：“这是命运呀。”
赵萝蕤很少再提起陈梦家，她也很少再提起过去。面对世界，她沉默。
很多很多年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想请赵萝蕤写一本10万字的关于陈梦家的书，白发苍苍的赵萝蕤说：“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他写诗的生涯只有短短六七年，绝大半辈子都是搞古文字和古文献，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什么好写的呢？而且我对考古一窍不通，没有任何发言权。”
妻子面对丈夫，此等温度，此等姿态，这真是一件教人百味杂陈的事。
赵萝蕤还记得陈梦家吗？
据说，当她站在丈夫陈梦家曾研究过的青铜器前，会难以自制地颤抖起来。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那些爱到最后竟不堪面对彼此的人们，他们一生那么长，长到足以尝尽俗世悲欢，长到一个人愿意忘记另一个人，仿佛彼此不曾爱过；一生又那么短，短到等不及好世界到来，短到一个人收拾不好心情对另一个曾深爱过的人从容告别。
终于肯相信，最微不足道的是爱情，最不容抗拒的是强悍到教人哀思如潮的命运。而这命运，又的的确确给过人们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呀！
或许赵萝蕤是对的，不回头看，已是对过去的最好的纪念。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