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军、西村调查结果认为，目前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管理者的本土化进程还落后于多数欧美企业，现阶段本土化程度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还存在着许多本土化进程的障碍。但中国籍员工却已经成为在华日资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根据中国籍经理人作为最高负责人所占比例的高低顺序分，各部门分别是：采购83.3%、人事78.6%、财务66.7%、企划调查57.1%、销售50.0%、制造28.6%、研究开发27.3%；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担任日资企业中各重要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职位，日资企业已经将经营管理者的本土化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强化经营管理者的本土化进程已成为大多数日资企业的共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为了推进经营管理者的本土化这一目标，多数企业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日程，并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将培养本土化经营管理者人才的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一个日本经理人在中国绩效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还发现：（1)许多日本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时间的长短与经营管理者本土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完全成正相关关系；（2)在中国当地被聘用的日本籍员工与日资企业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是经营管理者本土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替代品；（3)部分日本籍驻华人员在潜意识上对经营管理者的本土化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抵触心理等等问题。
中国入世以后，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对于已能够在国际上充分发挥竞争力的日资企业来说，更好地利用优秀的中国本土人才优势无疑又是一次良好机会。与此同时，对于正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中国企业来说，吸收和利用那些学习了日本跨国公司先进技能及经验的中国本土人才也是一种快速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管理者的本土化对于中日两国产业界来说无疑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
(七)关于日本从中国撤资转投其他地区的问题
近期有媒体反映，日本有意减少在华各类投资，并将资金转而投向印度、越南等亚洲新兴市场。但实际情况与某些媒体传闻出入较大。就总体而言，日本对华投资仍处于健康发展状态，无论是近期还是中长期内，日本都不可能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推行其对华强硬政策，欲在经济上对华施压也是客观事实，其影响亦不容忽视。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地区呈美、欧、亚三足鼎立格局，对华投资约占其对亚洲投资的50%左右。截至2005年6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到504亿美元，占中国引资总额的8.5%。2001-2004年期间，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年平均增长率达18.4%，高于同期中国引资10.6%的平均增长率。2005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资金32.7亿美元，同比增长20.4%。这说明日本企业基本没有因“政冷”等原因而改变其投资方向。
按日方统计，在2001-2004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1.2万亿日元。同期对印度和越南累计投资均不足1000亿日元，尚不及对华投资的零头。2004年度对华直接投资占日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8%。2005年1-8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4334亿日元，在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升至15%；而同期日本对印度投资仅为125亿日元，对越南投资不足100亿日元，与中国差距甚大。
日本对外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亚洲地区所占比重很小。日本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投资总量并不多，且绝大部分流向股市。但包括B股和A股QFII在内，其投资基金总量估计也不超过30亿美元，在深沪两市流通股市值中所占比重不足3%，对中国股市影响很有限。据日方统计，2005年1-8月，日本对中国股市的流入额为2546亿日元，流出额为3350亿日元，净值减少804亿日元(约7.2亿美元)；同期，日本对印度股市投资净值大约增加1586亿日元(约14亿美元)。1991年以来，印度积极开展经济改革，尤其是2004年10月实行对资本收益减税措施前后，出现了全球性的印度投资热。两年前，中国基金也曾深受日本投资者的欢迎，但投资者并未得到所期望的回报。两年来，中国股市下跌15%以上，而印度股市的涨幅却超过了90%。从这种背景来看，日本投资者之所以转向印度主要是出于对印度市场投资回报的更高期待。
还应注意到，尽管日本对印度股票投资出现了显着的净增，但从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来看，2005年1-6月，日本对印度金融保险业的投资不仅没有出现增加，反而出现了17亿余日元的净减，而同期对中国金融保险业投资却增加了262亿日元。对外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投资可以构成对这些地区长期证券、股票投资的物质基础。这一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1)日本证券投资家并没有对中国投资丧失兴趣；日本对印度股市投资存在明显的投机性。一旦中国股市回暖，日资仍有可能回流。
目前，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累计总额超过3万亿日元，但近年来逐年减少，2003年已降至967亿日元，仅为2000年的45%。近一两年来，日本政要多次扬言要在2008年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相比之下，印度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其中显然有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商业贷款多为长期贷款，且主要面向在华有日资背景的企业，它一般随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而变动。近年来和最近，原有项目均未发生异常变化，新签约的项目也未出现中止实施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在华日企确有撤资现象，但并未出现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大的撤资。2005年以来发生的案例主要有：东芝决定撤出南京普天王芝通信有限公司（南芝）；大荣撤出天津市场；日本制纸取消了在河北省建造一家合资造纸企业的计划；日立公司宣布转让其所持有的福日电子48%的股份。这些撤资案例都有各自的背景，如合作双方在经营方针上存在分歧、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等，基本属于正常的企业行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目前中日经济合作总体上处于健康发展状态。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在华日企撤资并非普遍现象。从目前情况看，日企大规模撤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有部分企业撤资，只要中国总体投资环境不出现严重问题，还会有新的日企进入。日企对华投资时间较长，经验颇丰，并且有80%左右的企业盈利，而对印度、越南等国的投资活动还处于初期阶段，很多问题尚未暴露，而且从社会基础设施、市场容量及深度上也尚无法与中国相比，近中期内不可能取代中国的地位。
第二，日本从中国股市撤出部分资金转投印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利益。日本国内出现“印度热”确有其事，但对此进行炒作以及进行证券公司宣传的成分较高。此前，日本也曾出现过炒作“越南热”的现象，但日本的对越投资并未出现飞跃性增加。
第三，今后日本对华投资难免会出现波动，但其却不可能撤出中国市场。日本对华经济依赖度不断上升，出口市场和海外生产基地对日本经济来说生死攸关，放弃中国市场无异于自杀行为。尽管日本政府在2005年7月发表的本年度《通商白皮书》中呼吁本国企业投资不要向中国一极集中，而应考虑向印、越等国分散，但大多数日资企业依然认为，《白皮书》只是在投资环境上提供一些信息参考，对企业的撤资与投资决策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决策者最终还是要基于市场变化而对投资方向做出判断。
第四，日投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印度、越南等国也已成为新兴市场，为了分散风险，日本在继续向中国投资的同时，也会增加对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地区的投资。
二、中日经贸关系未来走势分析
中日经贸关系尽管面临一些问题，但总体上仍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中日经贸互补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将长期存在，因而将继续保持互利双赢的局面。
(一)中日经济合作中的中国因素1.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拉动效果
从东京和汉城奥运会的经验来看，举办奥运会之前的七八年期间，将要大兴土木，奥运场馆以及城际间道路、城市服务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必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这种经济效果和增长惯性还要延续奥运会后的七八年时间，即举办奥运会前后约15年将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也将对日本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中国经济已进入市场化发展轨道，抵抗外部不利因素的能力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大大提高，2003年中国尽管曾发生“非典”和其他自然灾害，GDP增长率仍然高达9.1%；2004年在实施紧缩政策、控制国民经济过热的条件下，又取得了9.5%的增长；2005年仍取得了9%以上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是扩大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
2.中国“入世”对中日经贸关系的促进作用2001年底入世以来，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同时，在外贸战略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即从强调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逐渐向谋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争取保持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的方向转变。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的进口规模将继续扩大。根据经济增长要求及国内需求发展的态势，估计在2003-2005年期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已从1978年的第32位跃居为现在(2005年）的第三位。中国加入WTO直接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今后，随着中国贸易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调整和规范化，日本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将相应降低，而日本向中国市场的商品出口也将更为便利，由于关税的下降，使日本更容易扩大对华出口。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日本已成为中国入世的最大受益者：在中国进口的国另（地区)构成中，日本所占比重最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占20%以上，2004年为17%，仅次于欧盟和美国；（2)日本对华出口商品几乎都是工业制成品，这些正是中国开放市场措施的主要对象；（3)中国加入WTO，改善了出口环境，其中包括从美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消除纺织品等商品遇到的障碍等。但是，日本早已对中国实行低于“最惠国待遇”的“普惠税率”，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几乎没有限制，所以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中获利最多。
中国入世对日本扩大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也非常大：（1)投资环境将得到改善(废除地区限制、废除进出口均衡要求、废除外汇管制等)；(2)投资领域将会扩大(阶段性地废除在金融、保险、流通、电信等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限制）；(3)给外商以内国民待遇。由于以上原因，以中国入世为契机，徘徊了几年的日本企业，不仅是制造业，而且非制造业的各行业也再次形成新的对华直接投资高潮。
入世后，中国服务行业的开放和市场准入放宽，为日本服务业拓宽了发展空间。相对于货物贸易快速发展而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1995-2002年，服务贸易收支连续出现逆差。2002年，除旅游业、建筑、通讯业保持一定量的贸易顺差外，其他服务行业收支均为逆差。伴随国际产业的结构调整，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下，一方面中国货物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分销、物流、货运代理、仓储、运输、保险、咨询、法律等行业发展明显滞后。这一反差加大了货物贸易交易成本，降低了经营效益，同时也使货物贸易规模扩大的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中日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不仅将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及经营方式，同时还可以通过竞争合作，形成两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共同发展。
3.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效果
中共十六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届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电话将实现普及，轿车进入更多冢庭，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将进入农村千家万户，城乡人均住房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居住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实现以上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必须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目前，中国人均GDP约1000美元。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将对汽车、住宅产生巨大需求。当前，中国出现了六大消费热点：住房、汽车、旅游、通讯、教育、保健品等。围绕这些消费热点，可加大对与之相关产品的开发力度，如中低档住房、建材、家具、模具、旅游产品、通讯及各种管理办公学习软件、保健、中高档化妆品及具有特色的钻石等宝石类首饰等。上述热点消费领域将为中日经贸合作提供广阔的市场。
4.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战略的效应
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经济战略标志着中国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战略的转移，类似日本1961年公布《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后开始的落后地区开发事业。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通过对沿海地区的重点开发，中国已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21世纪，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实际上等于将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扩展到全国国土。这一战略举措将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缩小地区间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国土均衡发展的目标。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从发展空间上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战略，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从重视数量增长转向重视质量的均衡增长。遵循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的总体素质将得到不断提高。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也会扩大广大农村的购买力，启动新的巨大市场需求。这些都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5.超长期中国经济前景仍然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