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汉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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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党锢之祸

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①。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②,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③,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④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⑤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日:“畏李校尉”。”⑥

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古代山水画鉴赏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⑦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⑧。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⑩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⑩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释

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钢列传序》。

⑩《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