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精通医术，最擅长的是外科手术。跟华佗同时候的张仲景，以擅长内科出名，尤其对伤寒病最有研究。
古代田园风景画鉴赏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县东北）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很早就以知识渊博闻名乡里。当时的读书人都忙着追逐权势，不关心民间疾苦，他不满意；当时迷信盛行，人们有了病不去求医而盲目相信巫师，他也不满意。他很早就立志要学医，为人们解除病痛做出贡献。为此，他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学到了老师的全部本领，在乡里间为人们治病。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被选拔出来做官，一直做到长沙太守。他为官清廉，很受老百姓的爱戴。
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由于战乱频繁，瘟疫大为流行，人们病死的很多。张仲景的家族，原有二百多口人，不到十年工夫，就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的人是患伤寒这种流行病死的。那时候所说的伤寒病，是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一类的急性传染病。在东汉末年，大多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还束手无策，没有对症治疗的办法，所以人们成百上千地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
张仲景为了解救人们的疾苦，也是受了自己家族中家破人亡的刺激，他下决心要探求出一套治疗伤寒病的办法来。他结合自己给人治病的经验，对伤寒病的各种症状都做了详细记录。还细心地询问病人及其家属，了解伤寒病发病的原因和服药以后的种种变化。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张仲景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伤寒病的病理、诊断、治疗、用药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伤寒病从初起到病危，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病人，应当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病人需要让他发汗，有的病人则不能发汗；有的病人应当让他下泻，有的病人则绝对不能下泻；有的病人可以用艾火灸，有的病人则千万灸不得。张仲景说：“如果不应当发汗的病人服了发汗药，那就会使病人的津液枯竭，断送性命；应该发汗的病人不让他服药把汗发出来，那就会使病人的毛孔闭塞，窒闷而死，不应当泻下的病人服了泻下药，会使病人开肠洞泄不止而死；应当泻下的病人不服泻下药，就会使病人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当灸的病人一灸，就会使病人火邪入腹，加重其烦恼而死；当灸的病人不灸，会使病人冷结重凝，无法消散而死。”总之，给人治病必须弄清楚病人起病的原因，病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曾经服过什么药，只有把这种种情况全都了解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为了要弄清楚病人的全部情况，张仲景反对当时医生治病时墨守成规而又十分草率的做法。有些医生只是简单地问问病人哪儿不舒服，切脉的时候三个指头没有由轻到重地切，仔细辨别病人的脉象跟正常人有何不同，就匆匆忙忙地铺开纸开药方了。张仲景说，这些医生对病人如此不负责任，又怎么能治得好病呢。张仲景给人看病，很好地运用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观察病人的气色，闻是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向是询问病人的自我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切是由轻到重地按病人两手的脉搏，必要的时候还得按脚上的脉搏。张仲景认为只有很好地运用四诊法，并且把通过四诊得到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可靠结论，从而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治疗方案，开出对症下药的方剂。只抓住某一个诊法得到的片面印象，就匆匆忙忙地制订治疗方案，肯定不会正确，开出来的方剂也决不会是对症的，病人服了这样的药，一定不会减轻痛苦。
张仲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仔细研究，已经能够根据四诊分辨病人的症状是阴症，还是阳症；病在浅表，还是已经深入脏腑；是虚症，还是实症；是寒症，还是热症。这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被称为中医诊断学的八纲。四诊八纲辩证施治的理论原则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张仲景对这个理论原则的奠定，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除了伤寒病以外，张仲景对其他疑难杂病也下了很大功夫去探求治疗方法。杂病的范围很广泛，大致上以内科病为主，也包括妇科、儿科和外科等疾病。张仲景对每一种遇到的疾病都不轻易放过，下功夫去进行病因病理的研究，对已经治好的病人，也常常去跟踪追访，问他们病后有什么感觉，是否复发。张仲景治病不一定都给病人用内服药，也经常采用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喷鼻等等治疗方法。他认为对某些疾病来说，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也许会比内服药更好。
张仲景主张有病要及时治疗，无病要及早预防。他说，预防疾病的方法是饮食有节，劳逸适当。能做到这两条，基本上就能保持身体健康，少患疾病了。
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记录行之有效的方剂。在多年行医经验的基础上，他撰著了一部《伤寒杂病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同行。后来，晋朝的名医王叔和，在仔细钻研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后，把这部重要的医书分开改编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论》专门分析伤寒病的病理，提出治疗方法，附载有效方剂。《金匮要略》则是治疗各种杂病的医方汇集，载有大量药方。这两部医书都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张仲景以他自己的杰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医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