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青山》中，海明威对他的同时代人，对当代美国文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不是全面评估美国文学现状，而是对美国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
他认为金钱的诱惑是文学创作的一大障碍。作家是不应该为钱而写作的。“虽然好作品终究会赚钱，可是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事情。我们的作家挣了几个钱，提高了生活水平，这就麻烦了。他们只好为了维持家业、养活老婆等等去写作，这就坏了。”这里，海明威把写作比做打井水。井水是创作的源泉，井里有水，创作就顺利。井里本没有水，但作家为了挣钱，非要把水抽干，等于写作时缺乏真情实感。没话找话说，勉强编造出一些故事来，“这就越写越坏”。
这里海明威暗指他的朋友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菲茨杰拉尔德发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名声大振，生活也越来越奢侈，他的美丽的妻子泽尔达又是一位挥霍成性的女人，菲茨杰拉尔德正常的写作难以维持他们的消费，于是粗制滥造，写了不少专为赚钱的短篇。海明威认为这毁了他的才能。海明威在《不固定的圣节》中回忆他在巴黎如何在苦日子中练习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海明威认为，对于创作造成另一个妨碍的是批评。有些作家过于相信批评家的话。“批评家说他们伟大，他们就相信（自己伟大了），批评家说他们写得很坏，他们就失掉信心”，“批评家说他们写的是杰作。它们当然不是杰作，它们只是好作品。所以现在他们根本写不出东西来。批评家使他们丧失了写作能力”。
海明威认为作家应该有其独立的品格，不要受批评的左右，这个意见无疑是对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论批评往往有它的风尚或者有什么利益驱动，作为独创性的作家不应当受它的影响而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对批评采取一概抹杀的态度也是偏激的看法。批评在相当的程度上负有指导创作的责任。批评家不会创作，正如美食家未必会做菜一样，可是他们能够品出味道的好坏，供厨师参考。当初威尔逊说海明威笔下的形象“像戈雅的画一样鲜活、优美”，“像是用针刻在钢板上”，也批评他没有必要用小字来写标题的头一个字母。海明威听了不是十分高兴吗？不是听从威尔逊的意见，抛弃了现代派的小花招吗？但是，同一个威尔逊后来批评他走下坡路，他就非常不满，对有的批评家甚至报以老拳。这说明海明威不是不重视批评，而是发展到后来，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随着名气增大，脾气更大，所以对批评采取如此偏激的态度。
按海明威的见解，他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活着的作家，似乎没有一个杰出的。他说，“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的名声是批评家创造出来的。批评家永远需要流行的天才，这种人的作品既完全看得懂，赞扬他也感到保险，可是等这些捏造出的天才一死，他们就不存在了”。他的意思是说，批评家常常过高地估计作家和作品的成就，甚至吹捧过分。
要“同死去的作家比高低”，也就是要超越优秀的古典作家，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海明威说得不错，你不和时间比赛，你怎么能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速度”呢？那么，海明威觉得自己到达“什么速度”了呢？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我先干屠格涅夫先生，不难干。再试试莫泊桑先生，我用四篇最好的小说打他。他被击败了，他要是还健在，他自己会明白”，“亨利·詹姆斯先生呢，他一揪住我，我就压了他一下，接着马上朝他没肉的地方给了他一拳，就叫裁判停止比赛吧”，“练习的时候，我倒很高兴到塞万提斯家乡去，跟塞万提斯先生干它20个回合，揍得他屁滚尿流”。他还“希望同麦尔维尔先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较量一番。请这两位一块儿上，他们跑不快，我跑在他们前面，扬他们一脸尘土”。
海明威很乖巧，用的是拳击的行话，意思是明白的，但万一说漏了嘴，他又可以说比喻没有不跛足的。照他的估计，他的历史地位高于屠格涅夫、莫泊桑、亨利·詹姆斯、塞万提斯、麦尔维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给福克纳的信中提到“你跟我都可以同福楼拜打”（1947年7月23日信），但未说谁胜谁负。他承认唯一害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托尔斯泰，因为他们的确是“冠军”。
他这样自我定位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很难作出判断，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海明威忽略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不论是想超越同时代人，还是超越古典作家，首先要超越的是你自己。就海明威的情况来说，他并不是永远在走上坡路，有时候他有点滑坡，有时候还有败作，还有的时候他的主题思想变了，但形式和风格没有随之而变。可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要超越自己，下一部要超越上一部，要有所变化，要有新的开拓……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天才，不论干什么行业，总是逐步前进的。
他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不仅写受奢侈的生活诱惑、壮志未酬的作家，而且还写这样的作家的死。嗅到哈里腿上臭味的大鸟和鬣狗象征着死亡，像阴影一样跟随着哈里，而随着疼痛的麻木以至消失，哈里对死亡也不再恐惧。哈里走向死亡的心理历程最后是这样记载的：他在幻觉中、在他似醒非醒的早晨，他看见飞机来接他了，他被抬上飞机。飞机起飞，朝下望去，一座座森林、一个个深谷、一片片平原掠了过去，飞过崇山峻岭，哈里极目望去，看到“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下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于是他明白，那儿就是他现在要飞去的地方”。
这一段文字很奇妙，用的是罗马体，不是斜体，是写实的叙述文字，一切似乎真实地发生过或者发生着，及至最后由实变虚，成了对极乐世界、终极归宿的礼赞。之后接着写帐篷里，海伦喊她的丈夫，哈里不应，“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描写由虚变实，读者明白，哈里没有等到飞机来接就去世了。
另一篇非洲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不仅是海明威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也是20世纪的短篇杰作。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麦康伯在非洲打猎，一次追捕一头受伤的狮子，但被狮子吓得逃跑，成了“胆小鬼”。他受了妻子玛戈羞辱后突然变得勇敢起来，第二天面对受伤的公牛毫无惧色，但他在朝着冲过来的公牛射击时，他妻子从背后一枪把他打死了。主人公勇敢时感到幸福，可惜这幸福如此短暂。
这个故事有它的原胚，那是向导潘西沃告诉海明威的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件丑闻。1908年初，英国人勃立斯夫妇来非洲作狩猎旅行。当时陪同的狩猎向导名叫J．H．佩德生，他原是一名工程师，参加过1899至1902年间发生的布尔战争，战后得了个荣誉中校的称号，任英国东非领地高级狩猎督察的职务。他带领勃立斯夫妇和狩猎队从内罗毕北上，深入尚未开发的地区。5月份有消息传到英国，说是勃立斯先生手枪走火，头部中弹，当场死在帐篷里，勃立斯太太伤心欲绝。英国有关当局认为事情严重，派人进行调查。当地土著人透露了几点：勃立斯先生腿部脓肿，有时躺在担架上去狩猎；勃立斯太太十分能干，打到过狮子、犀牛、大象等等；勃立斯先生同佩德生中校吵过架；勃立斯太太有一天晚上睡在佩德生帐篷里，她清早回去后有人听到勃立斯夫妇谈了几句话，接着就是一声枪响，勃立斯太太跑了出来，说是丈夫自杀了；土人进去看过，确是自杀无疑。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勃立斯太太和佩德生掩埋了勃立斯先生尸体之后，勃立斯太太就住进佩德生的帐篷，他们没有马上回内罗毕，而是继续北上打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