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以海明威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意大利开救护车的经历为基础的，凯瑟琳的原型无疑是他在米兰遇上的第一个恋人格尼丝，同时也有他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的影子，甚至凯瑟琳难产的情节也在海明威的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依据，因为海明威结束这部初稿的时候，波琳刚刚从难产的危险中解脱出来。正因为海明威将自己的生活融入了作品中，所以他在作品中向人传达的感受是十分真切的。然而他并没有将作品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局限在他个人的小圈子里，他表达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情绪。小说发表的1929年，正是美国在一战以后厌世情绪发展到顶峰的一年。10月份，小说发表后一个月，也就是海明威自己所说的小说发表的当日，美国证券市场崩溃，席卷欧美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了。西方社会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前面已经说过，海明威在一些早期作品中，尤其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已经表现了“迷惘的一代”的思想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不少商人发了财，美国经济因此而迅速繁荣。但是它给普通的美国人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是参加过战争的人永远忘不了战争的残酷场面，对生活中的传统价值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看到不少人发了战争财，大家也想发财，一种盲目的物欲推动着人们。但是发了财又干了什么呢？无非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日的情人只管今日受用，也许明日就投入了他人的怀抱；今日的友谊只保证今日在一起痛快，也许明天就成了仇敌。人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经济上最终出现的大萧条，同当时人们精神面貌不振作、同一代人的迷惘不无关系。人们说，《永别了，武器》是一部反战的作品，其实这只是很狭义的理解，因为英文的书名是Farewell to Arms，这Arms既可当武器讲，又可当手臂、怀抱讲。如果说当怀抱讲，那么其中包含的意思就多了。可以解释为：海明威同母亲关系不融洽，他渴望母爱，渴望母亲的怀抱，他在比他大得多的格尼丝和哈德莉那里投入过这样的母爱的怀抱，但是现在他永远失去了她们。波琳虽然也比他大，可她却没有充当这样的角色。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人孤立无助地来到这世界上，就像海明威的父亲，人是孤独的，任何怀抱都帮不了他，任何怀抱都不能长久，等待着人的只是同怀抱的永别，就像作品中的最后独自一人冒雨回旅馆的亨利那样。这部作品的寓意同样也可以解释成：无论是世界大战也好，还是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也罢，都同物欲的刺激分不开，社会整个物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漠，甚至冷酷，人只能听到一些表面动听的语言或已经堕落到只对日期、地名、数字还有一点点可信度的地步，所以人和人的交往和理解简直是太难了，更不用说投入到相互怀抱中去的那种情感了。
《永别了，武器》出版后大获成功，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了3万3千册。再过一个月后，销售量达到5万册，竟然没有受到当时正在开始的大萧条的影响。到了1930年1月初，连加印的两万多册也销售一空，真是盛况空前。随着销售量的猛增，评论界也一片赞扬之声。《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这个关于一位英国护士同一个美国救护队军官的恋爱故事，就其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说，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堪称文学领域的新浪漫主义。”英美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如马尔科姆·考利、阿诺德·本涅特、J．B．普里斯特利等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别刊》未署名的评论员都对此书评价甚高。甚至海明威曾攻击过的T．S．艾略特后来在有人说海明威冷酷无情又很感伤的时候，也在《标准》杂志上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弥漫在整个气候多变的美洲大陆的幻觉是关于冷酷无情的幻觉，甚至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一位有着温柔情感和真挚情感的作家，就如在《杀人者》和《永别了，武器》中那样……也被当做了残酷无情的代表……海明威是一位我相当尊敬的作家；我认为他讲的是关于他当时当地存在的情感的真实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永别了，武器》还被搬上了舞台和银幕。
电影业巨头大卫·塞尔尼兹克见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花了400万美元，请了当时著名的明星詹妮弗·琼斯和罗克·哈德森担任男女主角，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
为了保存海明威的独特风格，塞尔尼兹克请了他最信赖的编剧本·赫克特来改编，改编出来的脚本又经过反复修改，就这样还是不能尽如人意。
《永别了，武器》作为一部小说，最深刻的一点是把厌战思想推向极致。它发表于大战结束10年之后，那时对战争的认识、对战争实践吸取的各种教训及其消化，人们都有了一个深化的过程，所以小说在厌战思想上超过了那些“短平快”作品。小说中的人物，从军官到士兵，都是厌战的，盼望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快快结束，使得亨利和凯瑟琳的悲剧不再发生，使得人人都能过上和平的幸福生活。
《永别了，武器》和其他反战作品在主题上是类似的，尤其是同《西线无战事》相似。德国小说家雷马克的这部小说也发表于1929年，与《永别了，武器》同为当年国际文坛最为热门的畅销书。《西线无战事》的题词说：“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份自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这同海明威“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是相通的。年轻的一代期望和平与幸福而不得，于是失落、迷惘，心灵印上深深的毁灭感。
《西线无战事》对战场上血肉横飞的景象的描写非常突出，是其他反战小说包括《永别了，武器》在内所无法比拟的。这部小说写出了战争残酷和恐怖之最。海明威在这方面没有多少铺张，他把怨恨转移到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上。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同时供应交战国双方的武器。当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侵犯时，便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捡起“神圣”“自由”“光荣”等口号，把美国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去“磨炼”。海明威一代年轻人当时极为崇拜的英雄老罗斯福号召青年：“目前，每一个优秀的美国青年都要在不利或者不完善的条件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如果他到了打仗的年龄，就应该让他尽最大的可能加入战斗的行列。红十字会的工作、青年会的工作、驾驶救护车的工作等等，虽然很不错，应该由不到服役年龄或不适合服役的人去做，由妇女去做。身强力壮、心灵健康的青年应当有自己的自由，加入战斗的行列，担任适当的工作。”海明威的小说主人公“担任”了救护队军官的任务，工作上尽职尽力，但目睹战场上毫无意义的杀戮之后，发现“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
海明威不同于雷马克的一点还在于：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他认为，战争不仅毁灭了人的幸福，也使人感到这个世界不能为人类提供任何幸福。在他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逃了出来，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里逃才好。但是多数都往火里跑，接着掉过头来朝尾端逃，挤在凉快的顶端，最后还是烧死在火里”。在这“世界末日”面前，再好的人都免不了一死，“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有勇气的人”。于是，海明威小说中的人物选择了逃避这个世界的道路。既然做什么样的人都一样，他就与战争“单独媾和”，去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幸福。但是这个世界也没有放过他，他心爱的人好容易躲过战争，却死于难产。作者的失望情绪，矛头所指不止是战争，而且是导致这场战争的资本主义文明。有的批评家指出，海明威这种情绪与T．S．艾略特当时的悲观情绪是相通的。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不采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他在短篇小说中运用过的淡化背景、重复遣字、零度结尾等手法，没有在这个长篇里出现。他采取的是“故事情节虚构、细节描写真实”的创作方法，而为了贯彻厌战、反战的主题思想，他笔下的战争场面常常是撤退和失败。
这一点和《西线无战事》是一样的。在雷马克那部自传体小说中，保罗和他的战友们总是遭到攻击、炮轰，他们一个个得了“幽闭恐怖症”“前线疯狂症”“饥饿症”“烧灼症”或者“精神失常症”，直到一班人都死光，才显得“西线无战事”。
《永别了，武器》也是这样，“敌方”永远是厉害的、可怕的，“我方”老在败退。这是因为写打胜仗难以表现厌战情绪。
意军撤离卡波雷多发生在1917年，那时候海明威还在念中学，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这是他根据有关材料想象出来的景象。但是他写得这么具体，细节这么真实，就好像他当年真是身在撤退行列里，目睹一切。后来传说他不但参加过一次大战，而且还打过仗，就是起因于这些描写。读者常常把作者的想象与作者的经历混为一谈。
有一些批评家指出，海明威写意军卡波雷多撤退是模仿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巴马修道院》里的法军败退滑铁卢的写法。其实它们是不相同的。《巴马修道院》的主人公法布利斯·含尔·唐戈是一位幼稚可爱的小青年，他渴望参与战争，昏头昏脑地闯进兵败滑铁卢的法军行列。还有，司汤达采取十九世纪小说“历险记”式写法，使主人公经历被捕、出逃、躲藏、受伤等遭遇，最后安全地返还故乡。司汤达的写法充满滑稽、可笑、巧合等喜剧色彩，与海明威凄风苦雨式的败退毫无共同之处。
在这两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极为相似：司汤达笔下的“好战”青年唐戈因为有外国口音被法军当成奥地利间谍；而在《永别了，武器》里，亨利因为有外国口音被意军当成德国间谋。海明威也许是“模仿”这个细节，但在后一部小说中，这个细节不但自然贴切，极具艺术说服力，而且关系到全书的主题；主人公如不被怀疑为间谍，他就不会“单独媾和”，也不会逃亡瑞士。一个受他人启发或者影响的艺术意象只要是本身需要而不是另外贴上去的，它就具有创作的价值。这也许就是海明威所归结的：你要模仿大作家，但必须模仿得非常隐蔽，让人觉得这是你的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