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除了为儿童们筹办教育工作，或为了拯救困于饥荒的农民们而日夜奔波外，想写小说的欲望，愈来愈高昂，已到了非发泄不可的地步了。
那时他曾写信给朋友费特，他说：“我不断地想吐出思想，内心充满了写作的意愿。不管我所吐出的汁液是上好的或最下级的，但我以能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为快。”
这时，托尔斯泰想写一部以皮尔特鲁大帝为中心的故事，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托尔斯泰的书房中堆满了从图书馆收集来的与皮尔特鲁大帝相关的资料。有时他把它们拿起来读一读，或者做眉批；有时灵机一动就开始写作，但是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
托尔斯泰的笔记本内已经满满地写着与那时代有关的所有备忘录，以及简图和计划等。但愈是研究调查，就愈对皮尔特鲁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大帝的政治措施绝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奢侈地建设首都贝德尔普鲁格堡。所以托尔斯泰对这种人物已经不感兴趣了，于是不得不中途放弃这件工作。
相反的，他却由于妻子半开玩笑的鼓励，而产生了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身兼母职而令托尔斯泰兄弟姐妹们不断思慕的伯母塔迦娜·艾鲁欧斯卡雅，从前年起卧病在床，有一天托尔斯泰因为有事进入伯母的房间，看到身体衰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他十岁的长子谢辽沙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断岸》，他妻子坐在一旁编织毛线，一边听儿子诵读。
不一会儿，伯母朦胧地进入了梦乡。谢辽沙就停止诵读，悄悄地摺起书页放在桌上，不敢打扰伯母的睡梦。
托尔斯泰进了房间后，无意拿起放在桌上的普希金的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嗯，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很好，应该如此。普希金单刀直入地就进入到事件的中心了。”
当时妻子半开玩笑地说：“你也用这种方式写小说嘛。”
瞬间，他感觉眼前一亮：“对，你说得很对，我会好好写下去的。”
托尔斯泰立即走出了伯母的房间，回到自己的书房，坐在桌子前，开始提笔写作。
“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的纷乱复杂。”而后托尔斯泰又接上一句：“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有相类似的地方；可是，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一年以前，雅斯拿雅·波里雅拿附近发生了一桩自杀案件，那正是当托尔斯泰劳心于描写皮尔特鲁帝为中心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地主毕比可夫的妻子安娜史特帕诺比娜，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的事。
当最后一位家庭教师来的时候，她所采用的手段实在太厉害，终于使丈夫生气了，夫妇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后，太太出走了。
第三天，安娜史特帕诺比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雅仙奇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交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比可夫。
车夫很快地将信送去，可是毕比可夫不愿收这封信，于是车夫只好再带回车站。
那时候她已经死了。马车夫回到车站才知道她已经卧轨自杀，她可能是为了要向丈夫报复才如此做的。
第一审的检查官，以及验尸的人都到齐了，将那死者委托车夫所带的信拆开，信上这样写着：“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雅仙奇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这是在耶稣基督洗礼祭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她那被解剖的尸体。
从这次悲惨的事件发生后，托尔斯泰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
人类的生活有至高而严肃的法则，这个法则虽然看不见，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去侵犯。如果侵犯了的话，一定会归于灭亡。
托尔斯泰想起了这个事件，于是就以它作为影射，开始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不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内容和事实却有些出入，他将这部小说中的这位美丽妇人安娜·卡列尼娜描写成抛弃年轻的丈夫奥布朗斯基军官，因为违背道德，不得不走上卧轨自杀之途。
这部小说中除了安娜·卡列尼娜和奥布朗斯基的悲情恋爱故事外，还加上了凯蒂和列民那种牧歌情调的恋爱故事。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几乎都以实际人物为塑造对象，他们似乎都在人生中，不断地找寻着真理。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曾刊载过《战争与和平》的《俄国报知》新闻社排印初稿。
1875年1月起到1877年4月，《安娜·卡列尼娜》陆陆续续地连载，最后第八章还未登在《俄国知报》上，就已经被印成单行本发行了。
《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断断续续地发表，是有其各种原因的。因为托尔斯泰必须一边写《安娜·卡列尼娜》，一边热烈地推展以雅斯拿雅·波里雅拿为中心的教育事业。
筹建草鞋大学，没有足够的经费，于是他们一家人连同妻子、儿女全部总动员，将住宅的一部分拨为私塾教室，对农民的子女施予基本教育，并出版了《国民教育论》及《初级读本》十二卷。
以后又加上撒马拉县的饥荒救济工作，以及1874年至1875年间伯母的病逝，而一岁半的幼儿贝萨与十个月大的幼婴尼克莱的夭折，陆陆续续地打击着托尔斯泰，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无法顺利进行。最后的第八卷，没有在《俄国报知》上刊载，则是因为他明显地表现出了反战态度，而与编辑发生了冲突的缘故。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民，将全部私有财产都捐赠出来，编成一队骑兵远征阿尔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上流社会人士盲目的行为，但当时俄国社会却认为这是爱国的高尚行动，所以托尔斯泰终于和《俄国报知》的主笔考克夫闹掰了。
当年托尔斯泰从军之时，先后写了《哥萨克》、《西伯史特史里战记》，而到这时又坚决反对战争，这是由于托尔斯泰人生观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