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为家庭的温饱而奔忙，当家庭的担子过于沉重，几乎拖垮了所有美妙的梦想后，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好脾气去爱护一个孩子渴望温情的脆弱心灵。封闭自己，是本能的自我保护手段。
我喜欢唱歌，嗓子也不错，却只能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合唱的队伍中，穿着漂亮的服装。对那位第一个发现我小小天赋的老师，却违心而本能地拒绝了。我也喜欢舞蹈，却只能独自在黑暗中让躯体的舞动诉说心中的郁结。许多的梦想，只能藏在心中被逐个挤破，我也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和力量。
这一切，就是因为生活的艰辛和由此而生的如存储炸药包的地窖一般的家，它驱使着我在同学间暗自比较，那种悬殊的差距让我抬不起头，也拉开了我和他们的距离。
只有摄影小组，不用交钱就可以参加。这个消息激起了我潜藏在心中的冲动，我偷偷地去看了报名表，没有同班同学。我放心地报了名。
老师是一名摄影记者，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分文不收地跑来办这个班。
我依旧是躲在角落，大脑里似乎有一扇黑铁门，锁得牢牢的，抗拒着老师的声音。那声音十分温暖，却让我充满矛盾地想躲开。我头也不敢抬起，生怕和老师的目光相遇。
摄影班的最后一课是实地采风，我和另外两个没有相机的同学合用老师的相机，但我始终没有勇气从同学手中要过相机，直到他们兴高采烈地拍到只剩下最后一张胶片时才想到我，才有了我紧张中的那件“作品”。
照片洗出来了，老师办了一个小展览，我那张失败的习作被贴在正中，仔细地镶了边，还配上老师的题名“安得广厦千万间”。
我激动、疑惑而又不安地缩在一角，听老师告诉所有人：这是最好的作品。
老师是有名的摄影记者，他的话没有人质疑，不断有人向我点头微笑，其中还有任课的老师，还有人特意去看照片下我的名字。
惊慌、欣喜、惭愧……各种感觉在心中交错，竟让我想大哭一场。
老师拉起我冰凉的手，把我牵到正中显眼的位置。他的手很温暖，让我逐渐镇定下来。掌声响起，我脑子里空荡荡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渐渐散去了，我抬头迎着老师亲切的目光，一下子哭了，仿佛要让泪水冲刷掉所有的委屈。他看着我，静静地等着。
泪水止住了，我还在抽泣。老师把我带到照片前问：“知道为什么把它挂在这里吗？”
“我就拍了这一张。”
“不。”老师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我疑惑地抬起了头。老师诚恳地看着我说：“你自己觉得它怎么样？”
“不好，我不会。”
“不，”老师又否定道，“我觉得它很好，真的，我没有骗你。”
“你先说说为什么觉得它不好？”老师接着又问我。
我回答说：“因为别人都拍得很清楚。”
老师笑了：“你错了，这是摄影，是艺术，不是照相，照相只要把景物拍清晰就好了，艺术却是要抒发自己感情的，每个人的情感不一样，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
老师顿了顿，又问道：“看看自己的作品，你看到了什么？”
我愣住了，说：“一张照片。”
“可我却没有看见照片，我看见了一幅艺术品。”
“为什么？”
“照片要如实记录所拍对象，艺术品却讲究内涵。你看，这楼群倒映在湖面上，多美啊，微风吹动，波光涟漪，倒影就模糊了，如果你清晰地拍下这些，就是一张很好的照片，但是你看，你的作品，整个画面都是摇曳荡漾的，给人一种忧郁的梦幻般的感觉。”
老师悠悠的语调饱含感情，连我都有些陶醉入神了。
“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因为它能让我看见更深远的东西；而且，它也让我很受启发，我明白了一点，艺术没有参照标准，只要在完成之后你觉得胸口积压的感情得到了疏通，自己心旷神怡，对你来说，就是成功的，我得谢谢你。记住，艺术家和工匠是根本不同的。还有，能把它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忘记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总之，那张照片被老师带走了。
从那以后，我像脱胎换骨了一样，眼前的一切焕然一新。
当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后，他的世界也就彻底不同了。
我日渐开朗，不再形单影只郁郁寡欢，成绩也逐渐上升，精力令人吃惊的好，课堂上再也见不到我昏昏欲睡的样子。我成了好学生，后来，考到了另一所高中。
在新环境里，我彻底告别了那一段心理阴暗的日子。
以后，每当不愉快时，我就问自己：“你看到了什么？”那温暖的话语就又流淌在心中，驱散阴霾。
如今，我也早就知晓：那的确是一张失败之作，老师更比我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带走了照片，把他用赞美之辞描述的美丽世界留给了我——一个正找不到生活意义、没有自信、不敢沐浴阳光、心理处于危险边际、自闭孤僻的女孩儿。
我想，这是我要一辈子感激的。
的确，鼓励是温暖的阳光，而我们是正在成长的多愁善感的小树，我们渴望光明如同飞蛾渴望光明一般，我们常会因为老师的一个微笑而高兴得活蹦乱跳，甚至会因此而改变我们一生的命运。
爱的种子
文/张先丰
奉命采访丁总。丁总是个民营企业家，刚被评为市十大杰出青年，他有一家下属子公司，专门招聘下岗职工，赢得了全市人民的尊重。丁总接待了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977年，我11岁，在农村读小学。这年的一个夏日，下午放了学，日头还老高，就约着小伙伴国庆，去“北大荒”打猪草。“北大荒”这名字，是我叫着玩的，其实是一条横躺在村北的又宽又深的大沟。不知怎的，沟里没存过水，春夏之际，就长满了草和各种野果子，可以在此割草放羊。秋天呢，可以在沟里挖灶烧毛豆、烤红薯。冬季，沟里避风，我们常来此砸坷垃仗，或者在沟壁上做雕刻。
那天，我和国庆到了“北大荒”，只一会儿工夫就打好了草，竹篮子被塞得往外膨出老远，篮系子上不了肩。我让国庆看着，自己回家拉平板车。刚拉回车，国庆说：“二鸡毛掉沟里去了。”我趴沟沿一瞧，果然，二鸡毛正蜷在沟底哼哼。二鸡毛是本村的老光棍，六七十岁，几个侄子也不过问他的事，靠吃五保过活，平日养几只羊，今天在这里放羊，不晓得怎么摔了下去。我什么也没想，就和国庆一起，下沟将二鸡毛架了上来。二鸡毛哆嗦着身子，走不了路，我就用车子先送他回村，然后再回来拉草。
晚上，我们一家人正蹲在屋里喝汤，二鸡毛的几个侄子，突然找上门来，说是我把他们二伯推下沟的，现在摔断了腿，要我家赔。我赶紧申辩不是我的事。二鸡毛的侄子说：“不是你，为啥把他拉回家？”我说：“不信去问国庆。”到了国庆家，国庆的父亲惧怕二鸡毛的侄子，推说什么也不知道，国庆也躲了起来。我急得说不出话。
父亲甩了我一巴掌，拽着我去找二鸡毛，当面对质。二鸡毛住在一个小草棚里，躺在烂席片上，听见我们去了，呻吟得更响了。父亲问：“是俺家小四吗？”二鸡毛脸冲墙，一个劲点头。父亲没有话说，立马带二鸡毛去了医院。
父亲卖了一头猪，付了药费。可二鸡毛的侄子还要一笔钱，不然就不出院。父亲再没东西可卖了。回家后，愁得不行，抽了一夜烟。
那几天，我委屈死了，肚子里憋了一个大疙瘩，看天都是灰的。上课无精打采，什么也听不进，索性连作业本也不交了。
当时张启祥校长，兼我们班的班主任，就找我谈话。我记得我当时哭了，向他诉说一切。校长接着又找国庆谈话，然后对我说：“正巧，我跟二鸡毛有点儿亲戚关系，我去说说。”当即借一辆自行车，去了医院。
下午再到校时，校长已经回来了，喜形于色，说：“我做了二鸡毛的工作，二鸡毛说，他疼糊涂了，乱说一气，其实是他自己摔的。你把他送回家，他心里念着你的好呢，连他的那些侄子，也都很感激你。他们说好，不再追究你了。好了，现在什么事没了，你可以安心上课去了。”对校长的话，我半信半疑。放学回家见到父亲，父亲说：“多亏了校长，把乱子摁下，啥事没了。”
在次日的班会上，校长还就此事表扬了我，并郑重地奖励我一支“英雄”牌钢笔。那时候，钢笔还是一件奢侈品。在一片掌声中，我心花怒放，所有的委屈烦闷一下烟消云散了。
生活重新又步入了正轨。
许多年后，老校长病故，父亲赶了很远的路去参加葬礼，回来后告诉我当年的真相：
老校长和二鸡毛并没有亲戚关系，二鸡毛的侄子们一点儿也不买老校长的账。协商后，老校长代父亲赔了50块钱，这事才拉倒。那时，老校长一月的工资才24元。老校长对父亲说：“这件事不要对孩子讲，孩子的心是最娇嫩的。”所以父亲一直没对我讲。后来，家里日子好过些了，父亲曾专程去看望校长。校长已退休了，说他已记不清有这档子事了。
丁总叙述完他的故事，非常感慨地对我说：“没有老校长，没有这支笔，也许我会沉沦下去，会丧失对整个世界的信任。老校长拯救了我。”
那支笔，是一粒爱的种子，在丁总心中生根发芽，已悄然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著名的教育家巴特尔曾经说过：“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了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的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
翅膀下面的风
文/王欣
1959年，珍妮·哈伯正在念三年级，她的老师布置了一道作业，要求大家写一篇关于长大后想做什么的作文。
珍妮的父亲在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农场里做农药喷洒飞行员，所以珍妮从小就被那些飞机和关于飞翔的一切深深地吸引着。她很用心地写着这篇作文，几乎囊括了她所有的梦想，她想喷洒农药，想跳伞，想人工降雨（这是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情节），还想做一个真正的飞行员。可是，她的作业得了一个大大的“F”。她的老师说这只是一个“童话”，因为她列下的任何一个职业都不是女孩儿应该做的。珍妮的心差不多被摧毁了，并且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
她把作文给了父亲，父亲肯定了她的想法：“你当然可以成为一个飞行员，看看爱米莉·伊哈尔特。”他说，“你的老师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当珍妮谈及她未来的职业时，她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嘲弄和否定，她几乎要被击倒——“女孩儿是不可能成为飞行员的，现在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你太不聪明，你太疯狂了。”——直到最终，珍妮放弃了。
在她念高中的时候，她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叫多伦斯·斯来顿的夫人。斯来顿夫人是一个从不将就的、要求很高的老师，她总是定下很高的标准并且不听别的人解释。她从不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学生，而是期待他们全部表现得像负责任的成年人似的，就像他们毕业后为了在现实社会中取得成功而必须表现的那样。珍妮起初很害怕，可是渐渐地，她开始尊敬起她的严格和公正来。
一天，斯来顿夫人给全班布置了一道作业。“你认为10年后的今天你正在做什么？”珍妮思考着这份作业。飞行员？不可能的。空中小姐？我应该还不够漂亮，他们不会要我的。家庭主妇？谁会愿意娶我？服务生？这我倒可以胜任，这个看起来比较现实一点儿，所以她就这样写下了。斯来顿夫人收上了作文以后什么都没有说。两星期以后，她发回了作业，将作文纸的正面朝下放在每张桌子上，然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并且上了最好的学校，还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你将会做什么？”珍妮突然感觉到一股好久没有的激情带来的冲动，顿时写下了她所有的从前的梦想。当学生们写完的时候，斯来顿夫人又问道：“有多少人是在纸的正反两面写下了同样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举手。
斯来顿夫人接下来说的话改变了珍妮的一生。这位老师身体略略前倾地靠在讲桌上。她说：“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一个小秘密，你们的确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你们的确可以上最好的学校，并且如果你特别想要，你也会有足够多的钱，事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没有人会替你做的。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
多年的否定带来的伤害和畏惧在斯来顿夫人所讲述的真相里轰然倒下，珍妮感到一阵狂喜以及一点点害怕。她放学后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老师的跟前，她向斯来顿夫人表示了谢意并且告诉了她关于飞行员的梦想，斯来顿夫人站起身，重重地拍着桌子，“去实现它吧！”她说。所以，珍妮实现了。但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奇迹，而是通过了整整10年的努力工作，还要面对从暗暗的怀疑到明显的敌意所表达的种种反对。在遭到拒绝甚至羞辱时默默忍受并不是珍妮的性格，因此，她寻求着另一种方式。
她成了一名私人飞机的驾驶员，然后取得了必要的证书，从而可以从事航空货运甚至民用飞机的驾驶，但她始终还是一个副驾驶，她的老板很直接地表现出了在提拔她时的犹豫不决，因为她是女性。甚至她的父亲都曾劝说她尝试其他行业。“这是不可能的。”她说，“别再把头往墙上撞了！”
可是珍妮回答：“爸爸，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相信一切都会改变的，我要做领航员。”珍妮继续做着她的三年级老师认为是“童话”的事情。她从事过农药喷洒，进行了数百次跳伞，甚至作为一个天气调节飞行员在某个夏天进行了人工降雨。1978年，她终于成为被美国飞行协会认可的全国3名女性飞行受训者之一，50名女性飞行员之一。今天，珍妮·哈伯是一名波音737飞机的国家领航员。
这是一句适时说出的正面话语的力量，来自于珍妮所尊敬的一个女性的鼓励给了这个犹豫的小女孩儿以力量和信心，让她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今天，珍妮这样说：“我选择相信她。”
杨柳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无论我们飞到哪里，老师永远是牵挂！
老师的旧书
文/佚名
每当看到发黄的旧书，都会把我的思绪牵回中学时代，那段往事曾让我流过泪。
一天下午，我因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海涅诗集，上课迟到了。那节是语文课。我很害怕敲门，但我还是敲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没有挨罚，语文老师只是默默地注视了我几秒钟，然后便让我回到了座位上。他讲得十分生动，同学们听得很专注。我由于读海涅诗集心切，看时机已到，便迅速地翻开诗集，读完《异国》读《春天》，读完《春天》读《水妖》……
“看的什么书？让我看看行吗？”不知什么时候语文老师站在了我的身边。
“完了！”我心里想。
我颓丧地把书递上去，等待着他把书毁掉。因为，他从来都是把没收的书在同学们面前撕得粉碎。
“海涅诗集！喜欢吗？”他柔和地问我。
“喜欢！”我大胆地回答。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我感到他可能不会毁掉我的书，因为我看出他也喜欢这本书。
“喜欢，喜欢还在课堂上看？对不起，你心疼去吧！”说完他便把书撕得粉碎，扔进纸篓里。我顿时流泪了，仇视的目光透过泪水，狠狠地瞪着他的背影。下课时，他走到我的身边悄悄地说：“放学和我一起走，我记得咱们是同路，对吗？”
放学后，我想逃，可他在校门口等着我呢，我只好规规矩矩地和他一起走。
到了他家，他对他的女儿说：“去把我那两本书拿来送给这位哥哥。”我感到非常惊讶，莫非他不批评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