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总是那样关心着我的女人原来就是我的生母！我的生父与养父交情很深，养父多女无子，便把我要了过来，且郑重言明，以后再不准与骨肉之亲有任何来往，亲生父母更不许再认我，无疑是怕我知道内情之后近亲生远抚养。我不敢说这是乡间的陋俗，但它是乡间多少年沿袭的规矩，正是因为这规矩，生母对我只能悄悄地爱，战战兢兢地爱，也是压抑着将要喷涌出心田的复杂感情去爱。
这是一种奇异的母爱。
一种默默地关注，原来是一种奇异的母爱！原来爱就藏在只言片语中！大概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至亲不能相认，但不能相认并不代表不爱，相反的，那位母亲用另一种方式在诠释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无私的母爱。
我的母亲
文/佚名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候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儿“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儿，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9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儿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来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9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毕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给我把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发一点儿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儿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搭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吓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没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儿，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儿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儿，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儿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家中有事我母亲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一位既当后母后婆，又当慈母严父的母亲，为子女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使子女纵使没有父爱却一样地沐浴着父爱的阳光。母亲把所有的苦都往肚子里咽，作为子女的，应尽己所能为母亲带来安慰，用同样的爱来修补这个残缺的家，给母亲以心灵的安慰。我是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我的父亲母亲
文/佚名
无意间，在老家发现了几本相簿。翻开来，里头整齐存放着的不是照片，而是我父母亲年轻时来往的书信。我也想称它们为情书，但是那个年代的人表达含蓄，你情我爱是不提的，更像是家书。一张张泛黄的纸张，大部分是母亲写的。内容不离生活琐事，偶有岔题的，就是盼着那当海军舰长的丈夫早日归来。这些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我两岁时，父母便离异，他们的相处方式我从来没有记忆。这些信自然成了当时点点滴滴的荐证。
相互依靠的情义
母亲是韩国华侨，中文程度自然不及父亲。于是我看到，每封母亲写的信上，都会有一个一个红笔圈着的错别字，那是父亲帮她挑出来的，然后又把信寄回给我母亲。我母亲收到后都会在被订正的字旁写上一整行对的字，就像小学生被罚写生字。因此，每封母亲的信，都要这样两度易手，家书除了讲讲家中事，也是国文教材。父母俩如此不厌其烦，大约也是相互依靠的情义。及至想到他们的离异，让我不禁鼻酸。
据说他们从未吵过架。我也好奇，每个人都好奇，他们从没吵过架，为何离婚？到了我自己谈恋爱，才有体会，不吵架的伴侣才是要命。父亲是一个过分幽默浪漫的人，天塌下来的事，他都可以一笑置之，以为有比他高的人先顶着。错了一个字会自行补写一行的母亲非常不一样。母亲不能说杞人忧天，但却事事要求尽善尽美。她的每一个今天，可以说都是在为明天做准备。她又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有时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据说我姐出水痘的那一天，她跑去照顾亲戚家发烧的女儿，认为这样才是周到。这样的两个人，一个死皮赖脸时，另一个可能在怀疑“他是怎么回事”，自然不能说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