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从晚清就已开始的对西方文化和知识的介绍，促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中西科学、文化、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强烈地刺激了这些先觉者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在“救亡”目的下所进行的器物层、制度层变革先后失败后，看到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阻滞作用日益明显，因此，对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中国汇入世界格局的落后因素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已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共同感到的“当务之急”。只是封建政权与小农经济的长期默契配合，使得中国社会获得了高度的稳定性。社会变革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文化转型的临界点尚差毫厘之距。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室的专制统治，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它使封建大一统的思想钳制情形得到崩解，新思想因而更容易产生和发展。辛亥革命后十数年的军阀混战使得统治阶级无暇顾及思想控制，客观上为知识分子拓展了较为宽松的思维空间。多年来持续的留学热潮使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培养了发动主体与接受主体，再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在世界文化的参照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五四”思想革命由此发轫，新文化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阵地，新式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两面旗帜，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不遗余力、毫不妥协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封建文化。《新青年》鼓吹“人权”、“平等”和思想自由，揭露封建伦理的愚民本质，反对“奴隶道德”，鲜明地显示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最初然而又极为彻底的转变，为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立下首功。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试图以文化的破旧立新作为突破口，来实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激进的文化革新运动，它极大地解放了时人的思想，所向披靡地清除旧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为创获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契机，开创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的基本格局。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不久延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声名鹊起的《新青年》杂志因此由沪迁京。不久胡适也被聘请担任北大教授，来到北京。《新青年》属同仁杂志，主编及作者都不领取酬金，也不必考虑刊物的盈利，避免了媚俗与迎合大众读者，因此能在当时发出自己的个性声音。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蔡元培施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式办学方针而成为新思想自由争鸣的前沿讲坛。《新青年》迁京后，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为中坚力量，得以源源不断地汲取充沛的思想资源。杂志与大学在传播新文化方面殊途同归，何况北京大学还是启蒙的重镇，因此，北京大学与《新青年》这一校一刊的珠联璧合，为新文化运动迅速广泛地展开创造了极为难得的前提条件。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蓬勃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五四”运动又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便是对新文化的建构。在那种紧迫的情势下，他们选择了“拿来”，主张“以欧化为是”，于是又掀起了一股翻译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热潮，虽然一开始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思潮，他们可能缺乏辨别的能力，但外来文化对于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扭转却起到了任何别物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一致地选择了文学，主张从“文学革命”这一角度人手来实现中国文化的脱胎换骨。提起“五四”文学革命，不能不先从胡适说起。胡适（1891—1962）自幼在家乡就受到声名远扬的徽州学派的影响。徽人向以“敢于怀疑，敢于推翻旧籍”著称，而徽州学派治学的精神主要便在于怀疑与求实。1915年胡适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对于杜威及其实验主义哲学，胡适深得妙谛。他认为实验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义，但更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小心求证。徽州学派与异国的实验主义哲学在深度精神方面取得了契合，又内在地作用于胡适人格、性情的生成，为后来胡适在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作了有效的准备。
早在1915年夏天，正在留美的胡适便在和朋友的谈论中，流露出“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的想法，却不被好友梅光迪（1890一1945）所理解。对此，胡适以长诗赠之，信心百倍地预言：“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寸于不可止遏的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胡适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1916年《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刊登了谢无量的一首五言旧体长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全诗一味炫技逞才，华而不实，陈独秀却在“记者识”中极力捧扬：“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作此诗，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说明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对新文学将向何方推进还很茫然，缺乏理论的自觉与预见。而胡适却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足下之言日，‘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谢无量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足下论文已知古典主义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并在这同一封信中首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
不久之后，胡适应陈独秀之约，把自己此前提出的“八事”主张加以条理化，指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人手。八事者何？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模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日，务去滥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以《文学改良刍议》之名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为“五四”文学革命奏响了第一声号角。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还极力推许白话小说，以此为文学正宗，并提出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白话文学论”。胡适在文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显而易见，进化论对胡适文学观产生着显著作用。同时，胡适还提出，“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从而使《文学改良刍议》成为白话文理论的经典性文本。
《文学改良刍议》的本意并不在文学革命，而在于文学改良，而且主要是语言形式上的改良，但还是引起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注意和回应。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既是对胡适的唱和，同时又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以及文学革命所需的“三大主义”，对自两汉赋家以下的雕琢铺张的“贵族之文古典之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的原因归结为“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认为“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学采取了大面积否定的态度。与《文学改良刍议》既呼应又有所区别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落脚点在语言形式的变革，而《文学革命论》则重在文学内容的变革，两者相互补充，结合起来便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本。因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同时变革，对古典文学的具有实质性的超越才能实现。胡适的主张更纯粹，更具学术性，而陈独秀的文章则显示出从文学这一特定角度为社会变革、政治变革作舆论鼓吹的倾向，而且从思想革命出发提倡文学革命，显然比胡适向前多走了一大步。
胡、陈二人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积极反应。章门弟子钱玄同最先表态，而且态度比他们更为激烈。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斥骂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在《致陈独秀信》中又说：“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的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于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为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同时也透露出他的文学观念已然转变的信息。
为了使文学革命的主张在当时喑哑沉寂的社会中引起更多人的响应，钱玄同和刘半农还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演一位旧式文人，拟想他的口气，把旧派文人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念萃集起来，写成信发在《新青年》上，刘半农则针对王敬轩的指斥，逐条辩驳。钱玄同为了文学革命能够壮大发展，真可谓用心良苦。这出戏果然奏效，新文学的影响与日俱增。此外，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章皆是建设性的经典文本，对于将文学革命运动推向纵深功不可没。特别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思想革命》等文章中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作家只有在彻底地清除了头脑中的陈旧思想之后，创作出来的白话文学，才能算作新文学。此外，周作人还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口号，对“五四”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口号来源于《人的文学》这篇从个性、人道主义角度谈论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由此不难看出个性主义思潮、现代“人”学思想对周作人的影响。
文学革命自然会遭到守旧派的攻击。以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而声名大盛的林纾（琴南），进入北大后，“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因此对白话文极尽攻伐之能事。在给蔡元培的《致蔡鹤卿太史书》中，林纾指斥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的新式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企图以封建伦理、文化来压服革命派。不久之后，蔡元培发表《答林琴南书》一文，针对林琴南的信中内容，以貌似公允的态度重申自己“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实质上不动声色地维护了新派人士。林纾又写小说《荆生》，以含沙射影的方法来咒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企图通过人身攻击和借助政治力量来打倒革新派。此举不得人心，新文学阵线空前团结。《新青年》全文转载《荆生》，逐句批驳，林纾在历史潮流面前大势已去。
早年思想开明，以“严译八大名著”享誉文坛译界，尤以《天演论》最早向国人介绍进化论而为人称道的严复，在晚年思想趋向保守、退步，对文学革命同样持蔑视、攻击态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其不屑一顾的心理昭然若揭，然而历史将会证明，这种盲目乐观在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前不堪一击。
1922年，胡适与梅光迪的早年论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辩论。《学衡》是一份大型学术刊物，1922年9月创刊于南京，学衡派由此得名。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胡先辅、吴宓都有留美经历，熟谙西方文学，又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可谓学贯中西。他们持论温和稳健，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作为办刊宗旨，希图通过对传统文化及文学的研究、整理、利用和对西学的逐步融通来实现文学的“渐变”。尽管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等文章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在文化重构的关键时刻，鉴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根深蒂固，在中国文学变革方式的选择中，新青年派别无选择地采取了“突变”的姿态与方式，在世变激急的整体氛围笼罩下，这种充满青春气息与叛逆激情的方式，十分契合大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于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已成大势所趋，万众归心，任何试图阻挡它前进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迅速取得胜利，产生了广泛而义深刻的影响：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了语言形式的根本变革和大面积推广，1920年1月教育部还颁令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采用白话文；文学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同时丰收。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深化发展的表征之一，它有意识地解构与叛离传统文学，试图在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实现文学的现代化，也以创作实绩验证了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主张。关于文学革命的发生和迅速成功，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将原因归结为四点：文学发展上的新形势、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胡适是从白话文运动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地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此外。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那笼罩全国文人心理的科举制度现在不能再替古文学做无敌的保障了。第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