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文学革命发生的远因和近因。当然，假如没有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为文学革命所做的准备和铺垫，没有印刷技术的现代化和出版业的兴盛所导致的文本创造者和接受者的大众化，文学革命可能不会那么迅速就大获全胜。在这诸多因素中，外来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刺激尤显重要。外来文化的异质因素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传统文化的反观和质疑才由此成为可能。“五四”前后外来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心理上的冲击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文学方面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外来思想家主要有达尔文、尼采、易卜生和泰戈尔等。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历史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单向线性的时间里是不断进步的，对此，李欧梵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于时间观念的改变，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的观念，所以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进化论早在梁启超那里已被用来解释文学现象，到了胡适那里，仍然是一大利器。尽管进化论无力解释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深层原因，但在充满青春气息的“五四”时期，胡适用它来阐释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原因，仍然是相当有效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精髓，是胡适所谓的一种“评判的态度”，一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于此不难看出尼采的影响。尼采的“上帝死了”、“打破偶像”、“否认一切权威”、“重新估价一切”等宣言所具有的那种彻底的怀疑批判精神，加速了“五四”时期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对中国人独立思考习惯的形成功不可没，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水到渠成。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很多观点均可看出来自尼采个人主义哲学的影响。此外，郭沫若、茅盾等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接受过尼采的影响。
胡适提倡写实主义，向国人介绍易卜生，把易卜生视为敢于面对人生的现实主义者。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的《易卜生专号》，刊发了一组易卜生的剧作，引起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易卜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引发了“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和“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
泰戈尔的泛神论，以及他对爱与美、启悟与静谧的追寻也对作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冰心、王统照、徐志摩等作家，均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显露出泰戈尔思想及文风的不同侧面。
此外，日本“白桦派”所高扬的人道主义直接促成了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的诞生。约翰·密尔和孔德的实利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来源于卢梭的对自由的要求均对“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过深刻影响。外来思潮成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而“文学革命”的成功，又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来思潮翻译介绍的规模。因此，“五四”后不长的时间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历时出现的各种哲学和文化思潮都同时涌人中国，为一时之盛，造成了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开放活跃局面，这就形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模仿性特征和倾斜式的开放性特征。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胡适从白话文学的角度，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角度，蔡元培从“文艺复兴”的角度，分别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五四”文学革命采用激烈突变的方式，促使文学从中世纪跨进现代，导致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类型。
社团、流派与文学思潮
“五四”时期在大量涌入中国的外来文艺思潮影响下，初步形成不同创作追求的作家们，在社团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1921年，是现代文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年。这年1月在北京，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他们以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又次第编印、出版了《文学旬刊》《文学周报》《诗》月刊、《戏剧》月刊等杂志及“文学研究会丛书”二百余种。5个月之后在日本东京，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创造社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创造日》和《洪水》等十余种刊物。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纯文艺社团的成立，标志着文学革命已经从着重于文化批判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文学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同时也标志着文学革命初期少数先行者对旧文学的批判与对新文学的呼唤取得了良好效果，引起了普泛响应，大批文学新人出现，并成为致力建设新文学的生力军。
此后，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1922年3月，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四人在杭州组成湖畔诗社，一个月之后出版了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他们的诗以爱情诗居多，坦率纯真，具有浪漫主义诗风。
1922年浅草社成立，主要成员有冯至、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办有《浅草季刊》。其主要成员又于1929年成立了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沉钟》周刊继承了《浅草》的浪漫主义精神，继续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主张，对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浪漫派文学尤为用力。冯至是浅草——沉钟社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均致力于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抒发感伤和忧郁情绪的“自我抒情小说”。由此不难看出浅草——沉钟社与创造社之间的精神联系。
1923年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新月社。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诗镌》，以此为阵地，常在上面发表作品的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形成新月诗派。前期新月诗派针对“五四”初期白话新诗散漫无形，过于稚嫩浅显，缺乏含蓄和诗昧不足等弊病，提出“理性节制情感”和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因此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诗派的努力，对于新诗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24年11月语丝社成立，代表作家有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同、冯文炳、俞平伯等。此外，与语丝社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莽原社、未名社这两个青年作家社团，办有《莽原》《未名》等刊物，主要作家有高长虹、尚钺、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曹靖华等，多为俄苏文学翻译家和乡土小说家。
在这些社团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社团便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文学家联合体，属于“著作同业公会”性质，成立宣言是大家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清晰地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确如此，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对小说颇有心得的瞿世英便说：“先问什么是小说的范围？小说的范围便是人生，小说家的题材是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感情。他们所写的是他们观察人类之所得，人们的情绪和思想……但不论他们是怎样地写，总以人生为对象的。”相似的观点在文研会诸作家的文章中不胜枚举。如郎损（沈雁冰）也表态：“我承认凡是忠实表现人生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是需要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学研究会的大多数作家，都热衷于写表现民间疾苦、揭发社会病相、探寻人生意义、充满血和泪的“为人生”的“问题小说”了。
文学研究会强调艺术是“为人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的态度，使他们把注意的焦点对准了社会和人生问题，并在创作中使现实主义方法成为主导方法。初期文学研究会成员沈雁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介绍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作家要实地观察，运用科学的客观的描写法。但在创作实践中，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双重影响，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越来越普遍地在创作中渗透着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善恶判断，超越了自然主义的弊病，日益清晰地显示出俄国现实主义的影响痕迹，因此文学研究会也被视为一，个创作流派，尽管他们的流派特色并不鲜明，成员的创作风格彼此也差异较大。
1922年3月，创造社在《创造季刊》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并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他们奉信天才，认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主张文艺是作家自我的主体精神的表现：“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充实了的主观产出”；“艺术只是自我的表现，……一个赤裸裸的自我，堕在了变化万端的社会中，其所怀的情感，所受的影响，一一都忠实地表现出来。这便是艺术。”与文研会对东北欧弱小民族呼号抗争文学的青睐以及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心仪不同，创造社摒弃了现实主义真实再现生活的“模仿说”，主张个性的张扬，情感的表现，心灵的诉说，追求唯美的艺术形式，很多作家都创作过自叙传小说，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与浪漫的热力，因而形成了鲜明的流派特色。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从精神内质上来说，更契合“五四”这个充满炽热的激情与叛逆的气息，既狂飙突进、昂扬奋发又充满感伤、苦闷、失望与挣扎的时代现实景况与作家、读者的普遍心理感受，因而在当时轰动一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些社团、流派以各自风格迥异的创作，折射出所受社会、文学思潮不同影响的痕迹，而启蒙主义和个性主义是对它们普遍产生深刻作用的两大社会思潮。“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爆发的，因此新文化运动用科学和民主来启封建之蒙的意图自然地延伸到了文学革命的领域，并在新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极深的烙印。自晚清梁启超就开始的“启蒙”文学观，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启蒙主义并不止于文学领域，它和个性主义是“五四”时代广为流布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们共同作用于当时在中国社会同时并存的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新起的现代主义这几种文学思潮，成为对“五四”新文坛影响最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基础。
创作概述
文学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文学告别古典形态，开始向现代文学转型。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文体方面，而“五四”文体革命与思想革命是一体同步发展的。例如，“五四”“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直接促使了作家对传统文体规范的有意打破和对新的文体形式的自觉构建，古典的诗、词、文失去了原有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渐趋消亡，现代短篇小说、白话新诗、话剧、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体以耀眼的光芒汇入文坛，从而使“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成功地取得了共振。在文学风格上，现代文学打破了古典文学的宁静、和谐、优雅之美，代之以狂暴的呐喊、冲动、焦灼和控诉，给人以别样的艺术冲击。
文学的现代转型还表现在作家们摒弃了陈腐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代之以“为人生”、“为艺术”、“表现自己”等全新的文学观，一改传统文学宣教、训化的意图和死板僵硬的面目，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剖露自己的灵魂，记叙自己的经历，使得现代文学明显地具有了“入学”性质、心理深度和活泼、热烈的青春气息。作家们以前所未有的胆识颠覆和破坏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固有规范和程式化原则，在极端的破坏中极端地建设着，使新的文体、新的题材、新的主题层出不穷。
“五四”时代对人的发现，使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农民、妇女、儿童进入了现代小说家的视域之中。鲁迅的乡土小说既描写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物质生活的穷困、破败，对之报以深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精神上受戏弄、奴役而不自知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极为痛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了鲁迅矛盾的创作心态的极好说明。鲁迅将人道主义的悲悯与民族忧患上升为深重的悲剧意识，在对农民苦难与不幸进行展示的同时也对产生痛苦的本原进行了毫不松懈的追问。鲁迅开风气之先的乡土小说创作，直接导引了文研会乡土作家群的出现。
“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自然引申出对妇女的发现。这不仅是指男作家笔下对妇女存封建礼教的威压下不幸命运的展示与无尽同情（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也不止于对“人”的意识已经觉醒，勇敢叛逆旧礼教旧道德，自主选择婚姻爱情，甚军不惜离家出走的新女性的塑造，它还包括这样一个现象：
“五四”时期，在“妇女解放”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下，随着各地女子高等学校的相继出现以及最高学府对女禁的取消，现代文学出现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惊人现象：灿若群星的女作家气度不凡地登上了文坛，以她们逼人的才气、细腻的情感、风姿各具的笔触描绘着她们所处时代的各种现状，抒写着她们在这个大时代中生发出的种种喜怒哀乐，为此后现当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女作家中，冰心以“问题小说”和“繁星体”小诗广为人知；庐隐在《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作品中，细致描写女性纤微的心理感受，奔泻淋漓地抒发感伤哀切之情；冯沅君（淦女士）的《隔绝》《隔绝之后》文笔大胆峻浩，长于抒情；石评梅既写诗和散文，又写小说，和冰心一样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此外，还有同写“问题小说”，风格孤高俊爽的新文学史上最早的女作家陈衡哲：较多描写家庭生活，锋芒较为内敛的凌叔华和苏雪林等等。这些女作家以各具特色的才调为自己在新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她们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的表征。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把笔触对准个性自由、婚恋自由、妇女解放这些时代共名之外，这些女作家还都能真实袒露自己的心声，讲述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在时代洪流中发出个人的声音。除了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她们中有些人还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冰心的《致小读者》（散文）、《离家的一年》（小说）、《分》（童话体小说），凌叔华的儿童小说集《小哥儿俩》，都洋溢着母爱，充满了童心、童真和童趣。这些作品和叶圣陶的《稻草人》等，熏陶了一一代又一代儿童的心灵和情操，是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对“儿童”的发现与关注，是“五四”人的发现的重要成果之一，也表达了作家们对纯朴自然的儿童天性和不可重复的人类童年的怀念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