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沈从文就提出了都市的“阉寺性”问题。在他看来，人性欲望是健康生命的自然要求，也是生命存在的指标之一。他认为是文明社会中的知识和礼节使这些都市智者不能表达正常人性，造成他们的扭曲变态，“许多场面上人物，只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所谓思想观念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现出对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抽象和人的愚心”。人性的残缺导致人格分裂，生命被戕害，终至“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最后变成营养不足、睡眠不足和生殖力不足的近于被阉过的寺宦形态。无知无识的湘西男女看似粗野的情爱方式倒使生命得以和谐，接受现代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授们反被“文明”扼杀了真情实感，丧失了生命活力，变得虚伪、矫情、衰颓，这是沈从文对知识和道德律例最严厉的质问，也找准了中国文化羁绊人性正常发展的所在。
沈从文为这种种“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开出的药方是湘西自然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充满活力的生存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要返回过去，而是要超越现实，在更深更高的文化层面上瞩望未来，这是一种更为高远和美好的人性理想。沈从文也曾在《如蕤》《薄寒》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呼唤自然野性和生命强力，其中的都市知识女性以如蕤为代表，向往“强健的胳膊”，“强健的灵魂”，鄙视围在身边谦卑柔弱的都市男性。这些都市女性依然还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载体，表达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探索，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与人性发展相悖的文化积弊的反抗。
同中国其他现代都市小说相比，沈从文笔下的都市并不完整也不典型，他意识到“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他用“乡下人”的眼光和自然人性的尺度审视都市，那些更具现代都市特征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得到更多反映。他以湘西的价值体系对现代都市进行价值判断和审美观照，更多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缺陷和负面因素，反而忽略了都市文明现代和进步的一面，也无视湘西世界的美好终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消亡的悲剧命运。他对都市文明的反感和厌恶，也使他难以对其作出客观评价。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依然贯穿了他对人性和生命的哲学思索，因此即便是都市小说，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湘西巨大的投影，事实上，这类小说的存在对他而言也不具有独立意义，它是湘西世界的陪衬物，也可认为是湘西世界一个特异的组成部分。在对湘西世界的褒扬和都市生活的贬抑中，沈从文由正反两个方向彰显了他的人性理想和文学理想r他对人性异化的警醒和对人性复归的探求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这是其都市小说创作现代和超前的地方，他也在左翼和海派作家之外，提供了审视都市文明的又一个角度。就现代中国都市小说而言，沈从文提供了独特的都市经验和都市小说模式，他对现代都市生活某些侧面的独到发现，丰富了现代作家都市小说创作的总体格局，在现代都市小说的发展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也有论者认为他的都市小说创作具有开创性意义，“沈从文描写乡下人与都市人在乡镇和大都市相遇的小说，在今天看来，它实际上构成以后历久不衰的都市文学的视野与出发点。这种都市文学的诗学，恐怕要在今后台湾8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才开始起了变化”。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赞美，对都市世界的抨击不仅缘于他的文化立场和文学理念，也与他独特的文化心理有关。走出湘西之前，他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和信心，“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在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他走向都市，但代表着希望和未来的都市并没有接纳他，反使他备受挫败困窘。物质上和知识上的一贫如洗激发了这个湘西人的勇武和倔强，他在自卑和超越自卑中发愤图强。在对家乡的回忆中他发现湘西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正可与都市相抗衡，而他采取的自然人性的价值标准以及基于此的道德估量也帮他找准了都市文明的某些悖论。他越是张扬湘西的美好越是可以比照出都市的劣势，他以此超越深藏的自卑感，获得自信心，摆脱都市文明给予他的深刻的受挫情绪。这种心理有时会影响他对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价值判断，《道德与智慧》《来客》《老实人》等小说就表现出对知识者嘲讽和揶揄的失度；而与此同时他“有意无意地总要去赞美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一一切东西，不论是那原始的性爱，还是愚昧的迷信”。可以说，沈从文是从独特的观照视角、独特的参照系统和独特的文化心理出发构筑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的文学世界的文化内涵和他文学创作中的许多得失成败，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和答案。
沈从文是自觉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的作家。同他讴歌的理想生命形式相一致，他的小说在形式上也精莹圆润，美不胜收。他认为“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作家应该“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里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除此而外，他还强调要“超越普遍人的习惯，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一，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他用理解和同情的心灵关怀人事，在创作时常常投入自己的感受、体验和情绪，温爱、回忆、想象几乎无处不在，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即使在写实性较强的小说中，读者也能感觉到作者主体感情的暗流。他的都市小说在嘲讽和展览之余流露厌恶、愤懑的情绪，他也以混合着悲悯和宽容的态度刻画柏子的蛮强、虎雏的野性，而在《边城》《长河》中又流动着水一样舒缓的意绪，感伤又柔和。因为容纳着巨大的情感含量，他的小说又常被称为“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
强调自然美是沈从文小说诗意盎然的重要原因。他以清淡灵动的文笔抒写湘西的水光山色和人情风俗，营造人事与自然和谐的审美意境，带来悠远的牧歌情调。他的许多小说都从自然环境的铺写中展开，最典型的《边城》用大量文字写“茶峒”、酉水和两岸山中的翠竹、桃杏花，翠翠就在青山绿水中长大。《丈夫》《柏子》《黔小景》《三三》也都是在对景物习俗详尽描绘的基础上，展开“这一个”人物的悲喜故事。他笔下的自然景物与人事情感契合共振，《雨后》《采蕨》《夫妇》里年轻人所做的“呆事情”因为雨后的阳光、轻柔的春风和虫声的呜唱而显得美好、健康，有天真自然之趣。他还写风俗，《神巫之爱》中跳傩还愿的盛大仪式，《边城》里的端午活动，《长河》里的傩堂戏，都是湘西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既使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蕴含，也让沈从文笔下的自然流溢着野性、原始、无拘无束的勃勃生机，具有灵性和诗意。自然环境有时既是人性的外化也是抒发作者内心意绪的重要媒介。《边城》中经久不散的烟雨诉说翠翠无尽的忧伤，《黔小景》里沉默无言的黄昏景致和细雨泥泞的山间景色也一如当地人暗淡孤苦的人生。他还用象征手法强化小说的诗意，水边的白塔，山中的翠竹，翠翠梦境里的虎耳草，“恰如一堆堆火焰”的橘子，林中的野花，《八骏图》里的大海，《菜园》中的菊花都延伸了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深化了小说的哲理意味，强化了小说的抒情品质。当作者用饱含感情的笔致描写情景交融的环境和虚实相生的故事时，也就创造出韵味无穷的意境。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不拘于体制，常能随物赋形。他对文体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主张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认为“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利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望有些珠玉发现”，将三者文体界限打破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功能，也创造出充满诗意独具风姿的抒情小说文体。具体地看，沈从文用散文笔致抒情写意，他的小说或质朴蕴藉，或华丽夸张，或从容幽默。他也以地方志式文字描写风物人情，《柏子》不厌其烦地陈列水手唱歌劳动的场景，《丈夫》用上千字写黄庄男人为何让女人去县城河滩“做生意”，让读者对湘西特异的人生故事有更深的体悟和了解。而那些嵌入小说中的爱情歌谣则是歌唱生命热情与智慧的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还有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他在《边城》《长河》《神巫之爱》等许多小说中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生作远眺和俯视，具有历史感和纵深感。有时也在全知视角的结构下进行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的转换，最典型的是《八骏图》。小说开头以全知视角介绍主人公达士先生到达青岛后的活动，很快就让达士先生给未婚妻写信，以达士先生的视线和口吻表现其他几位教授性变态的种种情状，在限制视角下完成对其他“七骏”的形象刻画，最后又用全知视角说明达士先生自身的虚伪矫饰，既带来反讽和喜剧意味，也穷形极相地描绘出知识阶层扭曲的心灵。同样《旅店》《灯》《夫妇》《贵生》《在别一个国度》里也通过视角转换去完成情节突转或涵容更多故事。《灯》中就有两个故事层面，关于灯的故事和关于讲灯的故事。而《夫妇》讲了××村村民的故事，一对新婚夫妇的故事和璜的故事。沈从文对文学体式和叙事手段的随意调遣使他的小说获得了内在的自由。
沈从文小说题材的涉及面很广，表现湘西现实人生之外，都市生活、卒伍生涯、民间浪漫传奇、佛经演绎故事等都进入了作者的视野，他以不同的结构方式组织这些题材，不断求新求变。整体来看，他用民间文学和神话“讲故事”的笔法写《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也以薄迦丘《十日谈》式的连环套结构翻新《法苑珠林》；《夫妇》《渔》又是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就。在他的写实作品中，《八骏图》是共时叙述，各个人物的故事在总题旨的统摄下横向展开；《新与旧》是历时叙述，他以一个战兵在光绪年间和民国十八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段的价值错位故事质问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线性历史观。《边城》是一首圆润紧凑的诗；《长河》则由一个个带标题的章节组成，每一章节都可看作是分担了总主题部分功能的散文或短篇小说。沈从文还善用对比，《大小阮》用双线结构写性格命运相反的两个人物，在彼此人生道路的映照中褒贬自出。《菜园》《绅士的太太》《会明》《新与旧》也是如此。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更是整体性的对比。可以说，沈从文的小说内在、外在的结构都是收放自如的。当然，尽管他的小说呈现出灵动多变的自由结构，但在种种变化当中内涵或表达的却是相同或相似的文学主题：探寻和彰显健康、美好、自然和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者说，他就是在这一题旨的统摄下有系统、有计划地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的。正像他说，“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因此沈从文对小说结构的苦心经营不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叙事方式和文字语言、结构的变化，都最能体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沈从文在这些方面的自觉实践显示出他在小说创作时自觉的审美意识和文体意识。
沈从文强调文字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认为创作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他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立的风貌，首先是有清新洗练的古典美，用词精当、句式简短。这突出表现在他很少使用在白话文里使用频率极高的“的”、“了”等虚词，像《山道中》的这段描写没有一个“的”字：“这时节他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极高。上一条旧木桥，行人走过时便轧轧作响。傍晚山腰老树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远处山雀飞起时朋朋振翅声也仿佛可以听。溪边有座灵官庙，石屋上尚悬有几条红布，庙前石条上路人可以休息”。语言文白杂糅，句子短俏简洁，读来节奏明快。他的小说语言还有质朴无华的自然美。比如《阿黑小史》的开头，“若把江南地方当全国中心，有人不惮远，不怕荒僻，不嫌两水瘴雾特别多，向南走，向西走，走三千里，可以到一个地方，是我在本文里所说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油坊，以及一群我将提到的人物”，没有奇巧复杂的比喻也没有华丽雕琢的修辞，平淡无奇，如闲话家常，却切合了湘西的原始美和淳朴本色，使人感到亲切、真实，直接就将读者带人当时的情境。他的语言还注意色彩美，色彩搭配参差对照富于表现力，使人对湘西秀美的风光留下深刻印象。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更多从丰富的湘西生活中提炼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这些粗话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他善于把湘西方言和民间俗语提炼成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语言，只是几句对话就使人物活灵活现。柏子和情人见面时以对骂、诅咒和埋怨表达爱情，虽粗野却逼真；《三三》中三三和妈妈的对话，《边城》里翠翠和爷爷的对话，含蓄而羞怯。沈从文还善用比喻，造语新奇。他在《边城》中写山水，“溪流如弓背，山路似弓弦”；《凤子》由美丽植物引出美丽“有毒”的女子和“有毒”的歌声；他写萧萧顽强的生命力，说她“像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这些比喻就地取材，诙谐活泼、明慧洒脱。京派小说中，废名用写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失之滞涩，沈从文更为自如，他自认为较废名“宽而且优”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