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湘西生命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尊重和肯定的。起于绿林、毁誉参半的牯子大哥，执拗顽强的虎雏，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但在感情上忠诚痴情的妓女……他们的生命虽原始未凿但痛快淋漓；他们有人性的弱点，但淳朴正直、助人为乐、有诺必践等才是主要的性格特征。沈从文留下了湘西人心灵和命运的真诚历史，交织了强悍、美丽、苦难的历史。他在湘西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审视生命，与小说中人性探索、重造人生的主题相呼应，因而湘西的许多人物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可以得到彼此的印证，或者也可以说，是湘西鲜活的生命激发了作者的审美感受和创作冲动。《鸭窠围的夜》里的水上人极像“柏子”；河街偶遇几年行踪不明的“虎雏”，因而写了《虎雏再遇记》；《边城》中翠翠的原型原来是《老伴》中的绒线铺女孩；《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天天也有颗不受拘束的心……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艺术特色独特而鲜明。这些散文语言朴素、生动，善于吸收运用湘西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既摇曳多姿又古朴自然。表达人事的哀乐时深沉含蓄，常用平淡无奇的客观叙述让事实说话，沉痛的情感和人世的辛酸隐藏得很深。《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份》就是如此。《湘行散记》和《湘西》还将散文、小说、诗歌和游记等多种文学因素融于一炉，创造了独特的散文形式，表现出对散文体式的大胆实验和革新。他用抒情柔和的笔调详尽描绘湘西的风物人情和历史沿革，处处融人“我”对湘西山水人事的体验和感受，用全部身心倾诉他对那片土地的爱、依恋和悲悯，这些散文始终都流淌着浓郁的诗情。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严酷压力和“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辛苦”的特殊心境，沈从文的思想发生某种转变，创作了一些沉思默想式的散文，包括《烛虚》集和《云南看云集》中的一部分。他“烛照抽象人生之域”，对战争、文学、自然、生命、历史等诸多美学、哲学问题，作了奇异而独特的表述，文字精妙抽象，充满思辨、拷问和质疑，与他的湘西散文风格差别较大。
20世纪40年代末，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斗争愈加激烈。沈从文一直以来回避政治的中间立场和他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重塑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以及针对现实发表的种种言论，如《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文学周刊>编者言》《芷江县的熊公馆》受到来自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清客文丐”、“地主阶级弄臣”、“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等严厉责骂使沈从文陷入惶惑进而迷乱之境。沈从文在1948年到1949年期间度过了生命中极为非常的时期。他意识到“社会起了巨大变化，对于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他估计到自己很难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种种矛盾都使他的文学创作难以继续。也有论者从审美激情和世俗理想的深刻矛盾入手分析沈从文创作后继乏力的原因，认为是他“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浑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因受绅士阶层世俗理想的牵制而对自己的审美感受发生误解。1946年和1947年创作的《雪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就已标志着，“作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沈从文是直到50年代初才最后放下笔来，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体的小说家，他在40年代中期就已经从读者眼前离去了”。
小说
沈从文一生多产，小说创作成就最高。早期的小说大多反映湘西神奇的生活，带有猎奇意味，开掘不深。他讲述秋夜捕鱼、冬日围猎、街头决斗等许多童年趣事。也描写当山大王压寨夫人的商人女儿，以及被仇家致死的青年农民。还以初入都市的困窘生活为原型诉说青年知识分子的穷愁潦倒和内心苦闷，如《棉鞋》《篁君日记》等，有自叙传色彩，和郁达夫颇为相像，但常流于情绪宣泄。还有一部分作品如《来客》《一个晚会》《老实人》等则用漫画式的夸张描绘绅士和大学生们的种种丑态。早期创作在题材处理和表现手法上都显得杂乱，他自己也感觉“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大约1929年前后，沈从文创作了《龙朱》《牛》《萧萧》等成功的短篇小说，写作开始呈现新的面貌：他有意尝试多种题材的小说创作，自觉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技巧，追求表现的含蓄和意蕴的深沉。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迎来创作成熟期，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和作为批判性对照物而存在的都市病态文明景观渐渐清晰。相应地，其小说题材也分化为两类：乡村和抹布阶级的，城市和知识阶级的。
湘西负载着沈从文全部的人性理想和美学理想，这是一个充满“美”与“爱”的和谐世界。湘西题材的小说分为以下几类。1929年前后，沈从文以苗族或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为依据写出《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等小说，后来将佛经故事铺衍成篇创作《十日谈》式的《寻觅》《女人》《扇陀》《猎人故事》等，这类小说以浪漫传奇的手法表达作者对“神性”的赞美。对于沈从文，“神性”是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如他所说，“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因此它有特殊的含义，是“美”与“爱”的结合，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些小说取过去时态，从人类的童年时期或现代文明尚未入侵的历史中挖掘理想的人生形式，模拟神话、传奇的叙事方式，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热情、勇敢、诚实的极致描写赞颂“神性”，宣扬作者独特的生命哲学。《龙朱》写白耳族王子龙朱对黄牛寨寨主女儿的爱恋，龙朱是美的化身，他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他也是高贵品格的化身，勇敢诚实，“温和谦驯如小羊”；他还是爱的化身，他把爱当作自然和生命的组成部分。爱得刚烈的是媚金，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豹子与“顶美的女人”媚金约会，但豹子因为寻找白羊耽搁时间而导致种种误会，他们先后拔刀自尽祭奠了不渝的爱情。爱得极致的是《月下小景》，男女主人公在无法自禁的爱中发生两性关系，但当地习俗是女子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能与第二个男子结婚，因为不能在现实世界结合，他们便双双服毒，以死去抗争与纯真爱情相悖的习俗。沈从文将这些小说写得美轮美奂，它们所彰显的爱和美也都是一种极致的形态，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当时，“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沈从文是借湘西和湘西那些美丽的故事和传说复原了健康健全的人生形态，而这些情爱故事的种种极致表现亦是对“神性”主题的精彩阐发。
更直接地表现神性题旨的还有由《法苑珠林》中的佛经故事改写的一系列小说。这类小说对原佛经中宣示的经义作了改写甚至颠覆，故事情节离奇神秘，是“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扇陀》的勇气和魅力让人敬佩；《弹筝者的爱》中的寡妇仿佛是为艺术之美和爱而生，夜投其丑无比但技艺精湛的弹筝人而被拒绝后自缢。《医生》中的医生心地善良，为保护一只白鹅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他的牺牲精神使他的人格“光辉炫目，达到圣境”。这些浪漫传奇的小说流溢着楚文化原始、瑰丽的气息，透露出古典主义情怀，寄托了沈从文对人性真谛的思考，对“神性”的憧憬和渴望。
当然，沈从文更多是在现实的湘西世界里关注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的人生形态，发掘湘西健康自然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他始终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注视着故乡的农民、士兵和水手。《柏子》中的水手柏子，每半月或一月拿自己用性命换来的血汗钱去与他相好的妓女幽会，这次蛮强快乐的欢娱过后，他依然会冒着随时会在风浪里丢掉性命的危险去换取下一次的欢娱。许许多多个柏子就是这样在一种由他人看来异常和扭曲的形式中安置自己正常的情爱，“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在失身怀孕后险被沉潭或贩卖，只因生了个儿子才幸免于难，作品结尾是萧萧看着自己的私生子在唢呐声中迎娶大他六岁的媳妇，无数个萧萧就这样在四季和命运的轮回中上演着同样的悲剧而不自知。对“乡下人”合乎自然的生命欲求和坚忍执著的生命意志，沈从文是赞美和感慨的，但他更多写到了他们企望美好生活的幻灭和他们屡遭践踏复又顺应的无奈命运，哀叹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因此沈从文投射到文字中的感情是复杂的，赞赏、悲悯和同情纠结在一起，故而常被人误读，“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将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转化为对湘西下层人生形式的诗意描述，并隐藏在那些看似平淡的细节背后，看似轻淡，实则深重，这是沈从文式的表达方式。“女学生”在《萧萧》中虽只是偶被提及却尖锐地比照出两种人生和命运，在不经意间刺痛读者的心灵；《生》中的老人在幻想中替儿子报仇的方式又是他应付生存、博取观众一笑的手段，而“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在无情的生存现实和自然规律面前，老人的切肤之痛了无痕迹。“热情”和“悲痛”都来自于作者对湘西生命生存方式的价值重估：他在湘西下层人民倔强生存的美好品质背后看到了他们由于理性缺失而无知无觉、愚昧麻木的一面，萧萧的懵懵懂懂、《丈夫》中丈夫失去自己权利许久才意识到的痛楚、《生》中老人复仇的虚幻性，表面看来是受命运的拨弄，实则根源于此。这些小说也因此交织着美丽和苍凉。
沈从文还在湘西土地上发现了健康雄强的人生形式，他刻意表现他们原始野性的生命形态和元气淋漓的生命欲望。《虎雏》中的少年虎雏有着无法驯服的粗粝野性，在上海也未被“我”施加的城市文明和现代知识驯化过来，终于在城里杀人后逃离城市，暴露了城市文明面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生形式时的无能为力。老实平和的贵生（《贵生》）最后放的一把火揭示了湘西憨厚人性之外有血性、刚烈、倔强的一面，他和虎雏一样，有着“装在美丽盒子里”的“野蛮的灵魂”。《会明》和《灯》写湘西军中的老兵虽然外表雄壮威武，但内心单纯诚实，他们几近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和信念，不管世易时移，在凡庸呆傻中反见崇高和庄严。
湘西人的生命节奏与自然和生存本能的节律感应、共振。他们的生命欲望率真、大胆。《阿黑小史》里乡间少年的婚前性爱是完全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符合自然人性的；《旅店》中的黑猫对自己的生命欲求追求得勇敢无畏；柏子与情人间的情爱交流固然粗野，但彼此的爱却是真诚的。湘西的风俗环境对这种朴素健康的自然天性也是支持的，连长最后竟在情人家中办公（《连长》），老参军对勤务兵与情人相会的成全和宽纵（《参军》），点明健康雄强的人生形式与湘西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沈从文对湘西人身上勃发的生命力量的抒写与他“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为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的文学理想有关。因此，沈从文还塑造了许多历经沧桑却善良达观的湘西老者以及恬静柔韧的少女，尤其是后者，她们是“爱”和“美”的理想化身，往往具有美丽善良、天真纯洁的人性之美。《边城》中的翠翠是她们的典型，她“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对爱情也忠贞执著。同样，《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天天，也都或恬淡自守或聪颖外向，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透射出真、善、美的光辉。
沈从文以田园牧歌般的抒情笔调描述湘西儿女平凡琐屑的生活，尤其在《边城》中，他一直追求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得到了完美地诠释。沈从文认为《边城》“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不碍于故事的真实”，这个定位也适用于湘西和湘西的生命形态，毕竟“湘西世界”的建构一直都与沈从文试图引导读者“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紧密联系，而这亦是沈从文“乡村和抹布阶级”题材小说创作的主旨。清新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民性衬托出一个交织着“梦”与“真”的湘西，湘西和沈从文最终成就了彼此。湘西给予沈从文生命的智慧，而沈从文也是湘西风情最出色的表达者和湘西精神最透彻的领悟者，他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诗意阐释终于让自由美好的湘两在文字当中地老天荒，也使湘西挣脱了地理意义的限制而上升为生命的理想境界和生存的基本信仰。
当沈从文以湘西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比照商业化的都市时，都市文化就显出它的病态来，他用自然人性的尺度衡量都市文明，都市生活是腐朽糜烂的，都市生命也是萎缩退化的。都市光怪陆离的现代景观和汹涌澎湃的阶级斗争被他有意回避和忽略，代之以对都市两性关系的丑恶与暧昧不遗余力地揭露，他循此展开对都市“文明病”的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绅士的太太》和《八骏图》，前者陈列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无聊混乱的欲望游戏，后者描绘知识阶级的虚伪做作。这也是他都市题材小说的大致分类。《绅士的太太》写几个都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就是打牌、串门、赌博、偷情，夫妻之间看似有礼有节，实则充满乱伦、通奸和欺瞒。作者以冷峻讽刺的笔调写这些上等人为维持他们体面外表而特有的充满私心、遮遮掩掩的语言和行为，暴露他们道德观念的虚假和行为方式的堕落，由此映现上流社会肮脏糜烂的种种面影。《八骏图》中的学者、教授们看似道貌岸然老成持重，实则因为内心欲望被压抑和堵塞，性意识已经扭曲变态，成了精神上的阉人。“八骏”之一的教授甲在蚊帐里不仅放着《五百家香艳诗》，还挂着一幅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而主人公达士先生虽然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冷嘲热讽其他七位教授虚伪变态的种种情状，但最后自己也被海滩上的一个神秘女子所诱惑，并因此向未婚妻撒谎，推迟了归期，同其他“七骏”一样，有着矫饰扭曲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