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号一之，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第1卷第10号上发表短篇《三天半的梦》，步入文坛，1931年加入“左联”。从1929年到1938年的十年间，创作了近百篇短篇小说，计有短篇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脊背与奶子》《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春风》《追》《畸人集》《同乡们》《速写三篇》等，中篇小说《清明时节》，长篇小说《鬼土日记》《齿轮》《洋泾浜奇侠》《在城市里》等，儿童文学作品《大林和小林》《奇怪的地方》《秃秃大王》《学校里的故事》。张天翼以大量的创作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1942年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两卷。解放后曾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主编《人民文学》，又发表了影响巨大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儿童文学作品。
张天翼早期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后来“是切实起来了”，讽刺便成为他切入社会人生的利器，把轻松幽默的笔触伸向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别具一格的喜剧世界里展示旧中国千姿百态的悲剧世相。张天翼是鲁迅的传人，其讽刺艺术一如鲁迅的冷峻泼辣，又少些鲁迅的深沉凝练，他率先在左翼文坛恢复探究国民性，反虚伪、反庸俗和反彷徨是他小说的三大主题，与此相应，他小说的讽刺人物也主要集中在这三类上：一是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形象，如《脊背与奶子》里写长太爷在族权庇护下的无耻行径，他想调戏任三嫂，但遭到拒绝，为逼她就范，以“淫奔”罪名在祖宗香火祠堂上公审她，任三嫂的脊背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而长太爷的双眼始终睨视着她那双如同没蒸透的鸡蛋的奶子。后又以逼债为名，强迫任三以妻子为债务抵押，按夜伺候他，任三嫂佯装顺从，找机会痛打了他一顿，连夜与情人逃走了。小说戳穿了长太爷振振有词的道德说教背后的卑劣龌龊的灵魂，以喜剧的色彩嘲笑了统治阶级中道德的虚伪和堕落。张天翼的道德喜剧具有敏锐的文化眼光。二是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及小市民形象。作者对他们的灰色人生、庸俗可鄙和矛盾可笑的生活进行了多方位的剖析，突出他们虽感苦闷，却无力自拔的精神状态。《移行》里的桑华是个一心向往浪漫“革命”的新女性，参加革命后才知革命就是贫穷、危险的代名词，声称“为了革命”，又离开革命者爱人，嫁给让自己感到像“吃了一勺蓖麻油”的阔佬。三是愚昧不幸的劳动者形象。《包氏父子》是一篇优秀的代表作。老包是一个在大公馆干了三十多年的老门房，他企图摆脱贫困而卑微的奴隶地位，望子成龙，便把“往上爬”的思想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期望他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自己也好当当“老太爷”，于是，他千方百计地供奉儿子上“洋学堂”，自己的一件棉袍却穿了七年；小包两次留级，整日混同于资产阶级纨绔子弟郭纯们的行列里，甘心扮演一个“走狗”的角色，他根本不在乎老包的期望，甚至在别人面前不承认老包是自己的父亲。最后，小包因打架斗殴被校方除名，老包也在这一打击面前昏了过去，连他自己在家的生存空间也被儿子挤掉了。老包理想的破灭，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攀高结贵的病态心理和小生产者想改换门庭的庸俗思想。如果说老包是封建社会的奴才的话，那么小包则是半殖民地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两代人在思想上的形式差异与其内在同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老包的悲喜剧，不妨说是一出宗法制社会文化心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世俗悲喜剧。
发表于1938年的《华威先生》（《文艺阵地》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1期，后收入《速写三篇》），是一篇优秀的讽刺佳作，小说集道德喜剧、性格喜剧、风俗喜剧、意识喜剧于一炉，通过对华威先生这个混迹于抗战文化阵营中的国民党小官僚形象的刻画，揭露了民族矛盾掩盖下的阶级矛盾，敏锐而及时地曝光了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华威先生为抗战工作“忙”个不停，他总是以热心抗战的面目出现在各种会议和组织中，“永远挟着”公文包，“永远带着”“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不时的掏出怀表看一看时间，每天坐着黄包车穿梭于城市，忙于开会，凡会必到，到会必讲，每次讲话总是强调一点，抗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常以谦逊的口气蛮横地打断别人的发言，开会总是迟到早退，来去匆匆。透过这些典型细节的描写，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颐指气使、虚伪透顶、权力欲极强的文化官僚形象，深刻地凿穿了华威先生忙碌的实质：企图把一切抗战团体的领导权都抓在自己手中，甚至连妇女界组织的“战时保婴会”也不放过，但又“包而不办”，对真正的抗日活动毫无热情，只是为了达到限制、压制人民抗日要求的目的。小说对华威先生喜剧性格的成功塑造，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和竭力防范人民活动的卑劣行径，同时，透过政治的表层，深入到文化心理的深层，又隐括出我们民族在艰危时势中的某些国民弱点：重名分而轻实践，置大局于不顾而膨胀一己的劣根性。作品发表后，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引发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次讽刺文学的浪潮，在不断的解读中，“华威先生”也成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共名。
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虽没有鲁迅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老舍那样的精微纤细，但笑谑中闪烁轻蔑，嘲讽中露出锋芒，挞伐中透射沉思，体现了独特的简捷明快、冷峭夸张、幽默泼辣的讽刺风格。首先，通过速写性很强的富有戏剧张力的片断构思讽刺典型，淡化故事情节，突出对人物喜剧性格的集中刻画。《华威先生》截取主人公在亲戚面前以诉苦方式炫耀权利、坐在黄包车上耀武扬威地飞奔、三次赴会和为两次会议居然没请他而发火等戏剧性生活片断，使华威先生虚伪骄妄、浅薄庸俗又色厉内荏的性格得以集中呈现，情节单纯明快。其次，他的小说受狄更斯、果戈理、契诃夫的影响颇深，写人时善于提炼习惯动作与用语，将人物性格内涵的全部复杂性集中于一点，抓住人物的灵魂来廓大其小特征，写出大性格。写华威先生的每一个小特点、小动作，都跟他的权力欲相连并穿透其灵魂，他每参加一个会议，弹完“两点意见”的老调后，便匆匆离场，“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来”。以简洁而富有立体感的线条，漫画式地勾勒出一个虚妄无耻的小官僚形象。张天翼追求细腻的写实和漫画式的夸张相融会的艺术旨趣，《包氏父子》中对老包的刻画，不是从外形上加以漫画化，而是注重对其被扭曲的心态和灵魂的揭示，以一一种含泪的讽刺，表现他的期冀与幻灭、欢乐和痛苦的过程及悲剧命运，幽默中揉进深沉的痛切，掺和着揪心的悲愤，显示出张天翼冷峻、愤激的讽刺特色。第三，善于抓住讽刺典型自身的矛盾性作鲜明的对比，显示出辛辣、犀利的讽刺力度。从《砥柱》《移行》《出走以后》到《华威先生》，都可以看出这种讽刺技巧：先亮出人物的一面，然后以人物自己的言行来揭示出他的另一面，巧妙地使用自相矛盾的方法，让人物在对比中露出本相，达到讽刺目的。第四，重视叙述角度的灵活多变，有时透过人物的感觉来写，有时按自己活跃的感觉所能捕捉到的样子来写，体现出小说文体上的不断实验和创新。第五，小说的语言明快、洗练、泼辣，严肃中含有诙谐，幽默中略带峭利。他善于博采不同阶层人们生动的口语，并加以提炼，在不露声色的讽刺中让读者领略到幽默、尖峭的语言美感。
沙汀艾芜
沙汀（1904一1992），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笔名沙汀、尹光，四川安县人。1922年在成都就读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潮，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上海，走上文学道路，曾与艾芜一起致信鲁迅请教关于创作题材问题，鲁迅回信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成为沙汀创作的座右铭。193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同年底加入“左联”并继续创作，陆续出版了《土饼》《苦难》《兽道》《播种者》《堪察加小景》《磁力》《呼嚎》等短篇小说集，及长篇“三记”，即《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继续从事创作，作品仍以反映四川农村生活为主。
沙汀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名作是《法律外的航线》，剪辑了长江航线上一艘外国商船航行中的一连串镜头，画面构想别致，既勾勒出中国失去内河航行权的半殖民地态势，又从侧面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生动情景。该作与《老人》《战后》等意在“反映当时的土地革命运动”，这些作品受“左联”初期创作倾向的影响，多依据间接经验描摹群像，不重视个体性格的刻画，致使部分作品流于概念化。以后在《丁跛公》《代理县长》《凶手》《兽道》《在祠堂里》等短篇里，沙汀放弃了初期“印象式的写法”，开始把笔锋转向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社会上来，以凄冷凝重的笔调渲染川西北的阴惨气氛和黯淡无光的人生色调，愤怒地控诉和鞭挞国统区农村的黑暗暴政和凶顽势力，在世态人情的描摹中透出浓重的地方色彩，初步展露出讽刺的锋芒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体现出浓郁的悲剧意识。《在祠堂里》写一个追求爱情的弱女子被活活钉死在棺材里的惨剧，小说不仅由四川军阀的暴政返照了旧中国的普遍黑暗，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在社会心理中的病态反映。艺术上，“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声响，注入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酝酿成如磐黑暗的诗的意境，感情内敛凝重，使作品具有深沉滞重的悲剧感。
抗战爆发后，沙汀从上海回到了四川，他看到在欣欣向荣的抗战气象下深藏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他要将“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沙汀这个时期的小说针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行假公济私、大发国难财之实的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撕下他们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戳穿了他们把丑恶扮为美好、将残忍装成人道的虚伪本质，对他们的可憎、可笑、可鄙之处投以毁灭性的笑，写下了许多有讽刺喜剧色彩的作品，使他跻身于抗战后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之列，成为继鲁迅之后、赵树理之前在讥刺中国农村现实方面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家。《防空一在堪察加的一角》描写某县城粮绅们围绕防空协会会长的小小位子而发生角逐的丑剧。以兵役问题为题材的《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年），是沙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集中描写了四川回龙镇的两个头面人物为抽壮丁的事，在其香居茶馆里引发的一场争吵和厮打。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为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出于自保，将土豪邢幺吵吵已经缓役四次的二儿子密报县上，致使其被抓了壮丁，企图以此掩盖他自己在兵役问题上的劣迹。邢幺吵吵仗着大哥和妻舅的势力，在大庭广众之下大闹其香居，双方先是互揭老底，然后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正当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进城打探消息的蒋门神忽然来报，邢幺吵吵的二儿子因排队报错了数，“没有资格打国仗”，他被“开革”回来了，很显然，新任县长得到了邢家的好处。通过冲突的喜剧结局，暗示出继前任县长被撤职之后，新任县长高喊的整顿兵役也不过又是一个骗局，作品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黑暗腐败。小说在生动的场面描写中成功地塑造了地方当权派方治国和地方势力派邢幺吵吵两个典型形象，方治国是一个“碰见老虎他是绵羊，如果对方是绵羊呢，他又变成了老虎”的“软硬人”，他对上“一向糊得圆的我总是要糊的”，而对下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与邢幺吵吵的冲突中，被打得鼻青脸肿，从他的奸猾狡诈和胆怯无能中暴露了地方当权派的软弱无力；邢幺吵吵是个“不忌生冷”的“火炮性子”凶蛮无理，横行乡里，表现了地方恶势力的不可一世。小说对新县长的描写侧面落笔，不露声色，但却收到了神奇的艺术效果，最后，人们才发现他是这出闹剧的真正导演，方治国等人与之相媲，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小说构思精巧，明线围绕“抓人”实写茶馆里的一系列冲突，暗线紧贴“放人”虚写邢大老爷与新县长的幕后交易，结尾是明暗虚实的相互转化的交叉点，形成了绝妙的讽刺结构。小说对富有世俗画的“吃讲茶”场面描写，不但川味十足，而且冷峻中透出辛辣的讽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