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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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左翼小说(2)

1930年发表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一篇产生过国际影响的杰作。小说写穷苦妇女春宝娘,为了全家生计由丈夫被迫“典”给邻村的李秀才,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她蒙着奇耻大辱,哽咽着离开五岁的春宝,来到秀才家又遭遇醋意陡发的大妻的冷嘲热讽。当春宝病重的消息传来,她却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权利,憔悴得黄瘦不堪。三年期满,她又再一次撕心裂肺地离开怀中待哺的秋宝。坐轿返回旧家时,春宝已认不得娘,跟一群玩童“还在似赶猪那么地哗着轿走”。作者以沉痛的笔触揭露了重血缘承嗣的宗法制社会丑陋的“典妻”习俗,穷困和陋俗残酷地剥夺了春宝娘的人格尊严,她受尽凌辱,两度别子,神圣的母爱在这“典当”之中被两姓男人肢解为二,徘徊于春宝和秋宝之间不能两全,罪恶的社会不仅剥夺了她做妻子的权利,更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名为母亲实为奴隶,经受着心灵的巨大痛苦,读来给人以灵魂的战栗。作者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日常的人和事中取材,但在平凡中开掘出社会和心灵的双重悲剧,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把劳动妇女在阶级压迫下所受的精神摧残和心灵折磨写得这样深刻、这样怵目惊心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塑造人物全无《二月》的抒情笔调,而是把深沉的情感融入平实的叙述之中,以白描的手法、朴实的文笔,在生动逼真的形象描写中寄寓着“忧愤深广”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

柔石的文学创作围绕着人道主义关怀这一思想内核。经历了由关注小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到探索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再转向表现下层人民所受的阶级压迫,正好印证鲁迅对从“五四”到30年代进步文学发展所作的概括,从“要求人性的解放”到“阶级意识的觉醒”。

丁玲张天翼

丁玲(1904一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之、蒋玮、彬芷等。湖南临澧人。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从小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启迪。1921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后又转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此后,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早期的小说主要收入《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等三个集子中。1930年加入“左联”。主编机关刊物《北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著名短篇《水》。30年代前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水》和《夜会》,中篇《一九三○年春上海》,及长篇《韦护》和《母亲》等,成为新文学阵营中声誉很高的作家。1932年入党,1933年被捕,在南京幽囚三年。1936年经营救出狱赴陕北。抗战初期,曾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文协延安分会常务理事,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著有短篇小说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及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50年代初曾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编《人民文学》《文艺报》。1955年被错划为“丁、陈反党集团”成员,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去北大荒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投入监狱,度过了五年铁窗生活。1979年复出文坛,晚年她重要的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回忆录《风雪人间》《魍魉世界》,未竟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人物特写《杜晚香》及《“牛棚”小品》等一大批回忆性散文。1983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玲文集》(1—6卷),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丁玲文集》(7一10卷)。1986年3月4日逝世。

丁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丁玲早期的创作充满着“五四”落潮后新女性对“个性解放”的幻灭感,大胆地描写她们精神的苦闷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叛逆性格,以一种独立的女性意识,表达了现代女性在30年代的人生感受。《梦珂》是丁玲的处女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和早期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大胆地袒露人物灵魂的心理小说,作品的主人公莎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的时代的烙印的”、“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经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莎菲只身走上社会,要求个性解放,寻找自由幸福。在旅馆养病期间,她敏感、多疑、疲惫、烦闷,百无聊赖而又感伤不已,“心像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像一盆火柴在心中燃烧”。“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以至喜怒无常,因关爱自己又作践自己,为追求生而又糟蹋生,甚而怀揣着绝望的心情来养病,以失眠、酗酒等自戕的生活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失望与反抗。她执著而热烈的追寻着灵与肉相统一的爱情,但追求到的却是心灵的不能沟通和令人憎恶的欺骗,“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甚至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苇弟对她的爱是真挚的,但只会每日将泪水洒在她的手背上。她醉心于凌吉士的“中世纪骑士风度”,可他迷人的仪表下遮藏着庸俗龌龊的灵魂。她执拗地寻觅人生的意义却不得出路,渴望纯洁的爱情而又不时陷入沉沦的境地,既多愁善感又狂狷倨傲,既无所适从而又时时产生“及时行乐”的幻想。她在理想和现实的极端矛盾中作着痛苦的挣扎,她是反抗的,但这种反抗是孤独的、带有病态的,是无出路的。莎菲形象的复杂和矛盾是“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无主的真实写照,说明个性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没有过时,它已带上了病态,作者把这一时代特征聚光笔下,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小说擅长心理刻画,笔触细腻委婉,曲尽其情。大胆地暴露与剖析,颇有郁达夫自传体抒情小说的风格。丁玲塑造的梦珂、莎菲与茅盾笔下章秋柳、慧女士、孙舞阳等众多新女性一样,丰富了现代小说的人物画廊,为新文学增添了光彩。

“左联”时期,丁玲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长篇小说《韦护》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与冲突,韦护沉溺于温柔的爱情而荒疏了工作,后在革命者的“帮助”下,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永远睡在爱情的怀中讴歌一世”,遂离开丽嘉,到革命中心广州去了。韦护走后,丽嘉虽感到幻灭的痛苦,但在时代浪潮冲击下,也幡然醒悟,决心“好好做点事业”。由于丁玲对革命者的生活缺乏了解,韦护形象不够鲜明,“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但《韦护》是丁玲尝试革命文学的开端,从中已透出了时代的亮色和创作转变的新风。之后的几篇小说如《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二)》也落入了“革命+恋爱”的模式。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深入,丁玲创作题材逐步扩大,小说的主人公也开始从知识分子转移到贫苦农民身上。《水》的出现,在选材和主题的开拓上具有“转向”的意义,它突破了作者过去惯写的表现知识分子个人反抗和苦闷的题材,也终结了流行文坛的“革命+恋爱”模式,直接表现广大农民的苦难和觉醒,描写苦难者被迫而起的集体行动,以进步的阶级意识写重大现实题材,给左翼文坛吹来了新风。《水》突出了群像塑造,却忽视了个别典型的刻画,结构松散,语言也较为粗疏。尽管如此,《水》仍不失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篇力作。沿着《水》开创的道路,丁玲写了《消息》《法网》《奔》《夜会》等,反映了30年代初的社会面貌。《母亲》是丁玲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作品,作者原计划从清末写到3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革命,因作者被捕,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母亲》未能写完。作者发挥擅长写女性的艺术才能,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展示了以曼贞为代表的“‘前一代’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文笔朴素细腻,风格清新明快。

1936年9月,丁玲奔赴陕北,参加了革命实际工作,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丁玲勇于坚持真理,尊重自己的艺术个性,她的作品中很少有解放区作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简单化、图解化的艺术表现倾向,也没有从单一的政治视角来选取材料、评判生活,而是坚持用现代意识对生活进行综合,在表现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变革时,也没有忘却思想启蒙的重任,深沉的眼光和浑厚的气魄,使她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及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医院中》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受过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并初步接受了革命洗礼的年青女医生,她有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高度的现代意识,想以科学民主的方法来管理医院,使医院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然而她却不断地遭到非议和责难,以至于人身攻击,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对抗中,她失败了。作品通过陆萍与环境的尖锐冲突,既揭示了具有科学管理、民主思想和高度责任感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偏狭保守、自私苟安、蒙昧无知的小生产者习惯势力及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又刻画了陆萍性格的复杂性:她想改造环境,却不善于策略;她光明磊落,却有点脱离群众;她遇事倔强,却又难免孤傲。小说一发表,曾受到严厉的批判,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她能继承“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解放区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产者思想习气的问题,让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肩负起“改造国民灵魂”的伟大使命,显示出敏锐的思想穿透力和可贵的坚持真理的勇气。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正确地表现农村的阶级关系,真实地反映土改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者没有从概念化租公式化出发去简单地理解和表现地主同农民的斗争,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的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来的微妙曲折的斗争形态予以真实的再现。以张裕民、程仁为代表的贫苦农民和以钱文贵为代表的豪绅恶霸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小说的主线,钱文贵是暖水屯地主阶级的“首尖”人物,他的胞兄钱文富却是村子里种二亩菜园地的地道农民,堂弟钱文虎是村里的工会主任·他的二儿子钱义是八路军战士,儿媳是富裕中农顾涌的女儿,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委员,收养在家的侄女黑妮又是村农会主任程仁的恋人。农村各阶级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联系构成了暖水屯阶级矛盾一、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小说在表现贫苦农民和恶霸地主之间这一主要斗争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同一阶级、同一营垒内部存在的各种差异、矛盾和斗争。同是地主,钱文贵、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等,他们在土改的急风暴雨中采取的策略和态度是不同的,相互之间也明争暗斗。钱文贵千方百计地给自己涂抹上一层又一层的保护色,他善于“应变”,送子参军,利用女儿和侄女的婚姻拉拢干部,隐藏极深;李子俊女人也变得勤快起来,伪装穷困以笼络人心。,在村头巷尾对干部报以笑脸。当斗争农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抱出装地契的红漆匣,痛哭流涕地“请”他们收下,毫无思想准备的“那群雄赳赳的佃户”在她的表演下吃了败仗。同是贫农,既有刘满这样怀着深仇大恨、站在斗争峰尖的人物,也有侯忠全这样白天分了地晚上又偷偷地退地、精神被压垮了的落后农民。村干部之间乃至工作队员之间对土改的认识、态度及政策的理解都有明显的差异。小说在反映农村阶级关系的广度、深度及对人性的剖析、批判上,都超过了以前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作品,就是跟同一时期反映土改的其他作品相比,也显得很扎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首先表现在结构上独具匠心。小说写了暖水屯的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全过程,以农民与地主钱文贵的斗争过程作为全书的主线,以富裕中农顾涌跟地主、贫农都有亲戚关系作为结构的中心,穿插其他矛盾冲突,情节波澜起伏,疏密相间,线索纷繁,主次分明。这一结构安排使土改斗争本身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常用人物分析和心理刻画相结合的方法。小说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时穿插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点的叙述,这种穿插虽然有时影响到故事发展的连贯性,但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同时,丁玲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细腻地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艺术才力,让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外在冲突达到有机的结合,真实地写出他们的希望与失望、欢乐和痛苦。在第37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作者用饱蘸着感情的笔触,将农民翻身的欢快、喜悦心情与李子俊老婆的怨恨、沮丧、复仇的阴暗心理交织在一起描写,充满着诗情画意,并融会着作者对生活的独到而深刻的体验。第三重视场面描写。作者善于把环境介绍与人物描写、故事叙述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现,如斗地主会场上的沉闷气氛,果树园里的欢快场面等,有静有动,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外,语言细腻优美,富有表现力。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叙述略显单调沉闷,但它仍不愧为一部以宏大的叙事和历史的深度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佳构。

丁玲在延安及后来华北各地,写了不少散文和报告文学,著有《西线生活》《陕北风光》等散文集。如《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文,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丁玲的抒情散文也很有特色,最早的名篇有《不是情书》《五月》等,到陕北后写的《文艺在苏区》《战斗是享受》《风雨中忆萧红》等也都脍炙人口。

解放初,社会活动的频繁,几乎使丁玲疏于创作。1954年至1956年只写出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开头几章。她的散文、特写、杂文、评论等体裁的作品却获得了意外的丰收。著有散文特写集《欧行散记》,杂文、评论集《跨到新的时代来》《到群众中去落户》等。《欧行散记》是她两次赴欧的见闻和感受,讴歌和平、颂扬社会主义是其重要内容。丁玲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更见功力,如《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国的春天》《记游桃花坪》等,都倾注了满腔的心血。“文革”结束至70年代末,她发表了《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部分修改稿、人物特写《杜晚香》《“牛棚”小品》等。1981年冬,丁玲访问美国时写下了《曼哈顿街头夜景》《芝加哥夜谭》《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等散文名篇。把对美国生活情景的如实描绘和马列主义的精辟见地熔为一炉,开创了游记散文的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