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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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小说创作(二)(4)

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的无耻暴行,使世人看清了反动者的真面目。一直从民间取材,执著抒写故乡农村生活的台静农,适时转换手中的笔,将目光从“地之子”移向社会的“建塔者”。作者在《建塔者·后记》里明确表示:“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这精神是同殉道者一样的伟大。暴风雨之将来,他们热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这暴风雨的先驱。本书所写的人物,多半是这些时代的先知们。”事实上,这种激进思想早在《地之子》的首篇《我的邻居》里已初露端倪,在这里则表现得更集中。《建塔者》是一篇出狱青年的心灵独自。作品以主人公倾诉的方式,讲述自己和受难同胞们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将自己比作“建塔者”,认为“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如果说这篇侧重表现的是革命者的誓言,那么《死室的彗星》里的革命青年——庚辰君,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誓言。他为了严守革命机密,备受敌人毒刑拷打,以至壮烈牺牲。该集还有一些小说仍表现乡土题材,作品在努力保持《地之子》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阶级意识、反抗意识。《人彘》回想“我”儿时的一段残酷记忆。小时候,学校隔壁的驻防士兵黑夜“杀猪”,天亮得知,所杀的“猪”原来是个佃户,由于连年天灾,无法偿还地租,被田主押送到营部解决。“这时候,我的幼小的心,对于兵的信仰,完全破裂了,平常课本里告诉我,兵是保护国家的,现在知道了兵是欺负穷人的。”从此,“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阶级的仇恨。《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写外省逃荒来的老柯,一辈子忍受饥饿的煎熬,本分老实的他,偶尔也不得不偷窃一点主人的食物,一旦被人发现便显出极度的羞愧。三十年后,依旧赤贫的老柯带着体弱多病的老婆乞讨着返回故里。《井》虽然也涉及田主对佃户的血腥剥削,但这里作者第一次塑造了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作为佃户的儿子,“他”从小经受了世间的不平。“父亲为了给主人掘那不急需的井,以致活埋在井里”。母亲也过早离开人世,“他”怎么也忘不掉“父亲被压死的狰狞的面目”,“母亲慈祥而忧伤的容颜”,就连身强力壮的哥哥,由于付不起田租,也被主人逼得上了吊。在这块土地上,父子两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深深觉悟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就永远翻不了身。在革命火焰光芒四射的时候,他“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

抗战爆发,激起了作家们的爱国热忱,他们努力抒写时代的风云变化。30年代作品渐少的台静农,重新点燃创作激情,写下紧贴时代的作品。《大时代的小故事》和《么武》赞颂安徽故乡人民抗击侵略者,保卫祖国家园的动人事迹。前者重在塑造英雄群像,后者则描写一位普通逃荒者在抗击日寇中的英雄气概。与此相对照,《电报》则刻画了一个鼓吹“希特勒法螺”的抗战蠹虫的丑态。特殊时期,姜景行举家迁徙重庆,目的是参加“政治市场的竞逐”,捞取政治资本,愿望落空后,回沦陷区充当汉奸买办。《被侵蚀者》叙写一个乡村“硬汉”被基层统治者侵蚀的故事。吴福全由于地界问题开罪了联保主任家,不仅两个儿子被抓了壮丁,还打起他闺女的主意。一天,他趁县长下乡之际,告了联保主任一状。联保主任怀恨在心,找机会诬陷他“通匪”,并以“勾结汉奸”罪将他关押起来。倔强的吴福全不服气,在语言上毫不妥协,因为他相信县长会主持公道的,就连他突然被释放,也以为是县长替他做的主,等回到家才知闺女已被联保主任抢走了。作品极具讽刺意味,“硬汉”吴福全天真地将希望放在上层领导身上,语言的硬气,给自己换来的是更大的苦头。沙汀著名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艺术风格与此颇为相似。可惜,吴福全没有邢么吵吵那么“有来头”,因此,斗争的结果截然不同。

台静农作品数量不多,两部短篇小说集,加之几篇抗战小说,就是他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成就。在这些作品里,《地之子》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奠定了他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台静农创作的黄金时代,那么《建塔者》可以看作其创作的转折。虽然作品内容紧跟时代,但艺术上,由于作者缺乏厚实的生活底子,反不及表现农村生活的那么深入、透彻,具有震撼力。所以,第二部作品出版不久,就有评论者指出:“严格地讲,这集里所收的文字,十之八九是不能具有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外形,所以说它是些‘手记’与随笔,我觉得是更适当得多的。”虽然反映抗战的几篇小说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纠正,突出人物性格,但都不能超越最初的辉煌。

王鲁彦(1901—1944),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字返我,后改为忘我,出生于浙江镇海农村的一个小有产家庭。童年少年时代在农村度过,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在其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诗意的印象,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许多珍贵的资料。18岁离开家乡,独自漂泊到上海,开始艰辛的人生探索。1920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加人北京“攻读互助团”,期间在北大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对年轻的王鲁彦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这位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带领王鲁彦走进文学的队伍,从此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创作上。有一段时期,由于题材选择和艺术作风的接近,他和叶绍钧、许钦文、冯文炳、胡也频等人,被当时的批评家称为“鲁迅派”作家。王鲁彦自学世界语,翻译了不少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其中波兰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显克微支对王鲁彦的创作影响深远。王鲁彦还曾担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世界语助教,爱罗先珂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1923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开始文学创作。他是一位勤奋耕耘,成果颇丰的作家。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屋顶下》等,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小说《婴儿日记》《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等。王鲁彦还译有多种外文小说,如短篇集《犹太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等,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等。

由于生逢乱世,加之个性清高,王鲁彦一生过着漂泊不定、贫病交加的羁旅生活,这使他对社会人生有较为深刻的体认。在文学创作上,他执著追求真善美,对于乡土、故园、亲人的无限怀念,和对人性恶以及社会不公的厌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茅盾指出:“作者的向善心,似乎是在常常鼓励他做一个人类的战士,然而他又自疑没有那样的勇力。”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时时回荡在他的前期作品中。短篇小说集《柚子》是王鲁彦献给读者的第一束文学花朵,由11篇作品组成。《秋夜》是其中最早的一篇作品,表现人生的矛盾和悲哀,手法近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写一个梦中之梦,在梦中“我”四处听见人们的呼救,决计要去拯救他们,可是在找寻拯救者的路上,困难重重,“我”只好在“悲伤的前进,失望的希望”中发出沉重的叹息:“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没有勇气杀人,又没有勇气自杀,诅咒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还是求流弹的怜悯,给我幸福罢!……”这是一个朦胧地意识到社会的不义和丑恶而执意前行的施救者,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陷入被围困的境地。如果说《秋夜》表现的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欲拯救人类而无能为力的苦闷和焦灼的话,那么《狗》则是作者“颇为锐敏的感觉上所发生的向善的焦灼”,是对自己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深深忏悔,是对自私、冷漠、麻木心理的讽刺。“我”与爱罗先珂同游北京西山路遇乞丐“我”的无动于衷,引起爱罗先珂严厉的斥责,这使“我”陷入无法原谅的痛苦中。这种残酷的自责和心灵的解剖,体现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深切呼唤。

鲁迅曾对《柚子》集里的《秋雨的诉苦》《灯》《柚子》《美丽的头发》等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王鲁彦作品的特点是:对罪恶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渴望自由的乐土,但由于逃避现实而不能,只好做一个玩世不恭者,对黑暗专制或进行无情的挞伐或冷嘲热讽。“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柚子》是王鲁彦早期代表作,它和《灯》一道被鲁迅选编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作品以湖南军阀混战时期的现实为背景,塑造了一个顽世者的形象。作者以极具讽刺的笔调和反语,写“我”客居长沙,“有幸欣赏”军阀大肆杀人的“盛况”,并大声呼叫:“湖南的柚子呀!湖南人的头呀!”出离愤怒的“我”将落地的人头比作地上滚动的柚子,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小说不仅写统治者的荒淫暴行,还刻画了一群围观者在观看杀头时的亢奋情绪,深刻揭示了民族劣根性。这和鲁迅笔下的“看客”,如出一辙。由于作品题材多取自家乡农村,因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他为“乡土文学的作家”。作品《自立》《许是不至于罢》《阿卓呆子》《菊英的出嫁》皆反映浙江宁波农村的生活故事。《自立》写一个土财主要造一所大屋,被平日关系不错的嫡亲哥哥“王大眼”告了一状,说他的墙脚侵占了官路。为打官司,他卖掉自己的田,花光现款,并且卖掉大屋的一半基地。“王大眼”打官司也花费了许多精力,结果连一个铜钱也没弄到。作者想要告诫读者,“世界并不如你脑中的世界一般的美丽,人类的心也并不如人类的脸色一般的和善!”《阿卓呆子》的主人公阿卓有过“年少英俊,气盖一世”的人生辉煌,父亲死后留下十几万家产由他挥霍,不几年,花光全部财产,变成一个任人欺侮的“呆子”。这两篇作品以人道主义立场控诉金钱的诱惑和罪恶,指出金钱不但撕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且腐蚀人们的善良本性。《菊英的出嫁》反映浙东民问旧俗——“冥婚”。作品记叙菊英的母亲怎样疼爱女儿,思念女儿·张罗着要替她定一门亲事。接着写她给女儿办嫁妆、出嫁的过程,当读到送亲的队伍中出现一具棺材时,才知道这盛大的婚礼原来是一场冥婚,菊英早已患白喉病死去。作品手法独特,出奇制胜。人物心理刻画生动鲜活,送亲场面的描写具体细致,通过红灯、旗子、吹鼓手组成的仪仗队,前来观看的老少村民,渲染出婚礼场面的气派。如果读者未看到迎宾队伍里的棺材、纸人、纸箱、青轿等,谁能不认为是一幅热热闹闹、欢天喜地的迎娶图?读者差点被作者的妙笔所蒙蔽。作品文字背后隐含着对愚昧陋习的深沉悲哀,风格上近似于俄围梭罗古勃的《未生者之爱》,《许是不至于罢》的艺术手法与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和《黄金》被茅盾认为是“作者的最好出品”,这两部作品揭示了乡村小资产阶级微妙的心理变化,体现了王鲁彦厚实的生活积淀和艺术素养。文章以诙谐之笔写在时局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叫王阿虞的土财主娶儿媳妇,请乡邻吃喜酒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土财主对自己身家财产的惴惴不安,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对农村有产者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