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清军节节胜利，康熙仍然想招降王辅臣。康熙十四年七月，他又给王辅臣发去一道招降敕谕说：“平逆将军又取延安，兰州、巩昌依次平定。大兵云集，平凉灭在旦夕。”大兵交战之时，百姓多遭杀戮，“以尔之故，而驱百姓于锋镝，朕甚不忍。今复敕尔自新。若果输诚而来，岂唯踊涤前非，兼可勉图后效。”将其罪行概加赦免。
王辅臣回奏康熙说：“皇上念及兵民，概从赦宥，但如柯安抚，天语未及。在事兵将，未免瞻顾。”表明很想回心转意，但又担心朝廷将来变卦，心存疑惧，不敢贸然归降。
康熙十五年二月，康熙派图海负责西北战局，他坚持执行康熙用恩招抚的策略，围而不攻，围而不战，攻心为上，劝诱其降。
六月六日，图海命周培公携带康熙的赦诏，再进城抚慰。在康熙真心的感召下，，王辅臣终于宣布投降。
康熙用恩收服王辅臣，不仅解除了对京师的巨大威胁，而且翦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顿时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局。用人点拨严格的管理在现代管理中是必要的，也是现代管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严格的规章制度、健全的选拔和考核机制，确实能够调动广大下属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领导者若想培养下属的忠诚之心，让下属努力为部门效力，光用严格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用严格的管理倒不如对下属施以恩情。
拾还状元一张牌
胤祯虽然当了皇帝，但他的皇兄皇弟始终不服气，连民间也有不少风言风语，说他这个皇帝当得不清不白。为了镇压反对派，防备意外之患，胤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到处刺探侦查，甚至连民间发生的一些琐事，也都要一一汇报。
胤祯即位之初，曾连下十一道谕旨，文武百官，决不可胡作非为，“若有不法行为，必难逃朕之明察”。状元王锦元在家中和亲友玩牌，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胤祯忽然问他昨晚玩些什么？皇上如此关心，王锦元能不如实相告？胤祯听了，笑道：“不欺暗室，真是一个状元郎？朕赏你一物。”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张牌。王锦元接过一看，正是昨晚丢失的那张。
还有一例，王士俊离京出任总管时，张廷玉向他推荐了一个仆人。此人身体健壮，办事勤快，十分能干。后来王士俊奉命入朝，那仆人提前辞行。王士俊感到十分奇怪，仆人解释道：“你这几年没什么大错，我要入京向皇上汇报，替你先打个招呼。”王士俊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仆人，竟是皇上特地派来监视他的心腹侍卫。面对这样一个如日中天、无幽不照、明察秋毫的皇上，臣下岂敢再自作聪明。用人点拨安置耳目，派遣特务，打探下属的举止言行，了解部下的所作所为，已为今天的法律所不允许，当然不是当今领导者所大力提倡和效仿的。
但是，作为管理者应该时刻了解下属的意图与想法，知晓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并适时地予以满足与照顾，则是必要的。
人才要重用，但更要驾驭
乾隆在铲除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政治集团的同时，擢用新进，以取代雍正朝遗留下来的老臣。最先受乾隆重用的是讷亲。讷亲早在雍正时就进入军机处，但年轻职微。乾隆对他颇为赏识，称“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二年恢复军机处时，就特意提拔讷亲，使其位居鄂尔泰、张廷玉之后到第三，并将鄂、张二人的职权逐渐削减，交由讷亲负责。
而讷亲对乾隆这种知遇之恩也涌泉相报，不仅勤理政务，还廉洁自持，不授他人以把柄，因而十多年来一直都能得到乾隆的信任。
然而，讷亲的权势逐渐增加之后，乾隆又心生戒备，加上其他大臣的弹劾，在乾隆十三年，利用讷亲督师金川失败为借口，将讷亲处死于军营。
讷亲先受重用，又逐渐遭到怀疑，乃至最后被杀死在军中，这种死非其罪的下场，是乾隆玩弄驭臣之术的结果，它也从侧面向其他大臣暗示了一个道理：即使如讷亲这样深受皇恩的权臣，只要办事不利，皇帝也可以随时置其于死地。
在讷亲之后，得到乾隆信任和重用的是傅恒，傅恒是乾隆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的弟弟，于乾隆五年入宫任蓝翎侍卫，七年擢为内务府大臣，十年在军机处行走。当讷亲于乾隆十三年被杀之后，傅恒就被乾隆提升为首席军机大臣，一跃而至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而傅恒此时年仅２６岁。
傅恒本人也的确没有让乾隆失望，他不仅通晓军事，平时处理政务也明敏练达，深合乾隆心意，屡次受到乾隆的称赞。傅恒任首席军机大臣共２３年，始终都能得到乾隆的信任。当然，这与他的才能是分不开。
乾隆在讷亲之后提拔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小舅子傅恒担任首席军机大臣，而没有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由“年高望重者”任此职，当然有其深意。这一方面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可以乾纲独断，拥有慑服群臣、不受干扰的无限权力；另一方面也向朝野表明，皇帝对于具备杰出才能的人才，即使年轻位卑，也可以得到破格提升。由此创造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这也正是乾隆前期政治较为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用人点拨领导地位是否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官员的素质以及对他们的控制和驾驭，仅有高素质、高能力的下属而领导缺乏驾驭之术的话，也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同时，在驾驭人才，使其按照自己意愿工作的时候，也要多多综合各方意见，切莫一意孤行，以免造成不当的过失。
学会恰当的授权
有人统计过，从曾国藩门下崛起的人，囊括了晚清政治、文化、科技领域人才的三分之二，曾国藩不仅是个教主，更是个没有加冕的皇帝。其势力之大，影响之深，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人敢望其项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曾国藩有一个培养人才、笼络人才的秘诀，等他把人才放出去，这些人争得的权力和利益，同时也就是他的权力和利益。权力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曾国藩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拉拢、培植、扶持人才的成功。他在造就人才方面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其应当爱惜，褒奖他的时候就像是甘雨滋养禾苗，训诫他的时候则像严霜对待万物；嘴上要不停地称许，笔下要不停地劝勉，还有哪个人不一心向上呢！”
从历史和自己的经历中，曾国藩总结出一条成功的铁则，那就是：如要将规模做大，就必须放权，让手下自由发展。但是，让什么样的手下和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
曾国藩在分权方面有技巧，一个是紧：对有异心的害群之马一定要清除，局面小时，要尽力维护手下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另一个是放：具备了一定规模，足以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忠于自己的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自达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即使另谋发展，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是血浓于水，总可以互相照应。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只是这里少了一个臂膀相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全力帮助李鸿章创办淮军，甚至从湘军中调出精锐，使淮军能成军，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他定营伍之法，器橇之用，薪粮之数，全部仿照湘军章程，并且也用湘军营规加以训练。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
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担重任。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
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领，程原是陈玉成部勇将，后兵败投降清军；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是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大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都是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拨归淮军。
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其中湘军出身的占了多数。
三月四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对于左宗棠，自从左宗棠投奔曾国藩后，名义上是四品衔帮办军务，实际上，他一上任，曾国藩就派他去编练湘军。左宗棠回乡招募兵勇，自成一军，后来这支部队发展到５万多人，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曾国藩派他收复了浙江和福建，大胆任用，使他很快与自己平起平坐。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２０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即使曾国藩已经去世，湘淮势力仍控制中国政局达５０年之久。曾、李两家世代关照，自不待言，就是左宗棠，虽嘴上对曾国藩不以为然，实际上对曾家非常照顾。他多次推荐曾国藩的女婿和儿子出任高级职务，同时与曾国荃相互依傍，并推荐他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使曾家数世不衰，这恐怕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
用人点拨
从历史上来看，授权对于行走于官场中的人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而对于现代领导来说，恰当的授权更加能够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提高工作的效率，所以领导者要学会恰当的授权。
如果下属有能力去执行任务，领导者应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不干预或牵制他们的行动。只有这样，领导者才可以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发挥下属的才能，才有利于领导工作目标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