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中国转型经济的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认识，通过揭示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内涵即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并系统分析和科学测量了这两种能力。以“浙商”为实证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属性的差异（理论探索性研究和理论验证性研究），分别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和定量的管理统计方法，研究了转型经济中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现将本书的研究结论、研究启示和研究展望做以下分析。
第一节研究结论
第一，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实质是制度变迁，转型经济释放与激发了企业家能力，转型经济对企业成长产生的制度性影响及由此催生的战略性影响的综合认识，本书所提出的假设是：从制度视角来看，中国转型经济的演进正在强调企业家的两种主导性能力——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这两种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日益重要。根据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的强弱，可以划分四种企业家模式：战术企业家、愿景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和战略企业家。
第二，企业家制度能力是指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和（或）内部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企业家制度能力包括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以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为作用对象，通过外部制度创新，打破外部制度约束，获取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以企业产权制度和职能管理制度为作用对象，通过内部制度创新，优化内部管理效率。根据过程维度的测量，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都包括制度洞察力和制度执行力。企业家制度能力是具有浓厚的本土情境内涵的新概念。另外还发现，这种企业家能力尤其是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是一种高端的企业家能力，为少数优秀企业家所拥有，不具有普遍性，因此适合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李书福领导的吉利集团和徐文荣领导的横店集团这两家代表性“浙商”的多案例研究后发现，转型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日益重要。企业政治行为是企业家制度能力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中介。企业外部政治行为体现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其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发展获取组织合法性。
在转型经济情境下，如何获取由政府裁定的规制合法性是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的主要作用目的，其重要性超过获取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这两个案例分别从产业层面和企业产权制度层面初步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在获取规制合法性的过程中，正式制度为企业家提供制度创新所需的资源条件，非正式制度为企业家提供制度创新需要的市场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企业内部政治行为表现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其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发展优化内部管理效率。
第三，企业家战略能力是指体现在企业家领导战略管理过程中的用于管理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包括战略制定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根据理论分析、企业家访谈、探测性问卷调查和正式问卷调查及其检验，企业家战略能力包括战略制定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
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有5个测项，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有6个测项，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有5个测项。
第四，通过基于“浙商”的实证研究，证实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家战略能力的提高，能够显着提升企业的绩效。研究也发现，企业家战略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战略制定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来进一步实现的。
就战略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言，证明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战略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的加入并不会显着降低，说明在企业绩效的两个维度上都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的提高，能够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同时企业家的战略制定能力受到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如企业家的职位，不同职位之间，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有显着的差异。同时经营企业的年限与企业规模也会对企业家的战略制定能力产生明显的影响。这都说明了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的提高会显着提高企业的绩效。
就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言，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不过执行能力在企业绩效的两个因子上的表现却有一定的差异，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的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着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成长潜力的正相关关系却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即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成长潜力之间的关系随着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的加入而变得不再显着。同时还发现，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的强弱会受到企业家年龄和职位的显着影响，年龄较大的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有显着的提升，同时处于总经理位置上的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更高，这与企业中总经理的主要职责是战略的执行相吻合。这就说明战略执行能力的提高更能提升企业当前的盈利能力。
就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言，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个正相关关系在企业绩效的两个因子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即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的正相关关系会随着模型中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的加入，而变得不再显着。总体来说，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相对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并不是很稳定，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的影响，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是改善企业绩效的更重要的因素。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即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可能要通过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的发挥才会起作用，随着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的提高，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在降低。出现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是本书量表的开发尚需进一步改进；另一方面，可能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发现，即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变革能力可能表现为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的函数。或者，战略变革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可以看做是战略制定能力或战略执行能力的延伸。如果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提高，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就会明显降低。至于战略变革能力与战略制定能力、战略执行能力的真实关系及作用机制如何，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此外，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发现企业产业性质和企业家教育程度对绩效并没有显着的影响。企业家工作时间对企业家战略能力也没有显着影响。不过，企业家经营年限与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显着相关。不同职位的企业家战略能力也会有较大差异，其中处于董事长职位的企业家战略能力最高，这与董事长的职责——从事企业战略管理工作相吻合。
第五，转型经济情境下的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对“浙商”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下结果。
首先是环境动态性中的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转型经济变量对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中，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动态性会对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且在两个绩效维度上都具有统计显着性。在战略执行能力维度上，环境动态性在成长潜力这个绩效维度上表现出对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但在盈利能力这一维度上，本书并没有发现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在战略变革能力维度上，环境动态性在成长潜力这个绩效维度上表现出对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但在盈利能力这一维度上，本书并没有发现环境动态性对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
其次是环境异质性中的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转型经济变量对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中，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异质性会对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且在两个绩效维度上都具有统计显着性。在战略执行能力维度上，环境异质性在企业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绩效这两个维度上都没有表现出对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同样的，在战略变革能力维度上，环境异质性在企业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这两个绩效维度上都没有表现出对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
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现环境异质性对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用。
最后是环境敌对性中的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中，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敌对性会对企业家战略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且在两个绩效维度上都具有统计显着性。在战略执行能力维度上，环境敌对性在企业盈利能力这个绩效维度上表现出对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但在成长潜力上，本书并没有发现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家战略执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
在战略变革能力维度上，环境敌对性在成长潜力这个绩效维度上表现出对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但在盈利能力这一维度上，并没有发现环境敌对性对企业家战略变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企业家战略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历史渊源和“浙商”群体现状，第六章的研究是就成长型中小企业而言的。在研究中发现，成长型中小企业和非成长型中小企业两组样本的调节回归结果差异比较大，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和两组样本之间的企业家战略能力差异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战略能力要显着高于非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战略能力。企业家战略能力较强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家管理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较强。在转型经济情境下，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由于具备较高的企业家战略能力，成长型中小企业能够较好地管理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家能够利用好转型经济所带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机会。而非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由于企业家战略能力较低，不能较好地管理环境不确定性，也就不能利用好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机会，使转型经济环境对这种企业构成一种威胁，进而影响企业家战略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就从企业家战略能力的角度揭示了成长型中小企业优越于非成长型中小企业。
第二节研究启示
一、提升“浙商”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的举措
根据本书的研究结论，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是转型经济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要求，基于“浙商”的实证研究业已证明：在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家制度能力或者战略能力更强，企业绩效则更好。因此，对于“浙商”来说，提升这两种企业家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使所涉及的举措具有针对性，必须明确“浙商”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和战略约束（项国鹏，2007）。
1.“浙商”面临的制度约束
制度经济学语境中的（正式）制度是协调组织之间及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权、责、利的规则。从层面角度可以分成宏观层面的中央政府规制、中观层面的区域政府规制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规制。前者具有同质性，后两者具有异质性。“浙商”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迅速兴起，充分得益于浙江在计划经济向古典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体制优势。然而，随着当前浙江从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二次转型，比较体制优势会随着区域之间制度竞争的加剧、本地区企业竞争的能级提升和企业制度需求的多元异质化而褪色。这时，具有制度异质性的中观层面的区域政府规制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规制的制度约束效应会迅猛显现。这种制度约束也正是对“浙商”制度能力的挑战。